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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诀别

20世纪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德国电影、小说等艺术甚至是哲学思想不能绕开的话题就是思考极权主义问题,无论它呈现为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的法西斯主义,还是苏联笼罩下的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两种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个人自由在此间让位给了集体精神、民族精神,更是以此集体和民族的幌子压制个人自由。

《朗读者》中汉娜作为一个文盲,即可看作是一个无法通过独立运用思考能力而只是乐于或惯于服从于组织、上级命令行事的人,经过米夏的引导开始识字而逐渐鼓
起勇气去运用理智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不就是康德对启蒙所下那个经典定义: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
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汉娜最终选择了自杀,很像
开完花就会枯死的竹,理智的决心与勇气这是她的成熟期。

《他人的生活》里的魏斯曼从一首钢琴曲或一本诗集或一个喜欢的女人那里,获知了生活的价值所在,它不是要去忠诚于一个至高在上的国家,服从于一个无所不在
又全能的党,他在自己所能做的范围内,保护了异见人士摆脱极权体制的惩罚,而魏斯曼自己也摆脱了“自我招致”或“他人招致”的不成熟,决意去承担“成熟”
的责任,那就是他为什么听到“柏林墙”倒塌后表现出的无动于衷,以及在德国统一后继续从事一项低微工作的缘故。一本献给他的书或许最能象征着对其决心运用
理智的最高奖励。

《再见
列宁!》讲述的是一个东德社会主义劳模克里斯蒂娜还在病床上昏睡时,横亘在柏林市中心的那道意识形态的围墙倒塌了,大量资本主义世界的物品、人纷纷涌入民
主德国,集体工厂解散、工人失业了,而那个她曾为之奉献了一切的“民主德国”业已不复存在。这些变化很可能使刚苏醒的她再次受到刺激而陷入昏迷甚至死亡。
她的儿子阿历克斯为了病重的母亲,于是说服(有时用钱收买)了姐姐、邻居,母亲以前的学生、领导,并伙同自己的同事,“虚构”了一个不但继续存在的民主德
国,而且这个“民主德国”反而吸引了“联邦德国”的“难民”们纷纷前来投靠,最终还由“民主德国”统一了分裂的两德。克里斯蒂娜带着儿子为其虚构的这个“
强大”的民主德国的美梦进入了天堂。


对于克里斯蒂娜来说,与“列宁”所象征的集体告别,就不仅是件“痛苦”的事,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甚至可能在刚睁开眼睛时说了声“再见,列宁!”,就
又不得不在闭上眼睛时说声“你好,列宁!”。康德的主题以致无法在这个时刻让母亲鼓起勇气去承受,于是才有阿历克斯以及周围人士所精心布置的“幻象”,在
此伦理情感战胜了理性,毕竟除了阿历克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所可以承担的,这个母亲再也承担不起,让她在“不成熟”中幸福的死去是一剂儿子为她注射的“安乐
剂”。

然而,对于希望继续生活在这样一个虚幻的“社会主义国家”下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也渴望分享这剂鸦片,他们是自由社会的祭品。这些人更愿意选择在集体主义下
做另一个“汉娜”,也更乐于挤进“国有企业”端一个金饭碗,而不是进拥挤的“人才市场”应聘。自由社会肯定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没有谁生下来就该承担这种代
价,就该是一个牺牲品。因此,让社会滞留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如果是愚蠢的,那么让一部分起承担起社会自由的代价就是没有良心的。

而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该与列宁告别的领域告别他,却在不该告别的地方说了“再见”。也就是说我们还在继续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噱头对个人自由实施着侵犯,却又让那些“弱势群体”承担起了“改革”的成本。

无论如何,让人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智而成熟起来,就需要引导他下定决心与鼓起勇气,并能承担起这项责任。而对于无法承担的人,社会需要偿付其自由的代价,这也是阿历克斯为母亲所做的。

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的平衡木

一、浪漫主义来源有两个,也可以说是一个:

其一是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忽略了人精神性的东西,因此对于启蒙运动就会有反思和批判,这一点在启蒙运动盛世已经有孟德斯鸠和狄尔泰等人,即使包括休谟的怀疑颠覆,但这些反驳并不能真正形成浪漫主义运动,因此就必须与第二点相结合。

其二是德国的虔诚运动,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主义对德国的胜利深深的刺痛了德国人,虽然有黑格尔的欢呼,但这场战败然德国人转向内心,转向精神性的东西。这种神秘主义构成了德国久远的传统,没有法国普世主义对德国的浸入,这场浪漫主义运动也显然不成气候,因为之前的德国哲学笼罩在莱布尼茨的阴影之下。

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契合了汤因比的“挑战与回应”说。

二、浪漫主义对公共生活的影响

根据赫尔德表白主义的观点: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充分地表白自己的本性,这与18世纪的观念非常不同。

