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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的“海绵宝宝”

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然而阿伦特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阿瑞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两次转变过程中,政治结构经历了从城市联盟体系到民族国家体系再到全球化体系的变迁。哈维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结合自己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牵扯勾连。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哈维定义的“帝国主义”的两种矛盾融合的要素。前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利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后者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首要地位的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P24)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资本逻辑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追逐个人利益和资本无限积累为目标,因而必然要求其市场不受地域之限制,然而领土逻辑则必定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由此在某一时刻,两者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然而,资本逻辑又必须依靠领土逻辑,阿伦特说,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因此,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两者之间通过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
奥巴马在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业已陷入越南式的覆辙,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彼时已危及至实体经济的“内忧外患”之时上任,其后的政策也正是着眼于国内和国际这两方面危机的处理。国内方面,奥巴马转变了里根执政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采取一种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国际关系方面,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近日对中东地区的访问,显示了其试图通过认同而非强制来重塑美国形象。美国这两方面的“新政”似乎都像是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所作预言的实现。
美国这个在“两战”中崛起的新帝国,其虽然遭遇或正在遭遇来自苏俄、日本、欧盟以及中国等方面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政-经体系的主导性霸权,这一点似乎没人可以否认。特别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俨然已成为“帝国主义”在当下的代名词,由此激起的不仅是来自伊斯兰国家和东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这些宿敌的反对,而且也激起了原本是其“反共同盟体系”的欧洲国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或领土逻辑的抵制,更多的一方面是对全球化即美国化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抵制。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即资本主义危机。引起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消费不足所导致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论述。但哈维认为,过度积累,即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过度积累导致了两种盈余的产生: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其中资本盈余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此问题。时空修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延迟,通过将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吸收,另一方面是空间转移,即扩大市场,地理扩张。如果赢余不能被吸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贬值来解决危机,资本贬值的结果是通货紧缩,劳动贬值的结果是失业。以吸收的方式解决资本盈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一面,而贬值的方式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仍然如此顽强的生存了下去,丝毫没有走到尽头的征兆,这个谜题的谜题哈维用时空修复理论为我们予以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正是过度积累所造成的,美国战后一方面通过将其资本盈余转移至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来振兴其经济,这是时空修复的空间转移;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网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延缓其资本,是通过时间延迟的方法解决资本赢余问题。然而,在这时空修复过程中,也就是美国通过认同的力量建立霸权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中,又树立了其竞争对手,那就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该地区资本出现大量盈余,资本与劳动市场双双达到饱和。随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是将原先资本不能进入竞争的领域予以开放,以吸纳盈余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新自由主义成为横扫一切的力量,历史似乎又折回到了马克思所在的160年前。
目前,中国作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海绵”,正在吸收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盈余。资本逻辑要求国家政治的强势力量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取消地区保护;资本逻辑动用政治逻辑压制其反对力量,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从地区发展来看,在经历了30年代有偏向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中国制造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农民工,中国东南部地区正是通过“创新性”(其新颖之处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并不纳入城市就业的统计之中,因此如果在出现劳动盈余后并不显示为“失业”)的引入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盈余。他们一方面将资本转移至海外地区如更不发达的越南、非洲等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通过廉价劳动力所积累的资本盈余投资到中西部去。最典型的如房地产领域,东南部作为城市地标的光鲜摩天大楼上刻意隐去了建造者的身影,而来自这些地区的资本又频繁的光顾内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当地政府并不出于本地居民的权益保障其有能力购买本地房产,而是热情拥抱这些外地资本一步步抬升房价。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海绵吸的东西越多只会越来越自我膨胀,然而无论吸纳多少,也改变不了其本身的内在结构。

