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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传说:杭州的神话与想象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有两个版本,其一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柳毅传书》与《董永与七仙女》,另一种版本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和《牛郎织女》。而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则收录的是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和董永传说。

无论是民间认定还是官方认定的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是毫无争议两种。而这两则爱情故事的另一个公共之处在于其主要发生地都在杭州。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杭州求学时相会,在万松书院发展出一段同学恋情;而白素贞与许仙则在杭州西湖断桥借伞而初定终身。杭州,为何成为两大民间传说共同的地理背景?或者说,杭州以其何种文化精神契合了人们对爱情的想象?

凝视中的景观

毫无疑问,人是自然的价值尺度,无论该价值是实用价值还是审美价值。在人涉入自然前,自然始终是一种无语,正是有了人的凝视,自然才被转换为一种景观。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王阳明所说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而不是教科书般的将其划归为“唯心主义”。因此,康德才说审美是无功利的,唯物主义者都是些毫无品味与审美情趣的实用分子,他们把自然仅仅看作是可以获取使用的、毫无生命的物质。

然而,凝视首先是凝视者的凝视。谁在凝视、以什么方式来凝视决定了什么才是景观,凝视的主体及其历史成为“风景”的关键问题。在西方的中世纪,自然还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人迹罕至的旷野和树木繁茂的森林这些在现代人看来都是绝佳的旅游胜地,而在他们眼里,这些地方却与随时出没的野兽、张牙舞爪的恶魔以及各式各样的妖怪相连。“风景”的概念根本还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那里的土地是贫瘠的还是肥沃的。中国也以“穷山恶水”这样的词汇来为这些地方命名。因此,苏轼贬黜海南和林则徐发配伊犁也肯定不是对其为官政绩的嘉奖,使其可以在公事繁重之余休憩放松。

是彼特拉克,这位文艺复兴之父,仅仅出于旅游的爱好,于1336年登上了阿尔卑斯上,这次凭高远眺既开启了西方人文主义之门,也是使自然首次成为观看之“景”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在15世纪,风景画在西方绘画中独立成科,“风景”开始作为主要的题材而不是人物的背景开始出现于绘画中,17世纪在荷兰成熟,经过18世纪的发展最后到19世纪达致繁荣。人们对自然的绘写也从写实主义转变到印象主义,可以说一部近代风景画艺术史就是一部人凝视自然的历史。

中国人凝视自然,把自然转换为景观的历史比西方人要早很多。这得益于尊崇“遁世”的老庄思想的影响,所谓“遁世”就是要遁回到自然中去。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与此同时风景也在此时开始进入艺术,中国山水画这个与西方风景画并立的画种也就是在此时开始形成。而杭州成为凝视的“景观”始于隋代,隋文帝首度改钱唐为杭州并在此建立城垣,此后开凿的江南运河以杭州为终并使其成为交通要冲,也让杭州成为皇家旅行团的观光胜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等诗词进一步成就了杭州在文字里的意向。“以景入诗”在宋代则转变为“景中有诗”的意境,宋代山水画在宋徽宗的私人爱好下成为“国画”,“马一角”和“夏半边”这两位杭州人则开启了独特风格的浙江画派,也正是在南宋山水画里形成了“西湖十景”,这些无疑都与杭州作为南宋的“临安”地有关。

杭州因其自然胜景被凝视入诗、入画,而这些诗词与山水画为杭州晕染了一层“光晕”。始于唐代典籍、并从宋代口头相传的白蛇传和梁祝等传说选择杭州作为故事背景,与杭州成为“风景”的历史相契合。杭州在诗画中所具有的“光晕”为浪漫的爱情传说增加了说服力,而传说本身也为杭州蒙上了另一层“光晕”。

景观的性别

不同时代的凝视者眼中所看到的景观不同,不同性别的凝视者看到的景观也有差异。在男性长期占据权力中心的历史中,“自然”自然地被赋予女性特征。因此,男性意识形态话语总是要“掌握”、“征服”和“战胜”女人和自然。于是,在男性画家的笔下,自然景观和女性身体景观一齐进入画框,成为男性收藏者私家住宅中的陈设,他要一并占据两者。

18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了“崇高”,并将它与“美”区分开来。康德把崇高视作人在遭遇不可估量的空间或强大力量如巍峨的山脉、汹涌的海洋和无垠的沙漠时,人们会强烈感受到生理上的无能、认知上的无助。但在深陷痛苦中,又很快突然被拯救,重新对自己理性的尊严和坚不可摧的人性力量有了信心。实际上,崇高感是男性观看者在凝视自然时所遭受的挫败感,他无法再以自己男性的力量来征服、战胜这个他曾女性化了的自然,于是他试图以其理性的力量将之收服,并将这种崇高的自然景观赋予男性性征,以区别于优美。这样就形成了其特有的二元结构,即以男性为一组,组员包括理性、崇高、力量等;而女性的一组则是感性、优美、柔弱等。

