作者归档:张公子

鸡皮疙瘩、崇高与政治不适症

作为观看或是“被”观看主旋律电影的观众来说,我不得不承认,至今在观看这样的电影时,仍然会有一种莫名的体验。特别是在英雄人物英勇就义时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之类的台词时,浑身冷不丁的会激起鸡皮疙瘩。

从生理学上讲,鸡皮疙瘩是人在发生恐惧、害怕等精神情绪变化时,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水平增高,立毛肌收缩,毛发直立的现象。生理学对于鸡皮疙瘩的描述巧好契合了美学的崇高理论。康德把崇高视作人在遭遇不可估量的空间或强大力量时,人们体验到一种认知无助、无法理解。或者人们会强烈感受到生理无能、无力抗拒压倒性的力量。但在深陷痛苦、难以确定或倍感耻辱中,主体又很快突然被拯救,重新对人类的理性的尊严、坚不可摧的人性的道德力量有了信心。

主旋律电影通过刺激视觉而激起的心理变化进而凸显在体表上的鸡皮疙瘩现象,就是一种崇高体验。恐惧、害怕等情绪直接来自于主体面对客体庞大的空间体积和巨大的力量时的无助,而同时期肾上腺素水平增高和交感神经兴奋则同时是一种被拯救回后的美学体验。

当然,鸡皮疙瘩起因还源自于台词的肉麻,以及作为一个观众深怕周围人洞悉自我内在情感的焦虑。虽然早已有意识的清洗被灌输的“哲学”,但主旋律电影刻画在儿时情感中枢上的烙印却依然难以抹去。这种焦虑非常尴尬,其与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一书中,回顾自己在观看一部文革期间的电影《春苗》时获得的尴尬相同,那就是一方面对于电影拙劣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程式化的情节作呕,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在的情绪会被影片夸张的表现所感染,甚至潸然泪下。

对于普通的读者或者观众来说,一部影片或小说能引起观众某种情绪,如感动或激愤或者鸡皮疙瘩,然后在看完后就能立刻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心理中去,这或许是现代人观看电影或文学作品的基本要义所在:进电影院就是为了享受一次情感的渲泄,一次集体式狂喜或悲情。然而,当询问为何自己情绪如此变化,什么东西激起了内在情感反应时,观众就转变为一个研究者。

与国内研究者开篇就关注于民族、国家等当代或历史“大”问题展开的思路不同,个人体验是欧美学术研究的重要起点,博士甚至硕士在进入正式研究阶段前,需要在提交研究计划时附上一份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或动机信(Motivation

Letter),其内容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申请者从其个人体验出发而上升到学理上的讨论实则已成为一种常规。研究者自我在历史中或事件中的感触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来说。例如周蕾在《写在家国以外》的序言从其自身“不懂中文”开始着手研究香港在“中国”及“大英帝国”之间的尴尬身份,并最终质问后殖民研究遭遇非西方国家时面对的问题。


王斑从其自我体验开始酝酿“进而研究中国文化中美学与政治的纠结”,其关注的核心就是为何崇高造就了自身的尴尬处境。而革命影片所激起观众产生崇高感以及鸡皮疙瘩,正是通过将个体的情欲转移到政治和革命的叙事中去。它并非是清教徒式的压制个体情感,而是十分乐意通过政治的手腕去宣扬它。情感的利用非但没有削弱而是强化了电影的意识形态力量。伴随着庄严的号角和激昂的乐趣,电影镜头描绘了一个踏上革命生涯的主体在经历了不断的考验和失误,终于上升到历史主体崇高的位置。从《青春之歌》到《聂耳》等一系列主旋律电影无一不采取了相同的崇高化逻辑,他们在观众(也是群众)的潜意识中,在他们感官、情感、欲望以及快感的层面上再造了意识形态。

实际上,从“美学”这门学科诞生的18世纪开始,美学就与政治一直纠结在一起。康德1790年发表的《审美判断力批判》就是试图通过美学来沟通理性与道德的鸿沟,如果说康德的美学最多关注还只是伦理道德上的问题,那么席勒从1793年开始陆续发表的 《审美教育书简》直接就以时代的政治问题开始,途经审美,又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终。如果把政治视为一项艺术,那么美学正是关于诸多对立之间所处平衡状态的一种描述,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正义也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状态,一种智慧、勇敢和节制三种美德能各安其分而不逾越的平衡。虽然柏拉图要将美和艺术驱逐出他的王国,而席勒却要建立一个审美王国,其实两人之间的分歧还不算太远。

