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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的美学

作为政治的美学

Aesthetics as Politics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国家以民族、集体主义为名,陷个人命运于不顾,随意戕害生命,压制人性;另一方面利己主义横行,个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感,自私自利成为普通人的基本信条。

而这似乎与200年前席勒所处的时代相差无几:前者“竭力以客观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形式把各个主体的多样性统一成一体”;后者“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社会“堕入原始王国”。

“时代的精神就是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无信仰之间”。这既是1790年代的一份“临床诊断报告”也是我们时代的病症。因此,阅读一份尚未发黄的“医疗救治方案”,会为我们解决当代的问题予以莫大的教益。

《审美教育书简》以时代的政治问题开始,途经审美,又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终。席勒在一开始的第二封信中就直接点明:“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从第三封信开始,席勒对美学作为政治的必要性给予了论证。他区分了一系列相对立的状态和概念:自然与理性、材料与形式、感观与精神、状态与人格、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等等(当然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个对立继续列下去)。席勒认为这些对立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无论偏重对立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对立中一方侵害了另一方都会出现问题,我们必须在自然与理性、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等对立之间找到平衡。

因此,如果把政治视为一项艺术,那么美学正是关于诸多对立之间所处平衡状态的一种描述,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正义”也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状态,一种智慧、勇敢和节制三种美德能各安其分而不逾越的平衡。虽然柏拉图要将美和艺术驱逐出他的王国,而席勒却要建立一个“审美王国”,但两人之间其实相去不远。

读完席勒这部把“美学作为政治”而煞费苦心论述的著作后,不免让人想到80年代那场“美学热”。这是共产党建国后的第二场“美学大讨论”,由于第一次讨论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争夺学术话语主导权的斗争,因此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倒是形成的四个派别在80年代的这场讨论中依旧在辩论,其中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派获得了胜利。李泽厚的美学建立在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从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汲取了关于异化的论述,担任起了80年代启蒙的角色。只是这次启蒙不是弘扬理性,而是弘扬人性、人道主义。

为何美学成为了一场启蒙的先锋?杨春时认为:“对主体性、人道主义的肯定,在哲学领域遇到的阻力比较大,而在相对自由、超脱的美学领域阻力较小,因此各个学科、各行各业的人都来探讨美学问题,形成了盛极一时的美学热。只有在审美的自由理想面前,现实的异化才彰显出来。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最鲜明地突显出人类生存的主体性。美学的人道主义性质,使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战场之一,并成为最先攻陷旧堡垒的突破口。”

赵士林认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没有完全消除的80年代,肯认“不同阶级之间也有共同美”,其实就是肯认超越阶级性的共同人性。其政治意义、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美学意义。“任何解放都首先是感性的解放……而美是自由的快感!美学,十分自然地成为感性解放的升华渠道、成为时代欲求的理论旗帜。”

他们都说明了美与主体性、个人感官以及人道主义的关联,“人性”这个既是美不可能避而不谈的问题,又是政治所必须关注的核心。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关于人性中感性和理性的部分应该相互保持在自己的领地内,且不论他关于第三种平衡的“游戏冲动”或是别的什么冲动,他首先就是能使理性和感性相互平衡的一种状态。然而,毛时代意识形态对人束缚过严以致侵害到人的感性领域,把个人丰富、多样的感性抹杀在同一个模式里,那么人就丧失掉了人性的完整。由此,重新张扬人性中感性的一面,美学词汇的原本意义就成为80年代社会转向的先锋。

而在80年代的美学热后,美学所面临的是沉寂或者是衰落。赵汀阳在回答新京报记者“‘美学热衰落’的原因是什么”的提问时说:“九十年代以后,经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经济学就热起来了,取代美学成为显学。这是顺理成章的,思想敏感的人,总会意识到社会的潮流方向。”对于经济学成为显学,赵确实说对了,但却说错了原因。通常人们在不深入思考原因时,往往就把其归结于“社会潮流”。美学热掀起了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而经济学则直接是教会人如何实现个人价值。经济学代替美学成为显学与美学的衰落是同一原因,那就是人在获得物质(感性)的丰富性时,丧失掉了对于必然性、理性的追求,商品经济使人追逐感性的满足时,我们就又看到了席勒所说的另一种
感性对理性的侵害。人们一旦从专制的绝对主义中逃离出来,就会对任何沾有绝对的思想或嗤之以鼻或避而不谈,这个时代就成为相对主义盛行,普世价值失落的时代。

通过席勒我们看到在当代重要问题上的“左右之争”。左派站在正义、公正的原则下,提倡需要更多的强制;而右派继续鼓吹放任个人的自私,最终会给社会总体带来幸福。单纯的左右之争,要公正还是要自由,都难以将人或共同体带入幸福之邦。席勒使我们看到在两种对立之中不可偏执:只有在公正和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时,才有社会的完善。然而,在最基本的公正和自由都无法确保时,公正多一点还是自由多一点都是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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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单世联:《<美学史>序》,鲍桑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

杨春时:《现代中国美学论争的历史经验》

http://chinese.xmu.edu.cn/ReadNews.asp?NewsID=995

赵士林:《对“美学热”的重新审视》,《文艺争鸣》2005.6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3-9538/2005/06/337813.htm

邹其昌:《中国美学百年回顾》,《学术研究》,2000.6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zgmxbnhg.htm

《美的历程》:社会变迁催生“美学热”,新京报 2008.7.5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ulture/spzk/2008/07-05/021@102523.htm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