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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的“海绵宝宝”

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然而阿伦特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阿瑞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两次转变过程中,政治结构经历了从城市联盟体系到民族国家体系再到全球化体系的变迁。哈维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结合自己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牵扯勾连。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哈维定义的“帝国主义”的两种矛盾融合的要素。前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利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后者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首要地位的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P24)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资本逻辑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追逐个人利益和资本无限积累为目标,因而必然要求其市场不受地域之限制,然而领土逻辑则必定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由此在某一时刻,两者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然而,资本逻辑又必须依靠领土逻辑,阿伦特说,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因此,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两者之间通过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
奥巴马在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业已陷入越南式的覆辙,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彼时已危及至实体经济的“内忧外患”之时上任,其后的政策也正是着眼于国内和国际这两方面危机的处理。国内方面,奥巴马转变了里根执政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采取一种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国际关系方面,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近日对中东地区的访问,显示了其试图通过认同而非强制来重塑美国形象。美国这两方面的“新政”似乎都像是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所作预言的实现。
美国这个在“两战”中崛起的新帝国,其虽然遭遇或正在遭遇来自苏俄、日本、欧盟以及中国等方面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政-经体系的主导性霸权,这一点似乎没人可以否认。特别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俨然已成为“帝国主义”在当下的代名词,由此激起的不仅是来自伊斯兰国家和东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这些宿敌的反对,而且也激起了原本是其“反共同盟体系”的欧洲国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或领土逻辑的抵制,更多的一方面是对全球化即美国化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抵制。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即资本主义危机。引起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消费不足所导致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论述。但哈维认为,过度积累,即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过度积累导致了两种盈余的产生: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其中资本盈余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此问题。时空修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延迟,通过将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吸收,另一方面是空间转移,即扩大市场,地理扩张。如果赢余不能被吸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贬值来解决危机,资本贬值的结果是通货紧缩,劳动贬值的结果是失业。以吸收的方式解决资本盈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一面,而贬值的方式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仍然如此顽强的生存了下去,丝毫没有走到尽头的征兆,这个谜题的谜题哈维用时空修复理论为我们予以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正是过度积累所造成的,美国战后一方面通过将其资本盈余转移至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来振兴其经济,这是时空修复的空间转移;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网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延缓其资本,是通过时间延迟的方法解决资本赢余问题。然而,在这时空修复过程中,也就是美国通过认同的力量建立霸权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中,又树立了其竞争对手,那就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该地区资本出现大量盈余,资本与劳动市场双双达到饱和。随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是将原先资本不能进入竞争的领域予以开放,以吸纳盈余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新自由主义成为横扫一切的力量,历史似乎又折回到了马克思所在的160年前。
目前,中国作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海绵”,正在吸收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盈余。资本逻辑要求国家政治的强势力量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取消地区保护;资本逻辑动用政治逻辑压制其反对力量,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从地区发展来看,在经历了30年代有偏向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中国制造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农民工,中国东南部地区正是通过“创新性”(其新颖之处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并不纳入城市就业的统计之中,因此如果在出现劳动盈余后并不显示为“失业”)的引入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盈余。他们一方面将资本转移至海外地区如更不发达的越南、非洲等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通过廉价劳动力所积累的资本盈余投资到中西部去。最典型的如房地产领域,东南部作为城市地标的光鲜摩天大楼上刻意隐去了建造者的身影,而来自这些地区的资本又频繁的光顾内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当地政府并不出于本地居民的权益保障其有能力购买本地房产,而是热情拥抱这些外地资本一步步抬升房价。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海绵吸的东西越多只会越来越自我膨胀,然而无论吸纳多少,也改变不了其本身的内在结构。

(英)哈维(Harvey,D.)《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