中国人在凝视景观的方式以及美学理论上或许和西方人迥然有别,但在凝视者的性别上则没有区别。婉约与豪放是诗词上的性别差异,雄壮与秀丽是山水画的性征。同样,城市这座构建在地理之上的人文景观也被赋予了性别。北京是男性的、阳刚的,杭州则无疑是女性的、阴柔的。杭州与洛阳是互为映照的两极,隋炀帝撇开满目男性大臣的首都,乘龙舟广游江南,其临幸女子与临幸杭州实属同义。白居易的《忆江南》里“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若还看不出其男性视角,那么后半阙“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则明显地将杭州和女性予以等同。苏轼被人广为传颂的七言绝句《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的后两联:“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通过同样的方式,将杭州女性化。

没有断桥与万松书院,也不会有白娘子与祝英台。杭州,这个女性化的城市通过迷人的传说,自身也被构建成一种传说。她是如此一般的温柔之乡,男人不仅是要到此来寻找一场浪漫的邂逅,而杭州本身就成为男性所要寻找和猎奇的对象。这里或许不曾出落几位英雄,但却是英雄尸骨的所在地。其以女性特有的温柔之水来安抚英雄们孤寂的亡魂。而现在,杭州不仅成为亡冢之群集地,也成为富豪们所争抢的生之所。

在旅游成为地方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的今天,将地理纳入历史,让文化为经济搭台,发掘或创造传说就成为地方文化部门的主要工作。然而,杭州却不必也无需刻意如此,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传说,一个男性神话和想象的依托。

《说文解字》里对杭字的解读应该是杭州最为恰当的隐喻。杭,从木,亢声,本义抵御,既是渡,也是方舟。杭州作为男性眼中的景观在其起源处已暗含了其拒绝与抵抗的姿态,男性有可能在这个渡口里淹没,也可能是救其命的一爿方舟。

发表于《万科周刊》576期

题图为网友《神仙传》截图

全球城市的乳腺癌

如果说全球化用左手碾平了世界,那么他却用右手为世界隆胸。这些隆起于平地之上的就是全球城市。沙森在《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里着重关注了三块丰腴之地,而这几块胸部却都患有严重的疾病。

把世界看作是“平的”,强调的是经济组织的区域分散化、劳动分工全球性合作。然而,萨森却认为在经济活动空间分散化的同时伴随着集中化趋势,并且前者强化
了中心控制与管理的功能。也就是说,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数几个全球城市里聚集的程度越高。全球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金融机构
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聚集地,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以及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

全球城市其中最主要的经济动力是生产者服务的增长。生产者服务的主要特征是为机构提供服务,而不是最终消费者,因此它是一种中间产出。像跨国公司总部不再
是一个制造商品的地方,它“生产”管理、控制和协调等服务。制造业和关键服务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装配时,金融和生产者服务所主导的新产业在一些全球城市
里集中。这导致了原有工业城市的衰落,如底特律、大阪等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萨森认为新的生产者服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原有工业部门衰退的基础上
的。

新的增长最终导致了收入结构、公司和家庭竞价能力的不断分散化,也就是说全球城市的发展并不是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而是造成了收入的两级分化。一方面是金
融专家、技术人才在全球城市的聚集,其收入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是更多低层次的服务成为城市所需,而丧失了原有产业工会的支持,其收入非常低。

中等收入者在生产过程中被全球化的力量所消除,中产阶级文化也遭到了新兴高收入技术专家的侵蚀。这种世界性的职业文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美学观。新的高收入
者成为艺术品、古董和奢侈品的主要候选人,开发商通过引入艺术家工作室把贫民区改造为豪宅来吸引这些“收入新贵”。这个阶层的增长已经促使了消费结构的重
组,“重要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烹饪技术,不是衣物本身而是设计商标,不是装饰本身而是公认的天然艺术。”(P321)

全球城市抹去了原有国家间的界限。“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全球化的关联增强,国家作为空间单位的角色已经部分地改变或者至少是弱化了”(序言)。跨国公司
的头头们坐在全球城市的总部里,“战略”性地部署其属下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决斗,各个国家的首脑们频频地向他们抛下渴望“临幸”的媚眼。

经济组织分散化伴随的集中化、在工业衰退伤疤旁生长的生产者服务、中产阶级的萎缩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国家界限的淡化,让全球城市高耸的胸部里暗藏着癌症的危险。在中国一个个城市都渴望成为全球的胸部时,我们是否注射了抵御癌症的疫苗?国有企业的在可能的全球城市中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从而加速而不是分散了垄断;工业渐渐转移到更不发达国家时,生产者服务却无法成长;中产阶级还未形成就遭遇着日渐扩大到收入两极分化;以及全球城市没能抹淡了国家的力量却增强了对它的依赖。正像在中文本序言里作者所说的,“世界对上海的想象似乎已超过了她的真实力量”,中国还有更多的城市正在意淫着自己作为“全球城市”的想象。

PS:希望这个评论不被误认为是反全球化的证词

(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 周振华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7

