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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文化转向

提起“地理学”,我们很自然地会从中学残存的知识库里,调出一幅幅早已模糊的地图——地势地貌图、国家区划图、资源分布图、气候气象图、交通路线图等等,仿佛地理学就只是地图册而已。把地理当作人类生活的背景或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又或者是文化差异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都是对地理学的误解。前者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迂腐观念,后者是环境决定论者的教条。
20世纪80年代起,各学科领域都出现了所谓的“文化转向”,同时也使得地理学从原来的“科学主义”的量化研究转为“文化地理学”,它广泛吸收了人类学、政治学、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将文化阐释的问题纳入到地理学的中心。地理学与建筑学和城市学一并构成了新兴的“空间科学”的三大主要研究领域。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张该领域的“导游地图”,也使“文化地理”成为我们切实可感并与之密切相关的知识。
“你是哪里人?”这句话是我们生活在都市里的陌生人在互通姓名后的第一句问话。对于双方而言这个“地理学”问题往往提供了一条能否继续交谈的关键,当被问者回答如“我是河南人”时,提问者就必须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尽量寻找自己对于该地区的印象或经验以及掩饰自己对河南人或有的偏见,也就是说他必须确保交谈能够继续(除非他想中断这次交往)。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文化地理学”如何介入了日常交往。
“哪里人”首先是对地区的提问。人总是通过一种地区意识来界定自己,黑龙江代表的不是中国最北的一个省份,而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了你住在(曾住在)那里,来自那里而且说明了你是谁。因此,“地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共有的经历。”(P96)然而,在经济发展和都市扩张过程中,“地方性”却日益受到损害,在理性主义的规划师和发展主义的政府推土机下,铲平了地区精神和地方文化,人们却并没有在房产商标准化开发的住房里“诗意的栖居”,反而找不到“家园”的归属感。“空洞乏味的地区,挤满了空虚的灵魂,一味地追求享乐,似乎他们生存的主要目标就是忘却。”(P104)从全球各地批发的西班牙风情、意大利格调、巴洛克风格或者北欧样式的景观戏剧性地“拼贴”在无深度的城市中,夹杂着各种符号的伪地方风格镶嵌在混凝土建筑的表面,后现代主义在歌颂地方性的同时抹杀了它。“哪里人”或许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们都是“都市人”,都市让我们从地方性的束缚中获得自由时,我们再也找不到“家”。“无根感”是时代的通病。
受过了枯燥、沉闷和贫乏的地理学让我们丧失掉了想象力,海德格尔说“地理学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探索河流的源头”(P41)而人文地理学就试图将人的感受重新作为地理学的中心议题,文学、电影、电视等文本一齐书写着城市空间、现代生活和地理景观。大理因为金庸的书写而重构了我们的真实体验,旧上海因为张爱玲的涂抹更引人怀旧,还有诸多电影里对地方景观的剪辑激发了观众旅游的热情。我们与其说是带着一张地图去旅游,不如说文学、电影在为我们做导游。地方精神或地方文化也认可了这些“虚构”文本,有时则可以按照它来重塑地方景观。
当交谈者获得了“我们同一类人”的共识时(这种共识可以是老乡、同性、同学、同族,有时共识只需通过外表而不用言谈来达成),同时也排除了“他们”,没有“他们”,“我们”也无法达成共识。这是双方在确定“他者”的过程,在“他者化”的过程中,“我们”把自己的缺点、恐惧、厌恶也投向了“他们”,由此建立了一种不平等关系。这一点在欧洲人对东方、非洲和美洲等“他者”的观念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西方人把非洲和美洲刻画为“高尚的野蛮人”——这得益于浪漫主义,土著是自然的、情感的、女性的、懒散的,而西方人则是文明的、理性的、男性的、工作的,由此西方人就成为文明的使者在这些黑暗的土地上传播光明,掩盖了殖民者的残暴、不道德;而对于东方则持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东方是落后的、停滞的、纵欲的,需要西方人来拯救。地理学这门主张客观的科学实际上都意味着它有一个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过去。
这时候,“哪里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转变为“哪国人”了,地区文化的认同扩展到了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国当下民族文化或曰传统文化的“复兴”可以看作是遭遇“全球化”(入世)时的必然反应,传统不是被发掘而是被发明出来的,是为了适应我们当前局势不稳定及需求而“重构”的民族特征,用的同样是“他者化”的手法,同样伴随着不平等关系,只是 在确认“传统文化”时一方面通过对西方的“东方主义”进行控诉,一方面却迎合西方在“自我东方化”。传统文化并非是一个本质的、不变的、纯粹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复兴传统文化绝不是构建极端民族主义文化,而让传统在文化的交流而非冲突中融合与再造。“我是中国人”这样的回答或许已经远离了自卑,但希望不是远离了宽容与大度。
伊里安查亚省(新几内亚)的男性以生殖器长度来表明社会地位,现代的男人则以汽车来显示身份,在造就“差异化”上我们和他们没什么不同,只是我们显示身份的东西是消费品,女人们更乐于在一起谈论它。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们呼吁向拉斯维加斯、向商业学习,商业街、百货公司、步行街代替了宗教场所成为我们时代的朝圣地;消费也同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地理,休闲时间就是消费商品和服务的时间;曾用于工业生产的空间改造成了文化消费的空间;地方文化和景观整修为供游客参观的视觉消费品。地方文化在全球商业扩展中一边同质化一边多样化,它是“撒旦的磨坊”还是“上帝的手指”取决于你用那只眼睛观看。
“工作”是人们交谈最多的话题,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让没有工作或者失业人士觉得是件羞耻的事情,而企业家们则发明了“企业文化”来让驯化雇员。在这个生产的地理空间中,企业家通过薪资激励和惩罚措施来确保雇员的忠诚和效率,无论是福特主义还是丰田主义的管理模式下,总是存在着控制与抵制。公司不大需要有思想能力的人,而是需要有“执行”能力的人才,因此这样企业总是喜欢招聘“新手”以便灌输其“企业文化”。在强调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文化中,雇员为“满足感”而工作,“工作狂”和“微型奴隶”是对他们比较贴切的称谓。