席勒煞费苦心地把美学作为政治的救治之道,与中国在20世纪初一开始就把美学作为一剂政治和国族的疗救方案是同一思路。王斑详细的分析了王国维这位看似艺术神圣性、独立性的卫道士,在其著作中却隐藏着一股以美学美育与艺术体验来解决和治疗其时代情绪消沉和道德败坏等弊病的暗流。“王国维所开的良药,就是宗教和美学:下层社会施以宗教,上层阶层化以美学。”(第10页)在战乱纷争的20世纪前半部分,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都不遗余力的试图通过美学上的拯救来造就一个新的国民,这与身体上的拯救同步进行(见黄金麟著,《历史、身体、国家》

新星出版社2006)。此后,1960年代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而美学作为一门有标准教科书的课程也正是肇事于1960年,王斑注意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其时正逢“三年灾害”时期,在身体遭逢匮乏的时代,中国正是依靠美学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80年代又一次出现了一股美学热,其时美学实际上担任起了人文启蒙的角色。

在经历了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渗入一切的泛滥期后,再谈论美学或艺术与政治的话题似乎没人搭理。这与西方的左派思想(新或后马克思主义)再次被引入中国所遭遇的情形类同。在一个人人避开政治、莫谈国是的时代或许是其之幸,因为我们终于从那种干预自我私生活的强权政治中解脱,可以沉浸在自我爱好或审美趣味或对金钱的无止境追逐中;也是时代之不幸,毕竟政治是人得以维系其自由的基本保证,无人过问政治意味着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时代让人去“寻找政治”之时,也是其岌岌可危之时。倘若政治尚不至于危及我,我就避而远之。然而,当真正危及之时,人又显得特别能够容忍,因为时代风气已经如此,我们习惯了在政治上的沉默。因此,伊格尔顿说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60年代政治运动退回到书摘里进行自我反省或学术革命。

与美学在理论上总是试图参与政治叙事一样,文学、电影等艺术形式通过创作实践着其政治目标。至今,电影作为娱乐与国家政治仍然纠缠不清,每逢国庆或党庆或军庆时,毫无例外的会有主旋律电影奉上献礼。或许是为了躲避主旋律电影的崇高话语,后现代主义通过“恶搞”的反讽式作品,从民族神话到国族英雄,尽其能事地进行崇高的解构。在官方看来,这些恶搞就是一种对其精心所搭构起来的“伟光正”和“高大全”的崇高形象予以搞恶,这一点尤其让其担忧,因为“崇高”叙事的神话会在后现代的“恶搞”洪流里湮没、崩塌。因此,互联网所上传播的恶搞作品遭遇到了严厉的封杀。值得注意的是,禁令并非以互联网的管理部门信息产业部所下达,而是由主管电影与电视审查的广电总局所发布。从其越权的政令中,凸显了作为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的广电总局所具有的政治洞察力。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刊载于《独立阅读》第4卷2-3期

感谢也要排坐坐

幼儿园开新年晚会,学校会为这学期参加区里各种竞赛获奖的小朋友再次颁发奖励。有一位小朋友获得了绘画比赛的第一名,老师问她拿到奖励后想要说什么,该小朋友回答到,“我首先感谢园长和各位老师的栽培……”话未说完,下面家长先沸腾起来,有的说“这小孩长大了肯定有出息”,有的则不屑的说“想不到父母竟然把这样大的小孩教的如此世故!”。

比起幼儿园那位小朋友,周洋的获奖感谢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眼里看来,似乎说的太像没受过教育,或者至少是爱国主义教育。周洋获得奥运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冠军时,被问及获奖感想时说:“会让我爸妈生活得更好。”就被官员批评说,“运动员得奖感言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

的确,1991年出生的周洋,15岁就进了国家队,可能还没来得及接受“感言培训”就拿到了金牌。于是,这位副局长就表示今后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要保证运动员在获奖后的感谢不至于纰漏了国家。由此看来,虽然离邓小平同志1978年提出的“解放思想”已经过了30多年,但这种将国家放在首位、集体利益至上的思维定势看来并没有多少改进。