都市保险套

雅各布斯批判城市规划家们把城市当作一组函数关系或统计数值而不是一个“有序复杂有机体”,应该说不太准确(见《为城市及自由正名》)。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把城市视作了“有机体”,但这种有机体遵循的并非现代细胞和基因生物学原则,而是近代机械生物学观念。
始于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机械生物学,加之牛顿发现的机械运动原理影响了其后300多年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对商品和货币的循环的阐发,到霍布斯的那个巨大的机械利维坦,再至拉美特利“人是机器”宣言。这300多年可以视作是“机械唯物主义”时代。
因此,城市规划的采用这种机械论观点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只是在雅各布斯写《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时还没来得及更新观念。
人的身体观念与城市建设有莫大的关联,这正是理查德·桑内特在《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里所论述的内容。

维之前的希腊-罗马至中古时期对身体的看法基于“体热说”。亚里士多德认为,经血是冷的血,而精/子是热的血。因此,女人就比较冷,男人比较热,热的男人
可以裸露身体地站立,而女人则必须着装以保存体温。“体热说”主导了希腊人视觉、听觉、行动与反应的力量,他们对男性裸体的崇尚、对于言语辩论的喜爱、对
女性和奴隶的压制都是来自于这个生理学概念。雅典的体操场训练男性一种“强壮的裸体”(体操场的英文gymnasium来自与希腊文gumnoi,就是

强壮的裸体”之意)与主动而正直的爱,这是作为雅典公民的共同基础;柱廊的设计包含了冷与热、遮蔽与暴露的身体观;帕台农神庙的设计上也体现了这种身体生
理学。这些都显示了身体对城市形式的影响。
激发体热的言语辩论让“雅典人想设计出一个专属于说话声音的空间,用以加强身体的力量,尤其是让单
一的、持续的,以及暴露的说话声音能够具有裸/体的荣誉感。”(P26)有两种空间赋予群众不同的说话体验:市集和剧场。市集中没有热和一种声音可以支配
整体但它的嘈杂让人们只会听到片段的意义;剧场是单一而持续声音的发生地然而却让观众成为了修辞的受害者。“这些城市设计无法达到设想的辅助声音的目的;
裸声(naked voice)本身变成了暴政与分裂的工具。”(同上)
相较于声音对希腊的塑造力量,眼睛或图像则是支配罗马城市规划的法
则。罗马的视觉秩序是身体比例转换而来的几何学秩序,它以不断重复自我的方式强调城市的连续性、持续性以其不变的本质。观看并相信与观看并遵守的命令融合
在一起,成为罗马帝国征服与城市建造的目的,反过来也对身体实施着规训。“这种视觉语言表达了一个不安、优越而局促的人需要找到安全的地方。这种形式想要
传达,一个持续的、本质的罗马是外在于历史的断裂的。”(P105)
早期基督教改变了异教徒“身体属于城市”的观念,基督徒要在“
时间中朝圣”,他是时间之神而非空间之神,虔诚的人应该流浪、居无定所,从一地走向另一地,然而一旦脱离了尘世空间的实体束缚,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走向何
处的路线图。另外,基督徒把光作为造物主显现的方式,但要体验光就需要一个东西,一幢建筑物,一个特殊的空间,那么实体的世界也入侵进来。“这是早期基督
徒所面对的两难局面。他们必须创造出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在‘时间中朝圣’。”(P119)救赎也需要一个能被“看见”的空间,因此,“基督徒此刻摈弃了肉
体,重新发现了石头的价值。”(P133)
到了中古时期,随着封建制的成形,欧洲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然而中古的经济和宗教发展却将空间感推
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城市经济给予人们以个人行动的自由,城市宗教则创造了一个人们彼此连结的社团纽带,前者以个人自由之名切断社团纽带,而守着又试图通过
“模仿基督”找到一个人们彼此关心的地方。因此,经济与宗教见就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它“第一个标志着现代城市中二元对立的符号”(P147),这种对立
一直延续到今日。
“模仿基督”是指极度的悲伤可以通过人类身体的受难而建议模仿。中古的“同情”的观念直接来源于上古时期的体热和体液说,在
巴黎外科医生孟德维尔的实验下被解释为身体在面对危机时分配体热与体液的方式。社团的起源以此得到了解释,同身体一样,社会危机期间,人们可以生动地响应
彼此。利他主义有了生物学作为基础。城市设计再次响应了身体观念。有宗教情感的忧郁体质者在密闭的、高墙围筑的花园空间里沉思上帝恩宠的秘密。宫殿、主教
教堂和修道院塑造了一个让人对场所产生情感依附的同情空间。
四种体制匹配四种社会类型:士兵是胆汁体质、政治家是多血体制、粘液体制典型的是
科学家、有宗教情感的属于忧郁体制,其中却遗漏了商人。经济人既不谨慎也毫无同情心,它对基督教的同情力量有巨大的威胁。“场所与空间、机会与固定、同情
与威胁的对立,发生在城市中每一个既想信仰又想赚钱的市民身上。
”(P179)宗教是让人对场所产生情感上的依附感,产生叙事性的时间感;而经济对空间作功能性利用,对时间作投机性运用最终让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和资本主
义双重夹制下退到了个人内心的层面,自由超越了生命的沉重与义务,带我们进入了现代世界。
如文章开头所说,哈维这种对身体的全新理解促成了个人主义,而恰好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吻合。运动与循环才是健康的,健康代替了道德作为人类幸福的标准。在城市方面,城里人开始重视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建造公园让城市呼吸顺畅,建造宽大街道让人流动自如。