(英)哈维(Harvey,D.)《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

没有情妇,就没有资本主义

一般所认为的社会学有三位开创者: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而却很少注意到维纳.宋巴特(Werner Sombart),当然也可能是把他归到了经济学家的名下,他才是第一个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形容生产制度的人。当然他的不被重视还很大程度上与纳粹有关。   马克思带有很强的目的论色彩的《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探究了其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他将其归结为生产方式的进步。而催生资本主义能不断壮大而不是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即依靠资本积累与资本积聚所促发的扩大规模。   然而马克思把其归结为资本家的贪欲(但后来研究学者指出,贪欲并不是资本家独有的本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激赞的同时又以道德家的面孔予以谴责——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异化、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原始积累的血腥,因此他希望出现一个在物质上能沿袭资本财富的增加而在道德上又圆满的共产主义社会。   韦伯再试图从宗教的角度反驳马克思过渡的经济决定论,清教伦理的现世观念,禁欲,以及通过致富来接近上帝的新式信仰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是资本主义进步的根本所在。然而,从本质上说,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或许只是与马克思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资本家为何积累、聚集资本而已,其大的理论框架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研究范畴。   宋巴特与韦伯一样反驳马克思,但他也不同意韦伯的些许观念,比如提出“新教就是犹太教”,而犹太教才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他比韦伯在程度上超出了马克思,或者说是反马克思的角度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本就不在于积累而是在于无休止的消费,不在于节俭而在于奢侈。   他从宫廷的角度研究了贵族和国王们在围绕女人所消费的巨大奢侈品,较弗洛伊德早一些从性解放的角度提出了性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从意大利到荷兰,从南欧到北欧,从西方到其殖民地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在宫廷的地方最先出现了城市,而他们所消费的奢侈品促进了城市繁荣,而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及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行业中恰恰都是奢侈品生产。   虽然宋巴特在此书中关于为什么奢侈促生了资本主义的论述过于简单和缺乏说服力,但这并非是此书的目的。与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生产不同,他更多的从消费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因此,到底在资本主义中生产重要还是消费重要,是不同经济学派的分歧,这可能也恰恰是为何宋巴特被划为经济学家的原因。但这样也使得宋巴特在书中对于洛可可艺术的分析较少被人提起。这一时期的色情史尚需要细致的研究。

补充本书的几个疑问:

1.这本书并没有揭示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和消费取向在工业革命后的变化。大众消费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是否是对宫廷奢侈之风的延续还是其平民化。

2.宋巴特仍然带有目的论色彩和欧洲中心论色调,或许奢侈并非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在学术研究领域,一个概念的使用和流传要比其废弃要容易的多,“资本主义”正是这样,如果把现代资本主义定位为阶段性目标,那么就只能把工业革命前称为“早期资本主义”。如果不能放弃“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那么“前资本主义”要比“早期资本主义”好的多,至少不能确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宋巴特没有使用韦伯通过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来证实西方资本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以,推崇宋巴特的同时要注意到奢侈是否真导致了资本主义?为何在同样有奢侈消费的非西方社会并未出现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读书笔记

惶惶42万字并略带古汉语的著述终于在买回此书后的第6年里看完了。
对于黄仁宇对我最大的影响就莫过于此书的第一章中关于中国不能产生也未曾产生资本主义的论述了,重要的不是他的观点的新奇性,重要的是它用材料和史实支持了我先前的看法——当然还只是看法,构不成观点,因为我的立论点在柳宗元的封建论,以及中国社会有没有所谓从原始到奴隶再到封建的转变。(从非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或者恰好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角度提出问题进行看似“新奇”的论述成为当今读者们喜欢的题材)
也正是由于这种证实,才让我把这本书在只读了第一章后就弃之六年之久,虽然这六年之中无数次翻起以试图读完。
概要