国家即使出了不少钱来培育一个人才,无论个人努力的动力来自于自利还是他利,最重要的首先是承认其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该官员要求运动员首先感谢国家,其潜在的含义在于周洋能获奖首要在于国家的培养,其次才可能是周洋的个人努力,以及父母作为其内在的动力。周洋的动力从其感谢上看在于为了父母的他利而非自利,很难想象如果支撑其奋斗的动力仅仅是“为国争光”的话,她是否真的会取得现在的成绩。

个体的不被重视在科学研究上很容易看出来,一项科研成果如果其归属权不属于研究者,而首先要先归功于国家的话,我们很难看到科技的进步,更别获得提诺贝尔奖了。反而观之,任何以集体、国家的名义所从事的研究希图为国家取得技术领先的地位时,除了造假其研究结果往往是无疾而终。

国家与个人之间在感谢词上的排坐坐争夺,显现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南辕北辙。正如周洋的父亲所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出自肺腑的。如果副局长的德育推行的顺利,那么恐怕我们今后也难以听到这样令人感动的感谢了。就像那位从小就被灌输了先感谢集体、感谢领导的幼儿园小朋友,已经学会了盛行这个国家的两套话语: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最简介的“潜规则”定义。

爱国教育最后演变为“谎言”教育。不知道这是个人的可悲,还是国家的可悲。


刊载于《1984先锋队》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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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字的政治语法

被自杀、被就业、被捐款、被小康、被代表、被失踪、被结婚、被涨工资等以“被”为前缀的短语在2009年迅速窜红互联网,并成为网民评选的2009年年度词语,甚至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被时代”。每一组由“被”字所构成的词汇都对应着一组具体事件,本文已无需再分析每一个“被”事件背后的社会成因,而是要深究“被”字如何成为一种“话语政治”。

汉语习惯使用主动语态,很少使用被动语态。当使用被动语态时表达的是主体不情愿做的事。正如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所说,汉语的“被动式所叙述的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并非一切的叙述都可变为被动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 353页)王力认为,使用被动式与汉语的欧化有关。“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同上,334页)英语中使用被动语态的频率很高,这也是中国英语老师教学生写作文时常用的诀窍。无疑,“被”的重新发现和突兀地嵌入到当下语境中与英语教育的普及密不可分,或许学过十年英语的中国人还没学会如何开口说英语,但至少我们学会了英语的被动语法,并适当地改造了汉语的构成,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讽喻。

然而,被动句式的使用不仅仅是汉语欧化的结果,而是标志着“被”字句的民间话语对官方口号主动句式的反转和对抗。官方口号通常使用的是省略了主语的主动时态。如“为人民服务”、“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主语省略在现代汉语中主要表现为承前省略主语和蒙后省略主语两种情况。官方口号在语法现象上属于承前省略句,然而根据句法,它却没有所能共享主语的前句,因此严格来说它们都属于病句。当然,本文并不是一篇教读者辨识句病的语法讲义,而是要追问为何这些口号中都省略了主语?省略的主语是什么?

毋庸置疑,这种省略了的主语还原后所指向的皆是同一个主体,即党或政府。使用省略的作用在于该句的主语为不言自明之物或人。因此,官方口号的潜在政治含义在于确认并强化了主语的主体作为该句动宾成分的唯一合法性和不容置疑的位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正是通过省略了主语的主动句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不言自明性甚至不需要符合现代汉语语法。

而在上述“被自杀”、“被就业”等形式的被动式句法中,省略的不是主语而是动作发出者。将其省略还原后不难发现其与官方口号所省略的主语为同一主体。然而,把主动语态转换为被动语态绝不是一篇语法练习题。我们知道通常在下列三种情况使用被动语态:不知道谁是动作的执行者;没有必要指出谁是动作的执行者;只需强调动作的承受者时。

首先,自杀、就业、结婚等在语法理论和日常生活中主体不可能“被”的动作和行为却发生了,主体的确不知道谁是动作的执行者,他沦为一个被动的客体。我们的政治环境和教育理念一向都把主体,把“人”视作历史和政治“宏大叙事”的螺丝钉,人无法在其中获得自主权,有的只是对没有确定面孔的“人民”的颂扬。个人只是历史洪流中一个无法抵抗,只能顺从的角色。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动作的执行者是谁,即使知道也并不能改变“被”的命运,总之你只需按照输入的政令代码完成一段程序运算。