这些只是一些片段思考,这本“文化地理学”的入门书籍为我们指出了更多可能性思考。一门学科需要不断反思自己才能更加开放和富有成果,地理学如是,一个民族亦如是。

都市保险套

雅各布斯批判城市规划家们把城市当作一组函数关系或统计数值而不是一个“有序复杂有机体”,应该说不太准确(见《为城市及自由正名》)。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把城市视作了“有机体”,但这种有机体遵循的并非现代细胞和基因生物学原则,而是近代机械生物学观念。
始于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机械生物学,加之牛顿发现的机械运动原理影响了其后300多年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对商品和货币的循环的阐发,到霍布斯的那个巨大的机械利维坦,再至拉美特利“人是机器”宣言。这300多年可以视作是“机械唯物主义”时代。
因此,城市规划的采用这种机械论观点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只是在雅各布斯写《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时还没来得及更新观念。
人的身体观念与城市建设有莫大的关联,这正是理查德·桑内特在《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里所论述的内容。

维之前的希腊-罗马至中古时期对身体的看法基于“体热说”。亚里士多德认为,经血是冷的血,而精/子是热的血。因此,女人就比较冷,男人比较热,热的男人
可以裸露身体地站立,而女人则必须着装以保存体温。“体热说”主导了希腊人视觉、听觉、行动与反应的力量,他们对男性裸体的崇尚、对于言语辩论的喜爱、对
女性和奴隶的压制都是来自于这个生理学概念。雅典的体操场训练男性一种“强壮的裸体”(体操场的英文gymnasium来自与希腊文gumnoi,就是