此书的结构很明显,第一章提出问题,并对所要阐述的问题进行历史上的归纳,即当今该问题的来源与研究成果。首先文中提到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他亦是作者常引用之人)对资本主义的考证:“资本主义”一词被认同和广泛使用是20世纪初才始于宋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个马克思从未使用过的名词却被用于马的规范之中。然后又分析了陶蒲把有关资本主义的论文归为三种学派:一种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马克思学派;一种注重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等德国唯心学派;一种注重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其余第三派。而从技术的角度讲黄仁宇也认为自己属于第三派,只是不仅是经济上的蜕变可以归纳。之后,他又以惯用的“大历史”视角,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之历史比较详细论证了中国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以及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委,一言以蔽之:其志不在此——不仅不能产生也无意于产生。随后作者指出陶蒲的三种学派中第一派即马派对中国之出路并无具体指示,第二派即德国唯心派韦伯又带有种族主义的阴影,第三派中布罗代尔“缺乏可供证实的假说为主宰作领导”皆对亟待改革的中国无所帮助,于是他提出了资本主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的自由雇用以及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三个条件,而他们又全靠信用,信用又赖以法制,法制以保护私有产权。
此后的几章里,作者先从最早拥有并建立资本主义技术性格的三个国家威尼斯、荷兰和英国入手进行分析。其中信仰天主教的威尼斯其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恰好是对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驳。如荷兰的成功因其封建专制薄弱和无需农业基础而不能作为资本主义展开的例证,那么英国17世纪的革命使其突起为当时的强国并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原型”。随后作者列举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演进的必有条件: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它比要将上述三个技术条件全盘活用,才能打开局面,信用通行而受法律保护,所有权与雇用关系互为一体,最终民间的社会经济体系(也即作者所谓的低层组织)与国家(上层组织)互为表里。
在第五章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中,作者分析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哈灵顿、亚当·斯密、以及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还有马克思、韦伯以及宋巴特等人关于资本主义、以及其经济组织方式、资本主义伦理观念的论述。
在随后的两章中,作者把一个缺乏中央集权经验、又有以数目字管理的潜力,改造比较容易的国家和社会以及相反之情况分为两种:前者以美、日、德为代表,后者以法、俄、中为代表。在最后一章中则把主流之外的两个国家——丹麦和西班牙特别述之。
摘要(以下摘要有些为史实,有些为作者转引,有些为作者的创见,此处不作区分,见原书注)
P3转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这个马克思从未使用的名词,却被归并于马氏的规范之中。自此,奴隶社会、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被视为《资本论》作者的三阶段之演进…
P12-13中国之商业长期在西方两个极端(即封建制度下的极端封闭和资本主义下之极端展开)之间……世界上竟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可见得两方社会组织有根本不同之处,作者没有将资本主义之定义规划清楚,于是削足适履,产生一 个非驴非马之称呼”…
P21…若要勉强赋予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名目,只能逼着中国一般的学者到处寻觅历史证据。…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有如此严格的限制,其所遭遇的最大阻碍乃私人财产权缺乏司法的保障…
P25-26所以中国社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由来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也无意于产生。到鸦片战争后她仍不愿放弃中国本位。

P54十字军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宗教上的虔诚混为一谈…第四次东征,其荒诞不经,以为历史学家称之为“可耻的光荣”。
P59威尼斯的统领系终身制…这统领的职务也是世界上依选举制而产生之最久者。
P65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诸清教徒,宋巴特谓之出诸犹太教,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这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性格。通过一种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
注:这一点意义上,并不能严格以道德的名义去引人行动,更重要是建立一套可以能在“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下发挥这种共通性格的制度。
P81史料显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用的比较,是1:20
P83-84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的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

P96 1500年前后,西欧之民族国家只有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算是初具胚胎。
注:因此,注意在研究1500年前的历史中避免使用现代意义上国家的概念,而应代以当地的地名或教宗范围或者朝代国家。

P105-106其中有些人走上无政府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道路。他们的弱点则是不能在体制上作为新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最后在低地国家内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仍是保守派与过激派之间的加尔文派。…加尔文的神学立场以“命定论”为核心…这些气概与趋向使命定论被公认为有助长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功效,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
注:一定意义上说,是唯物主义者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步
P109查理五世…于1556年自愿退位。治下的帝国分为两部分:德奥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部份,传于皇弟斐迪南;西班牙王位及意大利半岛之领域及低地国家则传予其子菲利普二世…1550年查理五世曾颁发严峻的命令…未经批准私阅圣经或在公开及私人场合讲解圣经的也处死。
注1:看来某书上所言荷兰曾受西班牙统治的说法会遭人误解。
注2:看来宗教改革前的欧洲,私人是不允许阅读圣经的,怪不得还需要讲解,可能多半人也不识字(拉丁语)。这种传统至今也可见。
P114荷兰人日后在海上的发展,而他们所表现“海上无骑士精神”的侵略性格也成为16、17世纪的一般风气。……“战争是一种国营事业”……荷兰共和国之立国可以说是发挥了自由的精神,但仍不能算作民主。而所谓的自由,也只是允许了社会上能说话的人物继续保全他们的权益,并不鼓励所有人各抒己见。
注:“海上无骑士精神”可见《加勒比海盗2》中的荷兰人。
P124至于阿姆斯特丹,10万人口中特权阶级执国家经济各前进部门之牛耳,又通过共和国之特殊体制,左右其内政与外交的情形,更不是山西商人或徽州商人可以梦想之事。
P130英国已“看穿了本身之陈旧落伍”,而“有意识的模仿荷兰”。

