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归档:全球化

全球城市的乳腺癌

如果说全球化用左手碾平了世界,那么他却用右手为世界隆胸。这些隆起于平地之上的就是全球城市。沙森在《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里着重关注了三块丰腴之地,而这几块胸部却都患有严重的疾病。

把世界看作是“平的”,强调的是经济组织的区域分散化、劳动分工全球性合作。然而,萨森却认为在经济活动空间分散化的同时伴随着集中化趋势,并且前者强化
了中心控制与管理的功能。也就是说,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数几个全球城市里聚集的程度越高。全球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金融机构
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聚集地,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以及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

全球城市其中最主要的经济动力是生产者服务的增长。生产者服务的主要特征是为机构提供服务,而不是最终消费者,因此它是一种中间产出。像跨国公司总部不再
是一个制造商品的地方,它“生产”管理、控制和协调等服务。制造业和关键服务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装配时,金融和生产者服务所主导的新产业在一些全球城市
里集中。这导致了原有工业城市的衰落,如底特律、大阪等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萨森认为新的生产者服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原有工业部门衰退的基础上
的。

新的增长最终导致了收入结构、公司和家庭竞价能力的不断分散化,也就是说全球城市的发展并不是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而是造成了收入的两级分化。一方面是金
融专家、技术人才在全球城市的聚集,其收入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是更多低层次的服务成为城市所需,而丧失了原有产业工会的支持,其收入非常低。

中等收入者在生产过程中被全球化的力量所消除,中产阶级文化也遭到了新兴高收入技术专家的侵蚀。这种世界性的职业文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美学观。新的高收入
者成为艺术品、古董和奢侈品的主要候选人,开发商通过引入艺术家工作室把贫民区改造为豪宅来吸引这些“收入新贵”。这个阶层的增长已经促使了消费结构的重
组,“重要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烹饪技术,不是衣物本身而是设计商标,不是装饰本身而是公认的天然艺术。”(P321)

全球城市抹去了原有国家间的界限。“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全球化的关联增强,国家作为空间单位的角色已经部分地改变或者至少是弱化了”(序言)。跨国公司
的头头们坐在全球城市的总部里,“战略”性地部署其属下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决斗,各个国家的首脑们频频地向他们抛下渴望“临幸”的媚眼。

经济组织分散化伴随的集中化、在工业衰退伤疤旁生长的生产者服务、中产阶级的萎缩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国家界限的淡化,让全球城市高耸的胸部里暗藏着癌症的危险。在中国一个个城市都渴望成为全球的胸部时,我们是否注射了抵御癌症的疫苗?国有企业的在可能的全球城市中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从而加速而不是分散了垄断;工业渐渐转移到更不发达国家时,生产者服务却无法成长;中产阶级还未形成就遭遇着日渐扩大到收入两极分化;以及全球城市没能抹淡了国家的力量却增强了对它的依赖。正像在中文本序言里作者所说的,“世界对上海的想象似乎已超过了她的真实力量”,中国还有更多的城市正在意淫着自己作为“全球城市”的想象。

PS:希望这个评论不被误认为是反全球化的证词

(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 周振华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7

地点上的较量


作为一本城市社会学的入门导引,这本书做了它该做的;但试图把地点(place)研究提升到和空间、时间相同重要的地位,这本书做的还远远不够。

在对地点理论的简要回眸中,作者发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少关注的它。第一个关注地点的是哲学家Edward Casey,在凯西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把“地点”定义为“一个位置、一个场所,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P15)它是个人身份认同感、社区归属感、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感以及家感的载体。而城市就是一个最有特征的具体“地点”。

在城市这个关键地点上,地方和中央政府、房产商、当地居民等各方力量在这里竞争和冲突,资本、劳动力、建筑以及社区的日常生活又在了城市的身体里留下了深浅不一的烙印。

例如美国大都市产生过程中社会阶级(层)的差异造成了郊区和市区的居住的分化;在大都市建设中对黑人的隔离以及外来移民在城市中形成的各种特色的聚集区;当然不能忽视的是性别在大都市所造就的权力空间差异。因此,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左右了城市,而城市又进一步生产了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