而,空间在为身体寻求流动的同时却对身体予以奴驾。法国大革命期间创造的完全净空的空间里上演着一场场屠杀的血腥,“自由空间镇压了革命身体
”(P297);19世纪城市规划的目标是创造一群能自由移动的个人,却压制与隔离了城市团体的聚集;现代高速公路网、地铁让从城市心脏流出的人群动脉和
流向城市心脏的人群静脉运转自如,却让身体变得被动、冷漠与迟钝。
行动让身体自由了,反而又让其感觉能力降低了,这是现代流动的个人遭遇触觉上的危机。雅典公民是声音的奴隶,罗马市民是眼睛的奴隶,基督的身体能统治城市却无法统治街道,革命的巴黎创造透明自由的空间却造成完全的净空与冷漠,现代的身体毫无束缚却被动无情。
生活在都市保/险/套里,身体毫无感觉的快速移动。

(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黄煜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7

为城市及自由正名

英文Planning一词如果和经济搭配就是计划经济(Planning Economy),而与城市搭配就成了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计划和规划这两个外来词汇出于同一词源绝非仅仅是巧合,而意味着计划经济和城市规划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如果用计划经济来指代一整套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它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类同更加昭然若揭。
其实不用到福柯来告诉我们“知识即权力”的陈词滥调前,雅各布斯早已揭示了城市规划学是如何践行着一套权力逻辑,也因此《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以致造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划系学生们一边继续按她所批评的“陈旧”知识规划着城市、一边却把这本书列为必读书单的的奇特景致。
雅各布斯认为,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的错误最根本的在于仇视城市,他们似乎忘记了中世纪那条俚语:“城市的空气带来自由的感觉”。他们对于城市里的“混乱和无序”难以容忍,殊不知换另一种角度看这就是城市多样性的活力。于是带着对乡村和田园生活的怀旧式迷恋,将城市“规划”的支离破碎。这种对城市的仇视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卢梭、尼采以及浪漫主义对“高尚的野蛮人”的“颂扬”。因此《死与生》最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颠覆现有的城市规划理论,更是对这种理论背后的“敌视城市”的观念进行挑战。
雅各布斯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为城市正名”而战斗。《城市经济》(见另文《回来吧,乡亲》)颠覆传统史学所认为社会是由游牧走向农业再走向城市的教条发展模式,而提出了城市文明先于农业文明的新思路,这一点后来启发了爱德华·索亚等人的灵感(见《后大都市》)。城市和农村孰先孰后并非只是“鸡和蛋”的争执,这牵涉到我们对于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以及对于城市的基本看法。视农村先于城市,怀旧病就不知不觉地缠绕住我们,雅各布斯所批评的城市规划理论就占据了城市建设的主角,而让我们忽视掉了城市根本不同与乡村和城镇的地方,继续把城市分割为一块块乡镇。
《城市与国家财富》(见另文《扫除成见:别叫她为经济学家》)则向经济学发起挑战。批判了坎梯隆、亚当·斯密以来把国家视为一个经济实体的“愚蠢”观念,认为城市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国家财富的增加最终也只能落在城市的肩上。“城市是经济发展之母,不是因为城里人更聪明,而是因为密集的环境。城里有需求的聚集,还有更多刺激,使人们以各种方式提出以前不能提出的问题。这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如没有塔,我们都会贫穷。”(来自《洛杉矶时报》在1997年多伦多举行的雅各布斯专题讨论会上对她的访谈。转引自爱德华·索亚 《后大都市》,P19)