强壮的裸体”之意)与主动而正直的爱,这是作为雅典公民的共同基础;柱廊的设计包含了冷与热、遮蔽与暴露的身体观;帕台农神庙的设计上也体现了这种身体生
理学。这些都显示了身体对城市形式的影响。
激发体热的言语辩论让“雅典人想设计出一个专属于说话声音的空间,用以加强身体的力量,尤其是让单
一的、持续的,以及暴露的说话声音能够具有裸/体的荣誉感。”(P26)有两种空间赋予群众不同的说话体验:市集和剧场。市集中没有热和一种声音可以支配
整体但它的嘈杂让人们只会听到片段的意义;剧场是单一而持续声音的发生地然而却让观众成为了修辞的受害者。“这些城市设计无法达到设想的辅助声音的目的;
裸声(naked voice)本身变成了暴政与分裂的工具。”(同上)
相较于声音对希腊的塑造力量,眼睛或图像则是支配罗马城市规划的法
则。罗马的视觉秩序是身体比例转换而来的几何学秩序,它以不断重复自我的方式强调城市的连续性、持续性以其不变的本质。观看并相信与观看并遵守的命令融合
在一起,成为罗马帝国征服与城市建造的目的,反过来也对身体实施着规训。“这种视觉语言表达了一个不安、优越而局促的人需要找到安全的地方。这种形式想要
传达,一个持续的、本质的罗马是外在于历史的断裂的。”(P105)
早期基督教改变了异教徒“身体属于城市”的观念,基督徒要在“
时间中朝圣”,他是时间之神而非空间之神,虔诚的人应该流浪、居无定所,从一地走向另一地,然而一旦脱离了尘世空间的实体束缚,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走向何
处的路线图。另外,基督徒把光作为造物主显现的方式,但要体验光就需要一个东西,一幢建筑物,一个特殊的空间,那么实体的世界也入侵进来。“这是早期基督
徒所面对的两难局面。他们必须创造出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在‘时间中朝圣’。”(P119)救赎也需要一个能被“看见”的空间,因此,“基督徒此刻摈弃了肉
体,重新发现了石头的价值。”(P133)
到了中古时期,随着封建制的成形,欧洲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然而中古的经济和宗教发展却将空间感推
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城市经济给予人们以个人行动的自由,城市宗教则创造了一个人们彼此连结的社团纽带,前者以个人自由之名切断社团纽带,而守着又试图通过
“模仿基督”找到一个人们彼此关心的地方。因此,经济与宗教见就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它“第一个标志着现代城市中二元对立的符号”(P147),这种对立
一直延续到今日。
“模仿基督”是指极度的悲伤可以通过人类身体的受难而建议模仿。中古的“同情”的观念直接来源于上古时期的体热和体液说,在
巴黎外科医生孟德维尔的实验下被解释为身体在面对危机时分配体热与体液的方式。社团的起源以此得到了解释,同身体一样,社会危机期间,人们可以生动地响应
彼此。利他主义有了生物学作为基础。城市设计再次响应了身体观念。有宗教情感的忧郁体质者在密闭的、高墙围筑的花园空间里沉思上帝恩宠的秘密。宫殿、主教
教堂和修道院塑造了一个让人对场所产生情感依附的同情空间。
四种体制匹配四种社会类型:士兵是胆汁体质、政治家是多血体制、粘液体制典型的是
科学家、有宗教情感的属于忧郁体制,其中却遗漏了商人。经济人既不谨慎也毫无同情心,它对基督教的同情力量有巨大的威胁。“场所与空间、机会与固定、同情
与威胁的对立,发生在城市中每一个既想信仰又想赚钱的市民身上。
”(P179)宗教是让人对场所产生情感上的依附感,产生叙事性的时间感;而经济对空间作功能性利用,对时间作投机性运用最终让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和资本主
义双重夹制下退到了个人内心的层面,自由超越了生命的沉重与义务,带我们进入了现代世界。
如文章开头所说,哈维这种对身体的全新理解促成了个人主义,而恰好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吻合。运动与循环才是健康的,健康代替了道德作为人类幸福的标准。在城市方面,城里人开始重视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建造公园让城市呼吸顺畅,建造宽大街道让人流动自如。