其次,确实没有必要指出谁是动作的执行者了。正如官方口号中不言自明的主语一样,在所有事件的背后都是那个不言自明的同一执行者。隐去了动作执行者一方面是主体在严厉的言论控制中进行表达的一项策略,也表现了动作执行者在主体的反抗中的不安,它必须借助于无所不在的关键词过滤机制,从而隐藏起自身的不洁。公共领域里的政治批评着实已经无需言明他批评的对象是谁,也无需使用隐喻、反讽等修辞来婉转表达。对付新闻联播里农民工“幸福”地数着钱,灾区人民“感恩”正确领导等叙事的最好方法就是加上“被”字,就即刻撕破了其政治话语的伪装。

最后,使用只需强调动作的承受者的被动式也是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官方口号的主动式语句中的宾语所进行的反抗。保留了主语的被动式,是将事件主体进行还原,然而当人试图重新获得了主体位置时,他却无奈成为了政治操作下的牺牲品。从宾语到主语,主体并没有获得任何权力,他仍然是一个行为被动的接收者,主宾位置互换所试图产生的权力关系的反转却在主动式反转为被动式时所抵消。这或许是所谓“以人为本”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即使你是人,一个解放了的、拥有自由的人,但仍然逃不脱你被动的地位。

“被”与不及物动词搭配的奇异搭配,既是中国社会的怪异之处,也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因此“被”字是中国史上最短的黑色幽默。在个体试图颠覆政治权力话语,扭转宏大叙事中主体人的被动地位时,他却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当我们不必再使用被动句,人重新占据主语的位置时,才能说我们是历史的“主体”。

至少,“被”是一种获取话语权的努力。

刊载于《1984先锋队》 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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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玲”的凸点

 

林志玲,无疑是该片最大的亮点,比起《赤壁》里演技的青涩,在《刺陵》里显得放开了许多,也更加游刃有余。因此,可以得★★★★★。

周杰伦,没想到他说话和唱歌一样吐字不清。由于没有字幕,我一直很难听清他在说什么,看完之后都没搞清楚影片中他们各自饰演角色的名字。总之,感觉看周杰伦的电影和看他的MV,基本分不出什么差别。人情上给个★★★★☆吧。

陈道明,记忆中除了古装戏,陈蜀黍不管啥时候都一直戴墨镜的吧,真想不出来在漆黑的地下宫殿里,戴个墨镜怎么还能找到机关。没啥特别突出之处,给个★★★★吧。

曾志伟,真的不想在电影里再看到这张脸,尤其是那怪里怪气的腔调。若实在找不到配角,给他请个配音也好吧。看在他在《无间道》里不错的表现,给个面子★★★吧。

苗圃,我没看过她在《樱桃》里的裸镜,但在《刺》里的表现还不错。就是在沙漠之鹰的对决里,期待三角恋的冲突时,突然的切换有些让人来不及接受。这妞的表演也算是个★★★★吧。

植入式广告:导演没有信心依靠票房赚不回来成本么?非要在期间插播广告。以后拜托导演们别为了预算平衡就生生的强奸了观众,毕竟俺们花钱去电影院看的是电影,不是蹲在沙发前看广告间插播的电视。敬告导演:别拿植入式广告把刚刚培育出来的电影观众再逼迫到网络或盗版碟摊前。

最后《刺陵》也就是个★★★★吧。

镜像

我是困在镜中的你
十余年中
守望着你的美丽
记录着
你青春期的发育和叛逆
我耿直的性格
从来不适合你的期许
不会在你耳垂边窃窃私语
口述的赞美
总胜过一万次的镜照
或许,我只能
在你垂泪的妆台
用我惹满尘埃的躯体
逗你
发出往日的笑语

题图为杨一江油画《镜像》

伊拉斯谟博士奖学金项目:文化研究


Erasmus Mundus 2010年开始为提供博士奖学金,见这里

其中唯一个人文领域的博士项目叫EMJD – Cultural Studies in Literary Interzones(文学交叉区域的文化研究)。由N所欧洲大学和其他地区国家学校联合培养,最终颁发2个主要学习学校的博士学位。

每月奖学金:2000欧。(相当诱人啊。)但是:

