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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员的杀人游戏

在一场“杀人游戏”中,被其他人投票判死的人(无论是否是真的“杀手”),除了对自己的辩词不力而叹口气外,就只能按下心来等待下一回合游戏的开场了;而投票者这时要么自夸英明决断而找出了真凶,要么对冤死的人抱以轻松的一笑而已。无论对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参与者,或许“杀人为乐“才是让他们“游戏”的本意。

然而,当面对一项死刑判决,恐怕死者无论如何也不会按下心来等待他那“三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的下一回合人生了;陪审员们也会在投“有罪”票时审慎地检视所有的证据,行使“合理怀疑”的权利,他们任何轻率的决断,都可能使得死亡变得和游戏一样随便。一如《十二怒汉》这部电影,更确切的说是一场“陪审员的杀人游戏”——幸运的是,这里的游戏者最终都“搁置”了自己。

让人设身处地的去“同情”被告人,这并非“陪审员制度”的初衷。在“杀人游戏”中,每个参与者尽可能地想让自己玩到游戏结束,从而对于不涉及到自身“误判”总是忽视,甚至有可能以自己“决定性的投票权”去助长这种误判。同样,每位陪审员总有自己的私事、私情和私利,在一项并无自身瓜葛和厉害关系的投票中,他们也会 尽可能“快”的达成一致。因此,要求每位陪审员保有“同情”如同要求他们“利他”一样是不切实际的。

那么如何能保证一场“杀人游戏”中有投票权的审判者不至于因为自身各种利害而能达到一种正义上一致而不是误判上的一致呢?我想最重要的是每个参与者能够“搁置自我”。所谓“搁置自我”不是让人放弃他的私利,而是暂时搁置,进入到一个能对话的公共空间。

每个人的利益都少有共同之处,即使部分利益而达到的共识,最终不过是沆瀣一气而已。影片中陪审员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11票有罪对1票无罪,这个结果虽然对于陪审员来说是次优,因为他们在节省各自的时间和精力上有共同利益(当然还包括逃离闷热密室的共同渴求),最优的结果就是胁迫那位反对者投降就可以了,但那样却是所有可能中对被告来说最坏的一种结果。

对于少数派,多数派总会在无法说服时,使用暴力手段——无论暴力是言语的、态度的还是肢体上的,所以民主制度的关键就在于防止“集体暴力的政治”,这并非因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的,而是每个人都有不被任何暴力胁迫的权利。只有在这样时,个人才可能真正表达自己(正因为如此,影片中才有一次秘密投票的设置)。

无论是影片开始时投无罪一票的人还是影片结尾时坚持有罪一票的人,对于其他人而言他们都是少数派,他们都有表达的权利。然而,这种表达关键不同的是,前者是所有人中一开始就“搁置”了自我的人,而后者则是坚持到最后保存私利的人。其他人态度从反对到支持的转变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各自“搁置”了自己的偏见、背景、时间等等培根所谓的“假象”。

那些从游戏开始就只知道寻求结果的参与者无法“搁置自我”,就还是不懂得游戏的人,尚不能进入游戏的人。同样,在公共领域中,无法“搁置自我”的人,也是不懂得政治的人,尚不能进入政治的人。

他们的介入,无论对于“游戏”还是“政治”,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个搅局者,最坏的结果肯定是一个滥权者。

靠推论而生活

把世界看作是个大舞台,人们在其中上演一幕幕“人间喜剧”,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俗套的了。西方思想中对于这幕戏中的“角色”进行分析的历史也相当久远,然而“对角色进行分析的学者中的翘楚非欧文·戈夫曼莫属”1

或许把日常生活比喻为一部以每秒24格正常播放的电影更为恰当,当戈夫曼这位“放映师”把这幅动态连续的场景以每秒1格或者更慢的速度展示出来:日常交往中的人是如何精心布置舞台的前台、表演者上妆或卸装时的后台、表演者之间如何共谋、表演者和观众如何互动来控制表演进程等等。这些慢放镜头把原本在连续场景中我们忽视的细节,给予了特写和放大,使读者震惊之余不免掩卷沉思,比照自己日常生活经验来证明或证伪作者的结论或者以作者抽离出来的基本观点去分析自我日常经验的细节。

然而,日常生活并非是一个可以切割为“格”的电影胶片,而是一个无法取“极限”的无穷数。转瞬即逝的剧情让表演者可能还来不及“定义情境”已经被强行拖入到下一场景来演出,在这个场景中的人也并非完全“靠推论而生活”2。桑内特评价说,“戈夫曼笔下的社会是一个有场景但缺乏情节的社会…人们有行为,然而没有体验。”3于是,我们好奇的是,像戈夫曼这样对表演了若指掌的社会心理学家,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在自己面前“班门弄斧”的拙劣演员是该表现出“不屑一顾”呢还是要“逢场作戏”,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另外,虽然戈夫曼在结束语中稍带地提到了他的这种“戏剧学视角”与其他四种视角(技术的、政治的、结构的和文化的视角)分析社会问题时的相交点4,但这种相交所能展示的广阔前景却被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例如,职员在老板面前假装忙碌与老板不在场时的闲聊的场景中,戈夫曼的分析只是强调了作为演出时的“印象管理技术”,而并没有看到职员的“佯装策略”是对公司文化的一种“抵抗”。设得兰岛(戈夫曼的博士论文中考察的一个岛屿)上的佃农或许只是在演出一场现实舞台剧,而马来西亚农民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的“演出”却是一种用来抵抗其统治阶层“弱者的武器”5

因此,“与其说戈夫曼这一派的作者提出了一种综合的社会理论,倒不如说他们描绘了一种现代疾病的主要症状”6,而对这些症状的诊断和治疗都必须借助于其他视角。

相反,桑内特的《公共人的衰落》把这种“戏剧学视角”纳入到政治的维度,并从政治的历史变迁中展现了人们在公共领域中“表演剧情”的变化。这种“政治-戏剧学”分析,桑内特认为是对西美尔提出的“自我压抑的公共领域”问题的一条回应轨迹,这条轨迹是由戈夫曼、吉尔兹和桑内特本人试图发现的“一种作为公共生活的原则的自我戏剧化”(另一条轨迹则是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路线,这条路线强调非个人性比私人生活更全面、更理性、更完整和更解放)7

正像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在遭遇“验证”的质疑时一样,戈夫曼的理论描述也只是一个分析(逻辑)的假设,而不是一个经验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戈夫曼为社会学大厦打开的这道门,他使我们进入这座大厦的内部时多了一条通道,或许这条通道还比较窄,但至少是给后来人留下了继续拓宽的机会。


注:

1.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 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P42

2.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 P43

3.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冯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P3

4.见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以及《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何江穗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7

5.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P205

6.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 P43

7.理查德·桑内特:《公共领域的反思》,见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P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