P141英国社会本来是一种混合性的封建体制。……这是日耳曼民族侵入欧洲西南时,与罗马帝国的残骸重叠组合而成。所以其下端显示着部落组织的形态,其上端却又隐约表现着若干全国性的中央机构。这种制度最大的特征,为带有契约性质的从属关系……
P144英国习惯法的法庭“用虚构的事体堆在虚构的事体之上,以规避历史上的负担”,由来已久。
P145 -146圈地…有利有害,各地情形不一,有些圈地尚未农民自动发起,从农场改为牧场和从牧场改为农场的情形都有。…其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须之步骤。
P148人类是一种宗教动物。这里所说的宗教,是广义的宗教,包括有形与无形的组织,入世与出世的思想…只要它凝聚于一个“最高的”和“最后的”宗旨…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习惯也是一种宗教。
P149基督教凭的不是中国人在血缘关系里获得永生,而注重个人的赎身超度。
P153清教运动对詹姆士一世的君权神授一再驳斥,所以内战尚未爆发之前,英王已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在精神动员的成算上已经未战先败。
P161大凡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上层结构和一个下层结构,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总要做的上下合节,首尾一致。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补救的办法或改组上层结构,或修正下层结构,再次之则调中层组织,如重定税制,颁行新法律。只是英国17世纪有如中国之20世纪,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同时与时代脱节,中层的各种因素都要重新改组。内战只是这长期改造中颠簸得最厉害的一个阶段。
P167从长期历史讲,新教自由开启政治自由之门,而政治上的自由也开经济上放任政策之门,因后者才能实现资本主义。
P190英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巩固的国家要进入以严密的商业组织作规范的体制,首先必须重新安排其低层结构。…次之则要重新厘定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间之联系。
P191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P207-208霍布斯…洛克…二者的理论都带有一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初衷。也可以说都是继承于马基雅维利的创见,亦即所有政治生活之原理全部根源于个人对事物的反应。
P212-213克伦威尔的特别法庭援引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被告查理·斯图亚特,仍称英格兰王,他的罪名则为叛国,因为他只被“赋予有限的权威”,而径自扩大为“无限的权威”。看样子,仍是以封建制度的契约关系作为理论之根本。
P222掘地者被称为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思想来源不出自现代经济,而出自圣经。……可是右派加强宗教力量和提倡君权神授等等说法既已搁浅,而左派之全民平等废止私人财产又不切实际,则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来临,已经在客观上具备了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
P237-238洛克…《政府论二讲下编》强调君主专制是一种曲解理论、出卖信任的作法。书中提到百姓有权反抗暴君时,带有一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者也”的语调,作者不怕人民见异思迁,动辄颠倒政府,他只怕他们积习相安,见恶而不除。……(该书)接受了欧洲中古以来的观念,认为上帝将世界的资源赐予人类(霍布斯也从这点出发)。这赐予出于一种集体性格,即盈天下之人,享有天下之事物。
P274宋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两种精神混合而成。先必有企业精神,次则有资产阶级精神。……宋巴特之种族主义则极端明显。

P289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过去愈缺乏中央集权经验、愈有以数目字管理的潜力,改造比较容易,常能捷足先入资本主义体制。
P309美国法律大部分乃根据英国传统。…习惯法接受了其一般原则,审案时积累了一大堆事例,此后又渗入公平的原则,使各地区间…能够公平而自由的交换。
P311及至二战结束,…日本人也批评他们自己只注重行动,不估计思考,有如袭击珍珠港…
P331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并非财阀挟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资本。
P332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新体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
P333历史上日耳曼民族由东向西南迁徙,在意大利成了伦巴第人,在法国则为诺曼及勃艮第人,在英国则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此外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
P335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拜见访问过他(俾斯麦),希望从“铁血宰相”的口头之间获得若干兴邦的秘诀。又见P362注106:他(俾斯麦)该苏李人事之起伏,并无永久之价值,似有道家气派……
P342国家资本主义在后作主,是德国进入资本主义之一大特征,…俾斯麦手下德国之带福利国家性格,甚至20世纪希特勒之称国家社会主义,都有连带关系。
P346-347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国家主义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观念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勃兴,深受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之影响。
P352-353总之,几百年来德国人缺乏一个民族国家,一朝将这缺陷更正,行动起来又做得迅速确实,爽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为荣,进而骄倨傲慢,以极窄狭的国家观念,代替传统的世界观。……统一的工作已有将问题“外部化”的趋向。
P354是国家主义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以新资本支撑国家?