要求最少会三门欧洲语言(强制性的):英语、法语,外加一门所选择学校当地语言。

本人望而却步,学过法语有证书或者课时证明的就可以申请了。

具体申请资料见

http://www.unibg.it/struttura/en_struttura.asp?cerca=en_dottorati_home

公务员:风险最小的暴富职业


有人说,《金钱帝国》是王晶秉持其风格的又一部烂片。无论这种评价对这部影片来说是否尖刻,但却如实的反映了香港廉政公署(ICAC)成立前后香港社会的腐败不堪。撇开王晶的水平不谈,《金钱帝国》至少引起了人们对香港廉政公署的再次注意,以及引发对于大陆一直以来反腐毫无见效的反思。

廉署成立(1974年)前,贪污案件都交由香港警务处反贪污部处理。正如影片中所说,反贪部的重要作用就是在分赃的时候能多分一份。1973年的葛柏案引发了香港市民“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后来决定成立独立的反贪污部门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以替代香港警务处反贪部之工作。廉政署成立初期,对于警队的调查,由于牵连甚广,使警队内人心惶惶,最终引起警员的不满,因此爆发警廉冲突。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迫于压力颁布了“局部特赦令”,宣布在1977年以前所曾经贪污而未经检控的政府公务员可获得特赦,冲突才得以平息。(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由香港的经验反观大陆的政治时,那句“反贪部的重要作用就是在分赃的时候能多分一份”这句话也对于大陆政府也同样受用,但不见得能多分一份。中国的反贪局也是依照廉政署的经验成立,然而其收效甚微。对于大陆来说,政府成立新的部门时,也就是成立一个收费、受贿部门。当强调一个部门职责时,该部门如同得到恩宠般会欢呼雀跃,如强调所有房地产或大型项目上工需要环境评估时,环保部门就又有钱可拿了。这些政府机关也就是民间所谓的肥缺部门。而所谓精简机构,无非是贪污结构重新分配而已。
影片所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前的1962-1972年间,政府部门的贪污金额达到相当于现今的5千亿港币。这比较大陆而言,还是一个相当小的数目。据央视的一份报道指出,仅公款消费就达到9000亿人民币,这肯定还不包括各级政府机关收受的贿赂。而原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仅一人的金额高达4.85亿美元。现在贪污金额在百万元一下就已经不算贪污了。
在大陆,贪污腐败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迅速致富且风险最小的方式。比起辛苦的挤进人山人海的人才市场应聘、又在公司里任劳任怨地苦干,公务员在单位里捧起清茶开报纸的活实在太像神仙了;而依靠各种贷款、借款来创业,在市场上遇到激烈的竞争而赔钱,比起考公务员来说,风险和竞争都实在太大了。于是,大学毕业生们早已丧失了其所谓理想主义精神,非常实用地争先恐后地报考公务员了。因为大家对公务员所能获得收益大风险小的回报都心知肚明。
依照港廉署的经验,在大陆成立反贪部实在是不可行的。贪污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进而成为了一种风俗。即使上层希望能彻查腐败,最后类似于香港的警廉冲突也必不可免,那时不仅是警察、可能所有公务员也会上演一场总罢工了。

以金钱构筑起的帝国,能否凭借廉政公署里几个年轻大学毕业生对正义的满腔热情就能击溃吗?香港的经验自有其特殊的一面。记得06年有一则新闻,说一大陆女学生在港读博,为获得好成绩而贿赂教授时,后来教授告发而被判刑。这个例子折射了廉政署在香港市民中所带来的影响。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才会有遵纪守法的民众。而中国大陆的反腐之路,从体制内无论依靠纪委还是依靠反贪部,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风俗。真正断绝腐败,只有从腐败的源头——极权体制上着手。

影片开头,王晶似乎故意搞错了时间,香港不是从1997年回归后才变得廉洁起来,而是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而香港的民主,似乎还要走很长的路。

阿拉伯世界:从专制的噩梦中醒来

【译者按】阿拉伯世界都已醒来了,中国到底还要睡多久。

这个在仅存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大一个,或许也是仅存的专制国家中最大的一个。

本文翻译自Economist,原文地址http://www.economist.com/opinion/displaystory.cfm?story_id=14082930