了解了雅各布斯为“城市正名”所做的努力,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计划和规划”的相似性,以及雅各布斯被人所忽视的“为自由正名”上来。
从城市形态的演变上来看,城市可分为自发性(或有机的)和人造的两种,当然自发性的城市也并非没有经过刻意设计,刻意设计的城市也会变成有机城市(见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 单晧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如果把这种划分应用到城市衰落与兴盛,即城市的“死与生”上,我们会发现,雅各布斯其实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其后的著作里所强调的正是一种自发的、有机生长的城市,而现代城市规划者们则希望将城市人为设计成一种符合某种理想的地方(无论这种理想是花园式的还是辐射式的)。
同样,雅各布斯的城市也需要规划,规划师的城市里也有自发生长。但这样划分的意义绝非是要证实一下“辩证法”的效用,而是要表明不同侧重的强调意味着不同的城市理念。雅各布斯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把城市看作是一个“有序复杂有机体”,因此对待城市决不能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下某一变量和另一变量的函数关系式,或者用概率和统计学分析城市的平均值。而应当向生命科学那样理解城市,重视过程如城市贫民区的非贫民区化过程,由点到面正视当地街区的需求,以及寻找“非平均”的线索等。
自发性城市说到底就是“城市自治权”的问题。《死与生》中对城市居民交互式交往而带来城市活力的欣赏、对贫民区自发改变居住区环境的赞扬、对社区反抗规划“暴政”的着墨强调,都在于把“城市自治”权力从规划者的手中争夺回来。而相反,规划论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计划主义”,他们认为城市自身无力解决混乱、无序还有拥堵,城市居民成为他们手中的棋子,在其计划(Planning)的平面图(Plan)上任意摆来摆去。
当然并不是说城市完全可以自发成长为一个有序的、良性的环境,正像原教旨的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罪恶”一样,城市也需要规划或计划。良好的城市规划者应当注重发现“城市多样化条件”中少了那些:中央商务区缺乏首要用途的混合、某某大道人迹稀少、新建街区推倒了所有老建筑、某地区人口过于分散等等。在多样性缺乏的地方为城市活力注入强心剂。
政府、金融机构的作用不是按照规划家们的思路推倒一个个贫民区把他们赶往另一处,而应当为城市自发性生长提供支持,这种政策和资金支持对于城市尤为关键。任何提升街区价值的努力如果缺乏他们的支持,让原本愿意留下来再造社区的人都会丧失希望的离开。

或许雅各布斯这位坊间主妇的愤怒叫喊与温情絮语,真的只是非常幸运地成为了压倒政府主导大规模规划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是美国经济在那个年代开始走向萧条,但毋庸质疑的是,“计划主义”这种集权式发展思路与美国自由精神从来都格格不入,正像美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一样。
公民自治、城市自治是美国民主与自由的基石,也是美国革命的目的所在。“如果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自由,是自由可以呈现的一个公共空间的构建,是构建自由,那么,街区的初级共和国,作为人人皆得以自由的唯一实物场所,实际上就是大共和国的目的所在。”(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 译林出版社 2007,P238)这段引文是阿伦特对杰弗逊关于街区体系观点的评价,“无论杰弗逊知道与否,街区体系的基本假设就是:不享有公共幸福就不能说是幸福的;不体验公共自由就不能说是自由的;不参与和分享公共权力就不能说是幸福或自由的。”(同上)我一直觉得雅各布斯和阿伦特在很多方面有着共性,或许她们并不认识对方,而且专注的领域也差别很大,至少在公民自治和城市自治的观点上是相通的。
由此,我们再看开头所说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的城市规划系学生们即实践着“陈旧”的规划学知识,又把《死与生》列为本学科必读书单的分裂式景观时就不足为奇了。在没有公民自治权和城市自治权的支撑下,城市规划只不过是计划(Planning)+平面图(Plan)而已。

地点上的较量


作为一本城市社会学的入门导引,这本书做了它该做的;但试图把地点(place)研究提升到和空间、时间相同重要的地位,这本书做的还远远不够。

在对地点理论的简要回眸中,作者发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少关注的它。第一个关注地点的是哲学家Edward Casey,在凯西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把“地点”定义为“一个位置、一个场所,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P15)它是个人身份认同感、社区归属感、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感以及家感的载体。而城市就是一个最有特征的具体“地点”。

在城市这个关键地点上,地方和中央政府、房产商、当地居民等各方力量在这里竞争和冲突,资本、劳动力、建筑以及社区的日常生活又在了城市的身体里留下了深浅不一的烙印。

例如美国大都市产生过程中社会阶级(层)的差异造成了郊区和市区的居住的分化;在大都市建设中对黑人的隔离以及外来移民在城市中形成的各种特色的聚集区;当然不能忽视的是性别在大都市所造就的权力空间差异。因此,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左右了城市,而城市又进一步生产了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

在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中,城市也并非是一个被动的“受害/益者”,城市通过适应对全球化在不同方面和领域做出回应,当地都面临着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或许面对全球化所进行的这种调整,在雅各布斯看来只是城市经济增长动力——进口替代模式阶段中的一个最新实例而已);在政治领域,自上而下的全球竞争压力促使国家修改原有规则,而地方政府也在于全球化互动过程中自下而上要求中央政府下放更多的权力;在文化上,全球化在各个城市可能趋于同质,但也使得地方文化能够在这种刺激下重新焕发一种活力;而地区内空间的差异也可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益加大。经济、政治、文化和空间相互作用于地方城市,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地方的变化或转型可能会比地方的延续更加普遍和持久”(P142)。

本书通过比较中美城市各方面的差异给人不少启示,然而把地点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却对“地点”本身缺少细致明晰的分析,如地点(place)和地方(local)的差别、地点和空间的深层关系(而绝非简单的具体与抽象的区别),因此给人的感觉好像“宏图未展已收尾”了。