P377 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进攻巴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对巴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
P392-393新体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但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式的平等…总而言之,大革命只创造了一个低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目字管理的基础。
P399当生活程度提高的时候,人们开始注重他们生活之质量,于是节制生育。社会里学术家和军人抬头,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受重视。金钱称为首要,享乐主义少受检束,漂亮的女人不仅“以人身标示着奢侈与享乐,也表现着金钱与成功”。(注: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法国洛可可艺术的产生
当社会上产生一种长期间大规模运动的时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后倒置。对法国而言,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创造这社会之因,也同时是这社会所赐予之果。
P400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监视较少,因为人民已受到一种流动性的经济力量所把持,这种接受金钱管制,有如洛克所说“含默的许可”,出于自愿。……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所产生的道德精神,与“佛菩萨、基督和苏格拉底的,没有重要的区别”。
P401法国大革命极端戏剧性地表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寻觅现代组织的过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间,表扬了人类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类共通的弱点。…今日法兰西仍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时过境迁,人类发掘他们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后主宰。我们的知识愈提高,我们对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宽,我们道德上的责任也愈大。
P405帝俄时代的陆军…经年累月…行伍之间则尽是农民。以后苏维埃组成时,他们由反沙俄而反朝代,继而极端的左倾,主要乃由于农村问题,再加以长期战争的影响。
P407 1861年而过人口1/3为穑夫。于是期间有如一段死结:农业生产的方式不改变则不易产生新型的工商业,没有新型的工商业则无法改革农业的生产方式。
P411这二月革命也和中国的新海革命武昌起义一样,事到临头又群龙无首。
P421列宁则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接受德国援助返俄(此时德俄正处于交战中)。依法律而言,此为通敌。
P424他(列宁)的宇宙观有一个“目的论”的布局,…使他感觉到只要目的纯正,可不择手段。
P429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未曾出面自我宣扬其为一种组织与运动…最初纯由于反对者的攻击。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在言辞上反对的声浪达到最高潮,而且行动也到达最剧烈的阶段。
P430-431布尔什维克之成功,不在他们理论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们在行动中认识整个历史转动大方向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战。……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从协商会议到军事行动,始终找不到出路,于是只有如列宁这,自认带有阴谋性的职业革命家之登场,于是也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讲,俄罗斯需要一个强人与一群法家死士。
P432克劳塞维兹之论战争:有时战局十分剧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义,有时打得并不凶猛,反而关系深远。俄国十月革命近似后者。
P434苏维埃政府…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在3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丧权辱国之程度为现代史所未有。
P435-436哥萨克…是沙皇治下一种特殊制度的产物。他们在国防前线组织屯田狩猎的部落,各自推举首领,以兵员勤王事代替纳税,政府也不问其内部事。
……整个红军出于他(托洛茨基)的苦心孤诣,一手造成……红军在指挥系统上保全了帝俄的军事传统。
P437苏维埃利用特务政治及恐怖政策…其对防止反叛与内乱确有功效。但俄国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兹后成了苏共之传统。
P440那种“不和我们合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情绪,成为了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
P443列宁的“民主集中”…其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而必须集中,则只有优秀分子能了解,只有共产党由上至下的纪律才能掌握。这些说法都不曾出现于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
P445列能所创的政治局是党政最高机关,其中所有委员被斯大林一网打尽。
P446斯大林一再说:“我么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迎头赶上,否则只有被他们压碎。”从这观点出发,苏联一直没有脱离战斗经验,她不是备战,就是实际在作战。
斯大林…在二战爆发前夕,…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协议瓜分波兰。战事始开,他继续以物资援德,将摩尔曼斯克海军基地供德国潜水艇使用。德军每一胜利,他都致电向希特勒庆贺。
P447在实行社会主义时,政府之干预愈深,只有使官僚机构的活动范围日益庞大。
P451由于私人财产权缺乏法律保护。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成文法只在装饰门面,“真正的法律”就是强权。
P452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亦即在私人财产权已在原则上固定之后,针对其原则上的罅隙和不及之处,加以补助和加强。
P458(宋朝)一个注重军事的朝代,作战时却常失败。一个以南方水利为根据地的国家,却敌不过北方人文简单、水准远逊的国家。创业者赵匡胤本身不注重抽象理论,宋朝却产生了一大群理学家。
P459中国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1070年间),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究其原因,症结仍在中国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抽税。
P462所以王安石的失败,象征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悲剧…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的积累,进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因之整个社会无法脱离山林文化之简陋气息。
P463可以说宋人在提倡唯物没有出路,才主张唯心。政府既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找到一个新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张反求诸己,本身内向,著重主静、主敬和慎独,提倡“人欲”与“天理”相违。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P465朱元璋…彻底看穿宋朝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财政税收的基础,整个国家追随不及的毛病,于是大规模改制。他的制度仍和宋儒的理论符合,是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为全国标准,注重均平。
P466因明清帝国与唐宋帝国不同,它采取“非竞争性”的国际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进,单凭均同而配合着中央集权的制度,就可以用数量上的优势压制外夷。
P471皇帝之存在,并非因藉之以富国强兵;而是君临天下,作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他(光绪)放弃了传统的使命,也等于否定了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问题不在皇帝之决心(指清算慈禧太后),而在君主制度。
P473朱元璋…不许人民泛海,而且称琉球与日本为永不征伐之国。
P475各种方案与主义,都不外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潜伏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作主的一般体制,增强她在国际间竞争的地位。
P476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切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取士标准,既是庙堂里统制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