文中亮体字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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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平静的革命在阿拉伯世界展开了;革命会在最后一个独裁政府选举败北时完成

什么在折磨着阿拉伯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本周出版了阿拉伯世界状况系列报告中的第五份报告。这份报告读起来让人沮丧。阿拉伯人是一个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民族,其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囊括了艺术、文化、科学,当然还有宗教等方面令人瞩目的贡献。而另一方面,当代阿拉伯国家的突出贡献却是他们一贯所保持的失败记录。

他们一开始就没能让其人民获得自由:六个阿拉伯国家完全禁止成立政党,其余的则秘密地限制政党活动。他们也没能让其人民富足:虽然拥有石油,联合国报告指出阿拉伯世界约五分之二出头的人每天生活在2美元之下。他们也没能让其人民获得安全:报告认为强大的内部保卫力量却用来对付阿拉伯国家自己的民众。他们也没能满足年轻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阿拉伯世界在2020年必须创造出5千万个新工作岗位才能容纳一个不断增长的、年轻的劳动群体——实际上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是不可能做到的。

阿拉伯政府对待批评的态度常常只是一笑置之。布什在任美国总统时,以及美国新保守主义责怪基地组织的兴起正是因为阿拉伯缺乏民主所导致时,他们承受了不少这样的批评。长期的实践让阿拉伯统治者已经成为辩解其失败的专家能手。他们归咎于自己的文化并不适合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或者归咎于他们的历史,如果使他们不再疲于应付帝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冷战分子们的入侵,他们如今或许会做的比较好些。

不可否认,很多理由是正确的。这些的确都是让伊斯兰民主进程复杂化的事实。当然还有石油、以色列、以及美苏之间的对抗都意味着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后,并没有留给阿拉伯世界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道路的机会。拿最近的例子来说,阿拉伯还在不断受到伊拉克的入侵。而目前,他们发现自己还被夹在美国和伊朗争夺地区霸权的中间。

奇怪,阁下,他们喜欢投票

即便如此,长期以来的借口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伊斯兰并没有阻止民主在亚洲穆斯林国家生根。即使是在伊朗这个曾被看作是神权统治的国家,在最近有缺陷选举之后,也显示出比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更大的民主活力。至于外部入侵,近年来很多更为健全的选举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举行,也在美国入侵下的伊拉克举行。当他们拥有了参加真正选举的机会时——如最近黎巴嫩——阿拉伯人理解什么是利害攸关并不困难,更多人也显示出愿意参加选举。正是他们统治者自己总体上会阻止、操纵或无视选举,他们担心要是给多数阿拉伯人以发言权,他们会投票把恶棍赶下台去。

正因为如此,如果专制体制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人不会得到选举机会。阿拉伯统治者依靠一种高压、恐吓和补选的扭曲结合体把持着权力。他们一次次地利用虚构出来的政党进行虚假的投票,之后他们又重新掌权。要是有真正的反对者存在,一方面也是被各种伊斯兰主义运动所分裂,另一方面世俗的政党比起对政制本身的厌恶来说,更加恐惧伊斯兰主义。当布什在那些被击败的联盟身上推行他的自由日程时,不情愿的阿拉伯领导人就拿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改革来装点门面。如果说与一位总统联盟而致使民主受到玷污的原因存在的话,那就是阿拉伯人所鄙视的入侵伊拉克战争。

永久只是假象

那个显然已失去民心的政制果真会无限期的统治3.5亿以上的人口吗?穆巴拉曾做了28年的埃及总统,卡扎菲从1969年起就统治利比亚。阿萨德统治了叙利亚30年,在其死后权力又顺利地转移到了他儿子巴沙手中。布什促进伊拉克民主的努力失败以及民主在伊拉克崩溃之后,奥巴马以尊敬取代自由作为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对话的中心。这或许是明智的: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在阿拉伯人眼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并且布什热衷于改革他国的目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愿以偿。但这恰好意味着如果阿拉伯人想要民主,他们自己会抓住的。

西方很多人担心在阿拉伯的选举中,伊斯兰主义会趁机以一人、一次、一张投票的原则夺取权力。然而,伊斯兰主义在全体选民中似乎能获得的最大支持也就是20%多。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如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证明了民主是远离极端主义最好的方式。压制只会让其更加危险。