18世纪,这个被桑内特称为古典政制时期的时代,人们的公共行为是与个人人格分离的,伯林举了一个艺术品供应商的话说“我的私人生活与买艺术品的人毫无关系……”。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中认为,18世纪的“统治公共领域的情感是主动的和造作的;统治私人领域的情感是克制的和反造作的。公共领域是人类的创造,私人领域是人类的约束。”当时英国有一个叫威尔克斯的人,他的私人生活放荡不羁,但他在公共政治中却成为了英国人心中的自由斗士,当时人们有一个口号是“威尔克斯和自由”,就连一个赶车的车夫敬仰威尔克斯说其“从鸡巴到假发都很自由”。即使在刻毒漫骂的文章中,也没人指摘威尔克斯的人品如何低劣,只是论证他如何不适合在政府中工作。

到了19世纪,赫尔德的这种表白主义观念使得当时的布尔乔亚们都尽量在公共场合保持一种仪态,生怕自己的小动作和无意识行为会被人看到自己的本性,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浪漫主义强调的个性张扬后来在英国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即使在私人生活中,个人尽量保持端庄。

三、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的平衡木

毫无疑问,浪漫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单单浪漫主义并不能促使一国对别国的侵害。浪漫主义的观念是对多元和历史的强调,只有加上黑格尔式的综合才会引发持续的战争。

黑格尔试图将浪漫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启蒙运动的普世价值进行整合,于是其他文化只成为了历史进程中的不完全发展,一个被马克思、韦伯等人分析过的“文明死胎”,于是才需要一个较为高级的文明形态促使其进步。所以,20世纪的两次战争不是与赫尔德、尼采和浪漫主义相关,而是直接与黑格尔相关。

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的问题在当今就表现为多元文化和普世价值的问题。以黑格尔式的发展、进步来整合是危险的。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如何在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或者说在多元文化和普世价值之间找到平衡才是重要的,而不是要么倡导有“中国特色”后就可以恣意妄为,要么提倡“普世价值”而舍弃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两种启蒙——“新实用主义”罗蒂的中国现实

与中国传统“执两用中”的实践智慧不同,在西方语境下凡试图妄谈“超越”的人,往往会享受到四面夹击的“热遇”。例如这个“反叛”了英美“分析哲学”并积极汲取欧陆“人文哲学”思想的理查德·罗蒂。

“倘若有人以为最佳的思想处境是受到政治右派和政治左派两面相等的力量攻击的处境的话,那么我巧好处于这样一个处境当中。”这是理查德·罗蒂在其自传《托洛茨基和野兰花》的开场白。他在哲学上以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本体论、反表象主义认识论等“后现代主义”立场冒犯了“右派”,而其在政治上坚持最低纲领自由主义和政治改良立场又冒犯了“左派”。

两种话语

罗蒂区分了私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两种话语有着不同的原则。诗歌、小说、宗教、哲学等都属于私人话语,个人在此领域中追求自身的精神价值和乐趣;而政治、法律则属于公共话语,判断这个领域内的进步不是向某个终极目标的接近而是距离人类不公正和悲剧的遥远。

这种区分与丹尼尔·贝尔有相似之处。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不赞同功能主义的“共同价值”决定论,因为这两者都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结构上相互联系的体系,而贝尔认为现代社会应该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领域:社会机构(主要是技术经济秩序)、政治和文化。这三个领域“互不重合,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遵守不同的规范”。技术经济秩序的核心原则是“功能理性”,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文化的中心原则是“自我实现”。且不论社会领域内三者是否有明显的界限,但作为一种分析模式,贝尔的划分有重要的意义。

罗蒂的私人话语与贝尔的文化概念有着众多的重合,但罗蒂的后现代立场自然不会赞同贝尔这个“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罗蒂坚持一种多元文化的观念,但在政治领域,罗蒂却是个坚决的“自由主义”信徒。

罗蒂把政治作为一种实践,其坚守的最低纲领是:不伤害对方,他反对任何为自由建立哲学基础,并提出以希望代替预言。

基于政治和文化两者的区分,罗蒂才在启蒙的问题上与哈贝马斯有了共同的基础,他将启蒙划分为政治计划和哲学计划。启蒙的哲学计划即企图以理性替代宗教而成为人类思考的基础,因此他认为,这种计划在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下业已崩溃。但启蒙的政治计划并未失败,而是取得了一点一点的进步(达尔文的进步)。

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或文化政治学,罗蒂则认为是从实际政治领域的撤退。这一点与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想》里的观点不谋而合,伊格尔顿认为恰恰是60年代政治运动的失败,才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撤退。但罗蒂并不同意左派继续革命的激进立场,而是希望人类能在一步步的改良中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

中国的现实

中国现代以来,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所秉承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则可以纳入到罗蒂的框架下分析。

在文化领域,科学的工具理性已经在社会中牢牢的树立,因此知识分子的任务是继续秉承后现代的批判精神,解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急需一种反思启蒙的勇气和信心。

但在政治领域,则应继续秉承五四民主口号。努力在政治实践中倡导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原则,即以不要伤害别人为底线。

在此两种划分下,对于新儒家、后殖民主义等思想才会有深刻的理解能力。要不然,任何秉承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都可能成为政治可滋利用的手段。在此并不是要以理性、普世价值等传统哲学词汇去论证,在这方面很可能成为新左派以西方中心论等学术话语瓦解和批评的靶子。

因此,在人 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上,我们都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公民,而不是学院知识分子。


理查德·罗蒂 :《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第8-1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同上书,在1978年再版前言里,贝尔自称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

同上书,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