而,空间在为身体寻求流动的同时却对身体予以奴驾。法国大革命期间创造的完全净空的空间里上演着一场场屠杀的血腥,“自由空间镇压了革命身体
”(P297);19世纪城市规划的目标是创造一群能自由移动的个人,却压制与隔离了城市团体的聚集;现代高速公路网、地铁让从城市心脏流出的人群动脉和
流向城市心脏的人群静脉运转自如,却让身体变得被动、冷漠与迟钝。
行动让身体自由了,反而又让其感觉能力降低了,这是现代流动的个人遭遇触觉上的危机。雅典公民是声音的奴隶,罗马市民是眼睛的奴隶,基督的身体能统治城市却无法统治街道,革命的巴黎创造透明自由的空间却造成完全的净空与冷漠,现代的身体毫无束缚却被动无情。
生活在都市保/险/套里,身体毫无感觉的快速移动。

(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黄煜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7

现代城市文化:理论和历史(纽约大学的一份书单)

以下红色字体为已经在国内出版的书或论文

豆瓣的豆列在此:http://www.douban.com/doulist/233813/(只包含书籍部分)

经典理论(Classic Theories)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公共公园与城镇扩建》(Frederick Law Olmsted, “Public Park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own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III (1871))
齐奥尔格·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Georg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1904), in K.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1950).)
罗伯特·帕克:《城市:都市环境中人类行为调查的建议》(Robert Park,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16))
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Walter Benjamin, “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999))
詹妮·沃尔夫:《隐匿的漫游者:女性和现代性文学》(Janet Wolff, “The Invisible Flaneur: wome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1985), 37-48.)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曼纽尔·卡斯特尔:《都市问题》(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1977), selections)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Davi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 (1985))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1977))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Guy Dubord,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98))
理查德·达格《大都市、记忆和市民权力》(Richard Dagger, “Metropolis, Memory, and Citizen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1981), 715-37.)
托马斯·班德尔:《历史、理论和大都市》(Thomas B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the Metropolis,” CM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05-2006. Center for Metropolitan Studie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凯萨琳·奈西:《弗劳拉·特里斯坦的都市奥德赛:迷失的漫游女和她的城市的笔记》(Catherine Nesci, “Flora Tristan’s Urban Odyssey: Notes on the Missing Flaneuse and her Cit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7 (2001), 709-22)
当代理论(Contemporary Theories)
简·雅各布斯:《城市与国家财富》(Jane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1984))
内斯托尔·加西亚·坎西利尼:《墨西哥:文化全球化中一个正在瓦解的城市》(Nestor Garcia Canclini, “Mexico: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n a Disintegrating C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22 (1995), 743-91.)
爱德华·苏贾和艾伦·斯各特编:《城市:二十世纪末的洛杉矶和都市理论》(Edward W. Soja and Allen J. Scott, eds. The City: Los Angeles and Urban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6),Selections)
艾什·艾米和奈杰尔·思瑞夫特:《解放城市》(Ash Amin and Nigel Thrift, “The Emancipating City,” in Loretta Leeds, ed. The Emancipating City (2004), 231-35.)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基多·马蒂诺蒂:《谁的城市?大都市第二代的暂居者和城市生活》(Guido Martinotti, “A City for Whom? Transients and Public Life in the Second-Generation Metropolis, in Robert Beauregard and Sophie Body-Gendrot, eds. The Urban Moment (2002))
达芙妮·斯佩恩:《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之路上的两性关系出了什么问题》(Daphne Spain, “What Happened to Gender Relations on the Way from Chicago to Los Angeles,” City & Community, 1-2 (2002), 155-69.)
雷纳·班纳姆:《洛杉矶:建筑学的四种生态》(Reyner Banham, Los Angeles: 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 (1971))
马克·戴维斯:《石英城市: 在洛杉矶挖掘未来》(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1990).)
米歇尔迪·尔和斯蒂文·弗拉斯提《铁制莲花:洛杉矶和后现代都市主义》(
Michael Dear and Steven Flusty, “The Iron Lotus: Los Angeles and Postmodern Urbanis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51 (1997), 156-73.)
南·艾琳《后现代都市主义》(Nan Ellin, Postmodern Urbanism (1996))
爱兰·斯各特:《创意城市:概念问题和政策疑点》(Allan J. Scott, “Creative Citi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Question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8 (2006), 1=17.)