民主不仅限于选举。它涉及教育、宽容以及建立诸如司法制度和自由出版等独立机构。最大的问题是普通阿拉伯人多大程度上想要这些。开罗街头很少会出现弥足珍贵的德黑兰式抗议。多数阿拉伯人似乎仍然不愿付出太大代价。观察一下伊拉克或许可以发现,他们宁愿停滞也不愿意接受改变带来的混乱。但是政制改革不能指望永久的被动。正如本报这期的特别报道指出,在阿拉伯世界政治停滞的背后,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在暗处涌动,其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妇女正在接受良好教育,而且商人也希望在国家主导的经济领域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尤其是一场卫星电视革命打破了国有媒体的垄断声音,创造了一个公共领域,要求统治者为其统治进行辩解和为其合法性作证明,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所有这些改变没有一个单独能够催生出一场革命,但集合起来,它们在表面之下制造了一股湍流。旧式腐败、不透明和专制的阿拉伯政府已在所有层面上都失败了,而且它也不值得留存下去。它肯定在某一时刻全面垮台,具体什么时候还是个未知数。

免费?不错就是有些棘手

本文翻译自Economist,原文地址http://www.economist.com/books/displaystory.cfm?story_id=14030161

 

《免费:激进定价的未来》在出版之前已在网上引起了激烈讨论,参与讨论的绝大部分网友虽然没有读过此书但对书名已很熟悉了。批评者痛斥本书提出的一切都该免费的论点,同时抨击作者克里斯·安德森——《连线》杂志编辑(之前也是该报记者),写了一本高歌免费却不免费的书。这两种批评对本书来说都很不公平。其实该书是有可供下载的免费电子文本,也正好例证了作者的观点,即并非每样东西都能免费,但更多东西可以免费,它得助于电脑运算、存储和网联价格的不断下降所开启的新兴商业模式。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观点。然而不像安德森之前的《长尾理论》,对于为何这些新兴模式奏效而其他的却不奏效,《免费》缺乏一个扼要的基础性解释。《长尾理论》为诸如AmazoneBayGoogleNetfix等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透解。这些与众不同的公司相同之处在于都发觉了互联网所能开启的缝隙市场,这个市场是他们那些实体企业的竞争对手,因受限于缺乏足够的货架空间而做不到的。如果说《长尾理论》揭示了某些人们所料想不到的东西并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用的资讯,那么《免费》一书给人的感觉好像只是陈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

安德森将免费(全篇都大写)划分为四个子类:搭送品(如卖刀片搭送剃须刀);广告支撑服务(其遍及广播、电视和网站);增值服务(如少量需要用户付费,但大部分是免费的服务);非货币市场(参与者以非经济动机出发所开发的某些产品和服务,如开源软件和维基百科)。

其中大部分,或者至少前两类都是老生常谈了,安德森自己也坦诚承认。他举的很多例子都已是历史,如为促销Jell-O免费赠送的烹饪书。免费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安德森说,但它却一直在变。安德森认为,如今有所不同的是,免费在数字时代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如果说上世纪的免费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那么这个世纪的免费完全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然而他也并非完全赞同免费。实际上,他在书的结尾处承认免费必须与付费结合起来。在使用老套的搭送赠品和免费样品等手段之外,很多公司似乎找到了促使免费有效的新路,虽然找到免费之路的公司并不是很多,并且可持续性也并不明显。而且很多成功案例只是将新瓶装旧酒,如将老的观念应用到新的领域:Google靠其在线广告业务收入来支撑其免费的Gmail服务。Google的心瓶是email,而非搭送赠品或广告业务。很多公司如FlickrSkype都采用增值服务,很多报纸的网络版也都采用这种方式。增值服务是一种很不错的新模式,问题在于并非每个人都买账。

安德森在其书开篇就说,免费是我们即熟悉又不解的概念。此书为我们带来很多丰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bundance)的有趣观念,同时它最后又留给我们很多未解之谜。免费的观念如此广泛,包含了诸多迥异之物,因此要给出一个概论的确很困难。安德森在书后列了一张建立在免费基础上的50种商业模式的清单,或许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一种模式应用到自己的领域。仅仅需要强调一下这张冗长且多样的清单,就知道把握免费这个含糊的概念很难了——确切说是相当难了,特别是对于一本从Jell-O开篇的书。

