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痛风”及演化论的最新修正
邓肯和萧伯纳 一、萧伯纳又丑又蠢的孩子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有这样一个经典幽默广为流传,说是美国舞蹈家邓肯仰慕其才华,写信告诉他:“假如我们两个结婚生子,孩子拥有你的智慧和我的美貌,那该多好!”萧伯纳回信说,“要是生的孩子相貌像我,智慧如你,… 阅读更多 »达尔文的“痛风”及演化论的最新修正
邓肯和萧伯纳 一、萧伯纳又丑又蠢的孩子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有这样一个经典幽默广为流传,说是美国舞蹈家邓肯仰慕其才华,写信告诉他:“假如我们两个结婚生子,孩子拥有你的智慧和我的美貌,那该多好!”萧伯纳回信说,“要是生的孩子相貌像我,智慧如你,… 阅读更多 »达尔文的“痛风”及演化论的最新修正
安德森在其书开篇就说,免费是我们“即熟悉又不解的概念”。此书为我们带来很多丰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bundance)的有趣观念,同时它最后又留给我们很多未解之谜。免费的观念如此广泛,包含了诸多迥异之物,因此要给出一个概论的确很困难。安德森在书后列了一张建立在免费基础上的50种商业模式的清单,或许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一种模式应用到自己的领域。仅仅需要强调一下这张冗长且多样的清单,就知道把握免费这个含糊的概念很难了——确切说是相当难了,特别是对于一本从Jell-O开篇的书。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一只熊猫而不是一条龙。1999年时老布什宣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时间掌握在我们手上。”然而,雅克说这是一个幻觉。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而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
共产主义所允诺的涅磐产生了一种混合物,它集成了屠杀、谎言以及随后由专制官僚所奉行潜规则。但重新思考时已为时过晚。共产主义体制所显示出的持久性,部分原因在于利用特权来驯化和恐吓人们独立思考,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紧紧控制了语言和信息(泄露或传播信息会背上不爱国的罪名)。随着信息特别是那些有关专制体制所伪造的历史和经济失败的信息的传播,共产主义出现了裂纹。国族主义也是对共产主义有效的溶解剂,特别像在波罗的海国家,他们会觉得自身是由一个外来帝国所奴役的民族。
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规划”(project of modernity,哈贝马斯语)尝试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一种普世的、永恒的价值,把人从过去的宗教和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规划”的理念渗透至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城市规划与建筑上就是现代城市主义。
提起“地理学”,我们很自然地会从中学残存的知识库里,调出一幅幅早已模糊的地图——地势地貌图、国家区划图、资源分布图、气候气象图、交通路线图等等,仿佛地理学就只是地图册而已。把地理当作人类生活的背景或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又或者是文化差异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都是对地理学的误解。前者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迂腐观念,后者是环境决定论者的教条。
人类是个群体生活的动物,群体不组织起来也无法生活,但组织并非意味着需要一个单一目标统辖的集体主义。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通过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协调人类的各种争端,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有意识构造的“蓝图”来对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
《大转型》的中心主题是批判那种认为市场是通过自发调节并使经济最终成为支配社会其他一切方面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当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时,市场机制这台“撒旦的磨坊”就将自然环境、人的命运和生产组织一起绞成了碎末,撒落在社会毁灭的的废墟上。
如果说全球化用左手碾平了世界,那么他却用右手为世界隆胸。这些隆起于平地之上的就是全球城市。沙森在《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里着重关注了三块丰腴之地,而这几块胸部却都患有严重的疾病。
行动让身体自由了,反而又让其感觉能力降低了,这是现代流动的个人遭遇触觉上的危机。雅典公民是声音的奴隶,罗马市民是眼睛的奴隶,基督的身体能统治城市却无法统治街道,革命的巴黎创造透明自由的空间却造成完全的净空与冷漠,现代的身体毫无束缚却被动无情。
英文Planning一词如果和经济搭配就是计划经济(Planning Economy),而与城市搭配就成了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计划和规划这两个外来词汇出于同一词源绝非仅仅是巧合,而意味着计划经济和城市规划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如果用计划经济来指代一整套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它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类同更加昭然若揭。
早年第一次看完周星驰演绎的《唐伯虎点秋香》,在捧腹大笑后总有一丝不满和疑虑:为何一个温文儒雅的儒生被硬生生地塑造成一个文武双全之人?而后,在经年的武侠、功夫影片和电视剧的轰炸下这丝不满和疑虑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然而,读过黄金麟先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后,那种不满和疑虑又浮现出来,并通过此书些许找到了解答。
作为一本城市社会学的入门导引,这本书做了它该做的;但试图把地点(place)研究提升到和空间、时间相同重要的地位,这本书做的还远远不够。
把世界看作是个大舞台,人们在其中上演一幕幕“人间喜剧”,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俗套的了。西方思想中对于这幕戏中的“角色”进行分析的历史也相当久远,然而“对角色进行分析的学者中的翘楚非欧文·戈夫曼莫属”。
对于刚刚遗失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里找回,而当时间过了很久(不用很久),或许我们恐怕已经忘记了我们遗失了什么。
如果说科塞的《理念人》绘制了在遭遇政治时,知识分子们表现出的五副集体面孔,那么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则给六位知识分子画了个人肖像。里拉谈论的这几位知识分子都是在国内赫赫有名的思想家,也有着大量的信徒。
政治就像一个风姿卓越的荡妇,知识分子历来都难以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启蒙运动建构起来理性、进步的观念主导了其后西方两百多年中大部分人的认识,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美苏争霸都让生活在20世纪的人很难再相信历史是朝向某个目标迈进,悲观主义取代了乐观主义。后现代主义更让人不再相信会有一部人类普遍的历史存在。
1966年,福柯受一批建筑学家的邀请进行了一项他称之为“异托邦”的空间研究。研究结束时一个信奉萨特的心理学家抨击福柯说:“空间是反动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和转化才是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