书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城市社会学理论综述(第二章)中,对人类生态学(芝加哥学派的R.帕克、E.伯格斯、L.沃斯和W.I.托马斯等)、新马克思主义(列斐弗尔、卡斯特尔和大卫·哈维)、增长理论(Harvey Molotch和John Logan)、城市文化观点(S.祖金、M.戴维斯)、历史/制度的观点(韦伯、奥罗姆)以及全球化的观点(J.弗里德曼、S.萨森、Ash Amin和Nigel Trift、McMichael、D.史密斯和Micheal Timberlake)等六个城市社会学研究取向都做了简要的回顾,以及富有价值地分析了各种理论取向的优势与不足。

芝加哥学派(经典学者包括R.帕克、E.伯格斯、L.沃斯和W.I.托马斯)把人类同其他生物对周围环境的适应等同,因此人类在城市这个大环境中的竞争与延续就成为了他们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种富有特色和系统的人类生态学“研究范式”在理解城市和人类群体的相互关系时取得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仅仅把对一个城市的研究结论来提纯出一整套城市的科学理论以及生态学家所回避的其他重大问题都使得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社会学领域的统治地位遭遇了挑战。

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许在国内的城市研究领域是大家最为熟知的了,列斐弗尔的空间生产、卡斯特尔的信息生产力以及大卫·哈维的资本主义回路等。“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城市空间和形态的理论框架是迄今为止在理论上逻辑最严密,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城市理论。(P49)”新马克思主义都过分强调经济和生产,却较少关注其他形式的机构对社会的影响。
通过把马克思的商品概念运用到分析现代美国城市,增长机器的观点确立了现代城市最根本的紧张关系,但是把城市看作是一部增长机器较少关注城市的历史变迁,同时忽视了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

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将注意力放在城市环境可视的、美学特征和元素上,帮助我们形成关于城市和城市中特定地点的完整概念。这些具体的城市形态犹如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资产负债表一样清楚地告诉我们关于今天城市的不同内涵。但它未能提出一个分析城市本质的理论框架,而让文化分析过多地停留在感官表层。

通过历史脉络来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制度观点避开了宽泛的抽象理论,着眼于历史的意义,选择更具体的有理有据的方法来理解当地情况。但它又使研究者过分关注历史的细节而忽视了更一般的运作机制。也就是说在经验的相对性和理论的普适性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平衡。

全球城市的观点从城市存在与变化的更广阔的外部环境出发来看待城市,帮助我们检视和理解全球力量如何影响特定城市的一个全新视角,但它的推理和分析都只局限于已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城市,而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新型发展中国家的解释能力值得商榷。

“没有哪一个观点就一定比另一个更正确。事实上,理论观点的丰富性通常强调了城市及城市生活的多样性。(P65)”这本书能让一个读者对城市社会学发生了兴趣,并提供一份继续阅读的指引,它做的就足够了。

现代城市文化:理论和历史(纽约大学的一份书单)

以下红色字体为已经在国内出版的书或论文

豆瓣的豆列在此:http://www.douban.com/doulist/233813/(只包含书籍部分)