中国龙的未来

本文翻译自Economists.com,原文在此。原文标题Enter the dragon,应来自李小龙《龙争虎斗》的英文名称。

另:本人对书评原文作者以及原书作者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有新著认为这不过是幻想。

很多竞争者争抢美国头顶上那枚全球最大权力的王冠。1950年代的苏联威胁着美国的军事霸权;1980年代的日本挑战美国的经济权力;而今的觊觎者是中国。美国衰落的证据看起来很明显:在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后就暴露了其军事力量的局限,始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显示了其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西方现在指望中国能来支撑他们的金融体系,指望中国消费者能刺激全球经济的振兴。

先是由欧洲随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长期占据的支配地位,最后在走向终结吗?英国时事评论员,近来作为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大学访问学者的马丁·雅克,他的答案很明确,其书名已说出了全部:“当中国统治世界”。

他首先引用了古德曼·萨奇最新的一项研究,该项目指出中国经济体将会在2027年超于美国,到2050年大约将是两倍于美国经济体的规模(而其时单个中国人仍将比美国人穷)。雅克从作为政治、军事和文化基础的经济权力出发,描绘了一个中国独霸全球的景象(a world under a Pax Sinica)。人民币将代替美元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上海将遮盖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光彩;欧洲沦落为拥有辉煌历史的古代遗迹,很像今天的雅典和罗马;全球使用普通话的人如果不多于也至少等于使用英语的人;孔夫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的思想一样广泛传播;如此等等。

好像我们完全被带进了一场饶有兴趣的想象游戏。其实,雅克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某些推断完全正确。作者不允许有不确定、混乱和错误出现。他预测历史将把中国在中古时期所拥有的世界权力地位归还给它,但这是否等于把中国拉回到如同Great跃进和文革时期那种自我毁灭式的动荡状态呢?毕竟还是同一个共产Party在掌权,并且如雅克指出的——中国政府绝不会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作者没有给予中国成千上万的抗议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些抗议大部分是反对腐败和失地。在作者浩翰详实的数据中仅有一处提及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意味着中国或许在变富之前就已先完全变老。作者认为West藏和New疆的民族问题几乎没有不稳定的危险。

作为已停刊的英国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任编辑,雅克认为共产党是一股温和的力量,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从而避免苏联那样的垮台遭遇。他很少贩卖这样的观念:认为自由市场在长期看来,只能在自由社会运转;认为思想自由更有利于发明创新;认为民主国家会比威权国家更容易自我纠错。

雅克认为,这些不过是西方的自以为是。民主和法律规则并非是西方经济实力的先决条件,而只是一个巧合。这种观点是雅克全书最有趣(也是最富争议)的部分,远胜过那些关于中国历史枯燥乏味的叙述,或者那些关于中国将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冗长论述。

依据作者的观点,欧洲与中国分道扬镳并非始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是工业革命。即便如此,西方的成功也并非注定的。雅克认为,直到1800年,中国还能与欧洲在最先进的领域 保持相当的发展水平。事实上,中国在瓦特之前已经建造了某种形式上的蒸汽引擎。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始于英国而不是长江沿岸呢?主要还是历史的偶然因素。

英国和当时的中国一样遭遇了土地短缺。但英国有煤炭来替代木材作为燃料,并且有奴隶耕作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充足的耕地和廉价劳动力。战争天性“把欧洲民族国家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加之进入精英阶层的商人阶级联合起来鼓动欧洲统治者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雅克认为,相比之下,帝制时代的中国还维系着孔夫子的和谐价值观,统治者本意主要着眼于其治下的稳固秩序和社会平等。因此,西方并非以其优越的价值观念统治了世界,而是凭借它的缺陷。


如果拓殖帮助西方建立了霸权,那么二战后殖民时代的终结为中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奇迹”,其速度远远超过欧洲或美国,也甚至快于日本、南韩和亚洲其他经济奇迹。雅克认为,伴随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某些冲突虽然无法排除,但还是有很好的时机来加以避免。“中国并不期求统治世界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作者这样写道。现在的中国正致力于同西方合作,它依赖西方的投资和市场,也希望有稳定的海外环境。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一只熊猫而不是一条龙。1999年时老布什宣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时间掌握在我们手上。”然而,雅克说这是一个幻觉。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而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马丁·雅克 Allen Lane出版 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