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国家以民族、集体主义为名，陷个人命运于不顾，随意戕害生命，压制人性；另一方面利己主义横行，个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感，自私自利成为普通人的基本信条。

用译者陈周旺的话说几乎所有被后人概括出来的阿伦特政治哲学旨趣，诸如根本!恶、平庸恶、共和政治、公共领域、自由与开端、权威与正当性，都在《论革命》中，以一种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一涌而来。阿伦特向以“潜水采珠员”自居，追求思想之深度，一沉到底，不到极限决不回头。在这里只能揩取其很小的一部分，甚至可能还达不到她的潜水的水平面上。

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仪式。在坦克、火箭各种武器和兵种列队经过主席台之后，是一队着黑衣的文职人员。赫鲁晓夫问：“他们是谁？”克格勃头子答：“他们是经济学家，如果需要，我可派遣他们去美国，保证他们会把美国经济搞成一团糟。”

Jacobs没有康德自比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那样的大口气，而显然她的确也实现了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哥白尼倒转”。这种倒转使那些憎恶城市、向往乡村生活的怀旧式知识分子没有了溯本回原的依托。但更具意义的是，使我们对“三农问题”可以有一种新的理解，慎重思考目前三农政策所面临的难题。

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的问题在当今就表现为多元文化和普世价值的问题。以黑格尔式的发展、进步来整合是危险的。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如何在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或者说在多元文化和普世价值之间找到平衡才是重要的，而不是要么倡导有“中国特色”后就可以恣意妄为，要么提倡“普世价值”而舍弃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罗蒂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哲学本质主义，认为启蒙的理性话语在这种后学的四面伏击下业已溃散，而唯有启蒙的政治在当今才应该继续推进。这种政治实践不需要用哲学来建立基础。他提倡民主的、对话的、改良性的实用主义实践来推进人类宽容和避免残酷。

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个社会主义者，但绝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是希望在经济上企求一种正义，自由经济的问题在马克思已经分析了，造成了贫富差距等问题，最终会损害“贫者”的经济自由，这就需要政府（仅指作为管理经济运行的政府）在“市场失灵”处出手，凯恩斯主义在一战后到70年代盛行，他挽救了“资本主义”，但却没有颠覆他，致使其走向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然而，70年代西方在经济领域出现“滞涨”问题（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派一般认为这两者是负相关的），由此出现了里根、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盛行。

“倘若有人以为最佳的思想处境是受到政治右派和政治左派两面相等的力量攻击的处境的话，那么我巧好处于这样一个处境当中。”这是理查德·罗蒂在其自传《托洛茨基和野兰花》的开场白。他在哲学上以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本体论、反表象主义认识论等“后现代主义”立场冒犯了“右派”，而其在政治上坚持最低纲领自由主义和政治改良立场又冒犯了“左派”。

德国二战后的小说、电影以及整个思想界特别是民众都在反思为何在二十世纪前的50年里自己国家就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小说中作者以律师之后，责问民众为何在大火烧死囚犯的时刻不挺身相救而又在事后指证当事人的罪过。这正如一个拍摄溺水现场照片的记者，在报纸上感叹社会缺乏恻隐之心，而从不会想到自己也有这份责任以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