经典理论(Classic Theories)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公共公园与城镇扩建》(Frederick Law Olmsted, “Public Park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own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III (1871))
齐奥尔格·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Georg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1904), in K.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1950).)
罗伯特·帕克:《城市:都市环境中人类行为调查的建议》(Robert Park,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16))
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Walter Benjamin, “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999))
詹妮·沃尔夫:《隐匿的漫游者:女性和现代性文学》(Janet Wolff, “The Invisible Flaneur: wome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1985), 37-48.)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曼纽尔·卡斯特尔:《都市问题》(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1977), selections)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Davi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 (1985))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1977))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Guy Dubord,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98))
理查德·达格《大都市、记忆和市民权力》(Richard Dagger, “Metropolis, Memory, and Citizen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1981), 715-37.)
托马斯·班德尔:《历史、理论和大都市》(Thomas B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the Metropolis,” CM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05-2006. Center for Metropolitan Studie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凯萨琳·奈西:《弗劳拉·特里斯坦的都市奥德赛:迷失的漫游女和她的城市的笔记》(Catherine Nesci, “Flora Tristan’s Urban Odyssey: Notes on the Missing Flaneuse and her Cit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7 (2001), 709-22)
当代理论(Contemporary Theories)
简·雅各布斯:《城市与国家财富》(Jane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1984))
内斯托尔·加西亚·坎西利尼:《墨西哥:文化全球化中一个正在瓦解的城市》(Nestor Garcia Canclini, “Mexico: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n a Disintegrating C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22 (1995), 743-91.)
爱德华·苏贾和艾伦·斯各特编:《城市:二十世纪末的洛杉矶和都市理论》(Edward W. Soja and Allen J. Scott, eds. The City: Los Angeles and Urban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6),Selections)
艾什·艾米和奈杰尔·思瑞夫特:《解放城市》(Ash Amin and Nigel Thrift, “The Emancipating City,” in Loretta Leeds, ed. The Emancipating City (2004), 231-35.)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基多·马蒂诺蒂:《谁的城市?大都市第二代的暂居者和城市生活》(Guido Martinotti, “A City for Whom? Transients and Public Life in the Second-Generation Metropolis, in Robert Beauregard and Sophie Body-Gendrot, eds. The Urban Moment (2002))
达芙妮·斯佩恩:《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之路上的两性关系出了什么问题》(Daphne Spain, “What Happened to Gender Relations on the Way from Chicago to Los Angeles,” City & Community, 1-2 (2002), 155-69.)
雷纳·班纳姆:《洛杉矶:建筑学的四种生态》(Reyner Banham, Los Angeles: 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 (1971))
马克·戴维斯:《石英城市: 在洛杉矶挖掘未来》(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1990).)
米歇尔迪·尔和斯蒂文·弗拉斯提《铁制莲花:洛杉矶和后现代都市主义》(
Michael Dear and Steven Flusty, “The Iron Lotus: Los Angeles and Postmodern Urbanis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51 (1997), 156-73.)
南·艾琳《后现代都市主义》(Nan Ellin, Postmodern Urbanism (1996))
爱兰·斯各特:《创意城市:概念问题和政策疑点》(Allan J. Scott, “Creative Citi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Question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8 (2006), 1=17.)
阿里夫·西纳和托马斯·班德尔主编:《都市虚构:现代城市的定位》(Alev Cinar and Thomas Bender, eds. Urban Imaginaries:Locating the Modern City (2007).)
斯蒂芬·格拉汉姆和西蒙·马丁:《碎片化的都市主义:网状架构、技术流动和都市状况》(Stephen Graham and Simon Martin, Splintering Urbanism: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2001))
托马斯·班德尔:《历史、理论和大都市》(Thomas Bender, “History, Theory, and the Metropolis,” CM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05-2006. Center for Metropolitan Studie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罗伯特·鲍尔嘉德:《都市理论史》(Robert Beauregard, “History in Urban Theor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0 (2004), 627-35.)
M&m
iddot;葛迪勒, 亚历山卓·拉哥波罗斯主编:《城市与符号》(M. Gottdiener and A. Lagopoulos, 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1986), chaps. 1,3,4, 9. Edward)
马克思主义分析(Marxist Analysis)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David Harvey,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和城市》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大卫·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都市化》、《意识与都市经验》(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1985),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1985))
曼纽尔·卡斯特尔:《都市问题》(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1977))
罗莎琳·德意志:《男孩城镇》(Rosalyn Deutsche,” Boys Tow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1991), 5 – 30)
尼尔·史密斯:《新都市前沿:绅士化与恢复失地的城市》(Neil Smith,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1996))
城市权力(Right to the City)
亨利·列斐弗尔:《城市写作》(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the City (1996), selections
埃里克·克莱恩伯格:《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学解剖》Eric Klinenberg, 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2002))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大卫·哈维:《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1992),588-601.)、《社会正义与城市》(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
艾利斯·马里昂·杨:《正义与差异政治》(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1990))
唐·米歇尔:《城市权:社会正义和公共空间的斗争》(Don Mitchell,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2003))
托马斯·班德尔:《城市、知识分子和市民》(Thomas Bender, “Cities, Intellectuals, and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Studies, 3 (1999), 203-20.)
基多·马蒂诺蒂:《谁的城市?大都市第二代的暂居者和城市生活》(Guido Martinotti, “A City for Whom? Transients and Public Life in the Second-Generation Metropolis, in Robert Beauregard and Sophie Body-Gendrot, eds. The Urban Moment (2002))
城市和全球化:节点、流动和民族志(Cities and Globalization: Nodes, Flows, and Ethnography)
安东尼·金:《边界、网络和城市:游戏和再游戏》(Anthony D. King, “Boundaries, Networks, and Cities: Playing and Replaying Diasporas and Histories,” in Alev Cinar and Thomas Bender, eds. Urban Imaginaries: Locating the Modern City (2007), 1-14.)
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1991))
米歇尔·皮特·史密斯:《地方的权利:本土和全球的再理论化》(Michael Peter Smith, “Power in Place: Retheorizing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John Eads and Christopher Mele, eds. Understanding the City (2002), 109-30.)
相关阅读(Related readings):
曼纽尔·卡斯特尔:《信息化城市》、《网络社会的崛起》(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1989),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1996))
阿布杜马里克·西蒙:《作为构件的人:约翰内斯堡的交叉碎片》(AbdouMaliq Simone,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 (2004), 407-29.)
阿基里·班贝和萨拉·纳托尔:《来自一个非洲大都市的世界写作》(Achille Mbembe and Sarah Nuttall, “Writing the World From an African Metropolis,” Public Culture, 16 (2004), 347-72, and exchange with Michael Watts in Public Culture,17 (2005), 181-92, 193-201.)
马克·戴维斯:《迪拜的恐惧和货币》(Mike Davis, “Fear and Money in Dubai,” New Left Review, 41 (2006))

原文地址:http://history.fas.nyu.edu/docs/IO/4450/BenderG572754.pdf

原文中有部分拼写错误,本书单已更正

扫除成见:别叫她为经济学家

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仪式。

在坦克、火箭各种武器和兵种列队经过主席台之后,是一队着黑衣的文职人员。

赫鲁晓夫问:“他们是谁?”