阿里夫·西纳和托马斯·班德尔主编:《都市虚构:现代城市的定位》(Alev Cinar and Thomas Bender, eds. Urban Imaginaries:Locating the Modern City (2007).)
斯蒂芬·格拉汉姆和西蒙·马丁:《碎片化的都市主义:网状架构、技术流动和都市状况》(Stephen Graham and Simon Martin, Splintering Urbanism: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2001))
托马斯·班德尔:《历史、理论和大都市》(Thomas B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the Metropolis,” CM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05-2006. Center for Metropolitan Studie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罗伯特·鲍尔嘉德:《都市理论史》(Robert Beauregard, “History in Urban Theor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0 (2004), 627-35.)
M&m
iddot;葛迪勒, 亚历山卓·拉哥波罗斯主编:《城市与符号》(M. Gottdiener and A. Lagopoulos, 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1986), chaps. 1,3,4, 9. Edward)
马克思主义分析(Marxist Analysis)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David Harvey,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和城市》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大卫·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都市化》、《意识与都市经验》(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1985),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1985))
曼纽尔·卡斯特尔:《都市问题》(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1977))
罗莎琳·德意志:《男孩城镇》(Rosalyn Deutsche,” Boys Tow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1991), 5 – 30)
尼尔·史密斯:《新都市前沿:绅士化与恢复失地的城市》(Neil Smith,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1996))
城市权力(Right to the City)
亨利·列斐弗尔:《城市写作》(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the City (1996), selections
埃里克·克莱恩伯格:《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学解剖》Eric Klinenberg, 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2002))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大卫·哈维:《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1992),588-601.)、《社会正义与城市》(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
艾利斯·马里昂·杨:《正义与差异政治》(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1990))
唐·米歇尔:《城市权:社会正义和公共空间的斗争》(Don Mitchell,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2003))
托马斯·班德尔:《城市、知识分子和市民》(Thomas Bender, “Cities, Intellectuals, and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Studies, 3 (1999), 203-20.)
基多·马蒂诺蒂:《谁的城市?大都市第二代的暂居者和城市生活》(Guido Martinotti, “A City for Whom? Transients and Public Life in the Second-Generation Metropolis, in Robert Beauregard and Sophie Body-Gendrot, eds. The Urban Moment (2002))
城市和全球化:节点、流动和民族志(Cities and Globalization: Nodes, Flows, and Ethnography)
安东尼·金:《边界、网络和城市:游戏和再游戏》(Anthony D. King, “Boundaries, Networks, and Cities: Playing and Replaying Diasporas and Histories,” in Alev Cinar and Thomas Bender, eds. Urban Imaginaries: Locating the Modern City (2007), 1-14.)
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1991))
米歇尔·皮特·史密斯:《地方的权利:本土和全球的再理论化》(Michael Peter Smith, “Power in Place: Retheorizing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John Eads and Christopher Mele, eds. Understanding the City (2002), 109-30.)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曼纽尔·卡斯特尔:《信息化城市》、《网络社会的崛起》(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1989),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1996))
阿布杜马里克·西蒙:《作为构件的人:约翰内斯堡的交叉碎片》(AbdouMaliq Simone,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 (2004), 407-29.)
阿基里·班贝和萨拉·纳托尔:《来自一个非洲大都市的世界写作》(Achille Mbembe and Sarah Nuttall, “Writing the World From an African Metropolis,” Public Culture, 16 (2004), 347-72, and exchange with Michael Watts in Public Culture,17 (2005), 181-92, 193-201.)
马克·戴维斯:《迪拜的恐惧和货币》(Mike Davis, “Fear and Money in Dubai,” New Left Review, 41 (2006))

原文地址:http://history.fas.nyu.edu/docs/IO/4450/BenderG572754.pdf

原文中有部分拼写错误,本书单已更正

后形而上学“无望”——再论《后形而上学希望》

对于罗蒂,总有说不尽的东西,这篇文章本来是写在《两种启蒙——“新实用主义”罗蒂的中国现实》之前的,而现在冠以再论,却似乎到了其后。

最近看了罗蒂的《后形而上学希望》,但心里却有一些“无望”。

去年读了他的《偶然、反讽和团结》,结果就真让我这个“青年打消了哲学之梦”。他认为哲学应该和其他文化领域平起平坐,而不是要为后者提供基础。在他的影响下,我就坠入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中。这近两个学期以来,就读了一些英美和法国知识左派有关文化研究的书籍。