P492统治大众的方法,基本上不出三途: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激励,以宗教或党义主持之;二、是警察权逼迫就范,以军事力量和法庭为后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观,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个人在争取本身名利时,却在无形中增强了国家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任何政体也希望…并用三者之长。可是资本主义无可否认的是将最后一种方案作最高度和最有效的发挥。
P494并不是因为有资本主义,才产生使用暴力从事征服与奴役…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在,尚有赖制止上述劣行。
P496英国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段公式。……其程序包括
改组高层机构……整顿低层机构……重订上下之关系……
P499增聚财富,是人类共通的性格(也即是符合“自然法则”)。余英时教授搜集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思想界对商人及商业的看法,带着肯定的态度。
P509-510弗朗哥事业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能抵御希特勒的压力,没有参加轴心国的战事。……不为意识形态包围……主动放弃海外属地……而且弗朗哥的专制政体不经暴动即进入民主体制,尤为历史上罕有。

评论

黄仁宇以“数目字管理”为资本主义发生之最终结果与评价标准,详细地陈列三组国家(第一组为威尼斯、荷兰、英国,第二组为美国、日本和德国,最后是法国、俄国和中国)资本主义顺产与难产的三个技术条件(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的自由雇用以及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

这种经济学或者技术主义的研究方法的确能避免“意识形态通常失之偏激”(原书P497)“并看中其积极性”,但是这种带有现代人之眼光与视角的看法,仍然使资本主义之历史如克罗齐所说变成了“当代史”。虽说追求历史的真实性遭到了“后现代主义”们强烈的攻击,并且当今史学界却也不再把真实性作为最终且唯一之目的,然而所谓“数目字管理”这种看似中立性的技术标准却可以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把它定义为一种“型”。于是这种“当代史”的方法不如从源头上详尽考察其经济发生之历史,考察其“断裂”之处而非“连续性”,其“特性”而非“共性”来的真切,从而避免史学家自身“型”的介入。

因此,把“数目字管理”当作是资本主义发生史的目的论,于是不可避免的在叙述历史事件中以其作为进步和倒退的衡量尺度,对古人之作为横加指责与批评。如黄在提到宋之王安石变法,便说得出如下结论“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所以王安石的失败,象征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悲剧”。

另外,虽然黄仁宇被称为擅长用“大历史”的视野写作,然而其这种视野仍然以技术因素作为标准,以数目字管理作为目的(见其另外两部作品《中国大历史》和《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其并未有机的将科学、思想等因素纳入到历史的叙事中去。如谈到法国大革命却未阐明启蒙运动的影响,谈到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却未提产业革命,科学技术等因素的重要作用。这种“大历史”纵横时空的叙事也就仅以技术条件为限,不能兼顾思想、文化

甚至是宗教运动等等构成更大的历史(the greater macrohistory)。也正是这种不算太大的历史视野,才未能涉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出现的大萧条/经济周期/滞涨等等,为何突然出现了产品不能顺利的买卖?

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要求而在众多国家进行的革命,黄仁宇用霍布斯之《列维坦》(巨灵)解释颇有说服力。初民之时,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后经过社会契约的方式组织国家与政府,国家最高主权授予一人或一群人,此即“巨灵”(列维坦)他受命于民而不受制于民。历史上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也包括中国辛亥革命时期也正是处于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中,最终才需要巨灵的出现,至于巨灵怎样出现、何时出现并无一成之例。

读完书,通篇感觉黄仁宇论述此问题之原委及必要,其也时刻在论述处比较各国之经验用“大历史”的视野,但这种大历史的视野更多意义上是多倾向于中国问题的关注以及解释中国问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