在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中,城市也并非是一个被动的“受害/益者”,城市通过适应对全球化在不同方面和领域做出回应,当地都面临着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或许面对全球化所进行的这种调整,在雅各布斯看来只是城市经济增长动力——进口替代模式阶段中的一个最新实例而已);在政治领域,自上而下的全球竞争压力促使国家修改原有规则,而地方政府也在于全球化互动过程中自下而上要求中央政府下放更多的权力;在文化上,全球化在各个城市可能趋于同质,但也使得地方文化能够在这种刺激下重新焕发一种活力;而地区内空间的差异也可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益加大。经济、政治、文化和空间相互作用于地方城市,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地方的变化或转型可能会比地方的延续更加普遍和持久”(P142)。

本书通过比较中美城市各方面的差异给人不少启示,然而把地点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却对“地点”本身缺少细致明晰的分析,如地点(place)和地方(local)的差别、地点和空间的深层关系(而绝非简单的具体与抽象的区别),因此给人的感觉好像“宏图未展已收尾”了。

书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城市社会学理论综述(第二章)中,对人类生态学(芝加哥学派的R.帕克、E.伯格斯、L.沃斯和W.I.托马斯等)、新马克思主义(列斐弗尔、卡斯特尔和大卫·哈维)、增长理论(Harvey Molotch和John Logan)、城市文化观点(S.祖金、M.戴维斯)、历史/制度的观点(韦伯、奥罗姆)以及全球化的观点(J.弗里德曼、S.萨森、Ash Amin和Nigel Trift、McMichael、D.史密斯和Micheal Timberlake)等六个城市社会学研究取向都做了简要的回顾,以及富有价值地分析了各种理论取向的优势与不足。

芝加哥学派(经典学者包括R.帕克、E.伯格斯、L.沃斯和W.I.托马斯)把人类同其他生物对周围环境的适应等同,因此人类在城市这个大环境中的竞争与延续就成为了他们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种富有特色和系统的人类生态学“研究范式”在理解城市和人类群体的相互关系时取得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仅仅把对一个城市的研究结论来提纯出一整套城市的科学理论以及生态学家所回避的其他重大问题都使得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社会学领域的统治地位遭遇了挑战。

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许在国内的城市研究领域是大家最为熟知的了,列斐弗尔的空间生产、卡斯特尔的信息生产力以及大卫·哈维的资本主义回路等。“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城市空间和形态的理论框架是迄今为止在理论上逻辑最严密,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城市理论。(P49)”新马克思主义都过分强调经济和生产,却较少关注其他形式的机构对社会的影响。
通过把马克思的商品概念运用到分析现代美国城市,增长机器的观点确立了现代城市最根本的紧张关系,但是把城市看作是一部增长机器较少关注城市的历史变迁,同时忽视了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

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将注意力放在城市环境可视的、美学特征和元素上,帮助我们形成关于城市和城市中特定地点的完整概念。这些具体的城市形态犹如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资产负债表一样清楚地告诉我们关于今天城市的不同内涵。但它未能提出一个分析城市本质的理论框架,而让文化分析过多地停留在感官表层。

通过历史脉络来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制度观点避开了宽泛的抽象理论,着眼于历史的意义,选择更具体的有理有据的方法来理解当地情况。但它又使研究者过分关注历史的细节而忽视了更一般的运作机制。也就是说在经验的相对性和理论的普适性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平衡。

全球城市的观点从城市存在与变化的更广阔的外部环境出发来看待城市,帮助我们检视和理解全球力量如何影响特定城市的一个全新视角,但它的推理和分析都只局限于已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城市,而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新型发展中国家的解释能力值得商榷。

“没有哪一个观点就一定比另一个更正确。事实上,理论观点的丰富性通常强调了城市及城市生活的多样性。(P65)”这本书能让一个读者对城市社会学发生了兴趣,并提供一份继续阅读的指引,它做的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