但最近读了《后形而上学希望》后,我觉得似乎应该从“文化研究”转向“政治哲学”。因为,宗教、伦理、哲学等文化领域都只是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唯有政治、法律等公共领域才最为重要的,它是多元的文化领域之自由的保证。

但是,罗蒂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哲学本质主义,认为启蒙的理性话语在这种后学的四面伏击下业已溃散,而唯有启蒙的政治在当今才应该继续推进。这种政治实践不需要用哲学来建立基础。他提倡民主的、对话的、改良性的实用主义实践来推进人类宽容和避免残酷。

这样就又阻断了我转向“政治哲学”的信心和“梦想”。果如罗蒂所说的话,那就只能投身实际的政治呼吁和具体的社会公正的提倡。

由此,他所提倡的“希望”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就可能成了一种“无望”,并且具有了“反智主义”的危险。

书写与输入

书写是历史的见证人,所谓“有史以来”即开始书写以后,它成为划分历史的标尺,所有未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只能诉诸历史学家的文学想象。书写同时也是历史的合谋者,留存文字的书写者垄断了远古的言说,剔除了他者的话语空间。而那些肩负挖掘最早书写文字的考古学家,被膜拜为民族的文化英雄,担当起“断代工程”的总工,梦想能推前史后史的时间刻度。
书写决定了文化模式,并传承了文化模式。汉文化模式的躯体正是由书写的三个要素构架而成:书写器物、书写之法和书写成品。
书写器物即与书写相关之物。笔、墨、纸、砚在原产地或原材料上的认证构成了一个书写器物体系,它们与书房、案几、檀香以及女人,携手构建起了一道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书写之法是知识精英的一种姿态和身份,颜柳怀张等个人书写形式上的美感成为内在德性的张扬;它又是集权者的工具和技俩,篆隶行草等官方钦定字形繁简上的标准成为外在霸权的遮羞布。
书写成品即作者手稿,是人与器物媾和的产儿,原稿书法上的“神韵”奇迹般地在手工复制时代的碑刻字帖中延续着,它成为后人凭吊的图腾,承载起道德垂示的典范和文化摹写的样品。
以上三者昭示了汉文化作为一种书写文化的独特所在。近世书写器物在形体上有了的改变,如从毛笔到钢笔、铅笔、圆珠笔、水笔等;在数量上也不断减少,由笔墨纸砚四样减少为纸笔两件。器物的变更使书写之法的效率大为提高,也减少了书写成品的物理空间,但并未真正改变书写文化的本质。直到电脑的出现,才带来了汉字书写的根本性革命,也使得书写文化渐入至输入文化。
建构输入文化的要素与书写文化大为不同,他们分别是:输入法、标准字体和电子文档。
输入法:键盘绝非书写器物的再次简化。离开输入法软件,键盘只是块状的聚乙烯材料,因此在输入文化时代,输入法才是关键,高效便捷的输入软体就替代了繁笨的书写硬体,原本集约在笔墨纸砚上的苛求演变为输入法字库里的挑拣。
标准字体(复数):电脑系统字库将字体标准化,并提供了若干种字体以备输入者选择。这样以格式化的字形字体替代了手工劳作的痕迹,书写时代的个人化印迹完全在此消匿。
电子文档:输入文化没有原稿,只有修改稿,即最近一次编辑后的文档。千百比特空间的字符文档替代了浩瀚充栋的文稿,原本收藏书写成品的图书馆、博物馆变成了安置在机房服务器上的数据库。
这些都是输入文化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它并不像器物、书法和手稿在书写文化中与书写者息息相关,输入法、字体、文档都不过是临时集结在主程序指令模块下的碎片,只有输入的过程成了人与文档之间唯一的鹊桥。
因而,无纸化的未来即一个无书写的未来,也是一个输入文化代替书写文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