克格勃头子答:“他们是经济学家,如果需要,我可派遣他们去美国,保证他们会把美国经济搞成一团糟。”

这虽然是个笑话(更多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见《经济学家的冷笑话》),但的确,70年代前后西方的经济滞涨让通货膨胀和失业的“跷跷板”经济理论(经济学专业黑话表述为“菲利普斯曲线”)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难道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家们真的是“红区”的卧底?但也不能解释为何同时期的苏联也遭遇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或者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卧底经济学家还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经济学家都只有搞乱经济的能力?

Jane Jacobs的《城市与国家财富》首先从这个时期的经济滞涨入手,带领我们从坎梯隆(较亚当·斯密较早的法国经济学家)开始,回顾并批判了亚当·斯密以来供给学派(其经济学家有斯密、约翰·穆勒、大卫·李嘉图、让·萨伊以及货币主义者)和需求学派(包括马克思、凯恩斯及其信徒)共同的错误,那就是相信物价与就业之间有反向联系:即物价升高表明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失业率较低;反之通货紧缩时期必然是失业率较高。政府只需要在失业率高时,提高几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就能解决问题,或者在通货膨胀较高时提高一点失业率。而“滞涨”让这个“翘翘板”两端翘起,因此,Jacobs认为就必须切断这个联系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问题。

随后,作者继续挑战我们的常识,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可以是一个实体,但在经济世界里,根本没有一个国家这个层面上的实体存在,它只是其他各种不同经济实体混合而成的虚拟体,而关于国家、国民财富、GDP等等宏观经济领域的所有指标、概念都来自于重商主义以及亚当·斯密那本知名的《国富论》(全称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认为只有抛弃掉这种教条,把经济的实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城市”拿出来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逻辑。作者提出应该把“进口替代”理解为城市发展的主要过程。

所谓的进口替代就是一个城市利用本地的出口产品来进口其他城市地区的产品,进而对进口的产品进行本地化替代,即本地的企业通过模仿、创新等手段为本城市的消费者生产以前进口的主要产品,并进而出口到其他城市。关于进口替代,Jabobs已经在《城市经济》里有详细的论述,见我的《回来城市吧,乡亲》

有五种力量推动着城市的“进口替代”过程,他们是市场、工作机会、企业移植、技术和资本。这五种力量常常是共同出现的,彼此之间处于大致合理的平衡状态,单独出现其中的一种或两种往往会对一个城市造成严重的问题, 并很有可能使城市进入到了衰败的惯性力量之中。

城市腹地:这个词比较容易产生误解,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城市的周边地区,作者认为80年代最稠密的城市腹地(本书出版于1984年)是东京,并举了一个 东京腹地蓧原的例子说明了这个地区如何在五种力量下获得发展的,这对于处于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村地带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供应基地:这种经济模式如果能从单独的为其他城市出口供应原始资源转变为能催生进口替代城市,那么他们就能提供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这些地区成功的有香港、新加坡、首尔等。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或者国家仅仅满足于出口基础的产品来换取较富裕和先进的他国的产品,而不是将进口的产品进行本地化生产,那么这个地区就会陷入困境,即使在最初的那些年里获得了不错的发展,如乌拉圭的畜牧业出口、赞比亚的铜矿出口,南美、非洲、当然还有中东很多地区都是这种供应基地发展失败,城市的五种力量不平衡后出现的问题。

后面的几个章节里,Jacobs以这五种力量为分析框架,分析了类似于供应基地的被遗弃的地区、被圈占的地区和经济停滞地区的问题,一般认为,这些落后地区需要发展就需要引入外部资金、引入工厂入驻。然而,实际上大量外资、外企(相对于城市而言的外部)的引入,如果不能催生本地的进口替代过程,同样于事无补,最终反而使的该地区更穷,其结果可能是既没有是当地摆脱贫困,又使得该地区的自然资源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城市通过进口替代过程,其本地化的产品可能并不能再返销到最初的母国,但其通过与落后城市建立贸易关系,逐步开拓市场,而落后的城市也开始进口替代过程……这样可能一个城市的发展就带动了一片城市。如威尼斯就是通过对拜占庭逐渐发展,而带动了整个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发展的。

把民族国家当作经济实体使用关税和补贴等政策以及民族国家统一的货币使得政治区域内不均衡城市得到不同的后果。这种城市和国家的冲突本身可能会使本来发达的城市走向衰落,整个国家经济也会出现下滑,以致走不出经济低迷的困境。

作者提出了一种设想,即各个城市有自己的货币,通过汇率机制,城市本身就能根据其发展状况来调节经济运作。这种设想不是空想而是中世纪的常态,只是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使得其变的不可想象。挪威脱离了瑞典、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各自获得了其发展的优势。如果真正是一个发展经济主义者,那么就需要拚弃民族国家的成见,从城市的主权分离开始。

引用Jacobs在最后一章的话来结束本文:“成功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说必须是终点开放型的,而不是目标导向型”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会有一个持续的创新过程,因为创新常常是随意的、无法预见的……“用目标明确、规划长远和决心坚定的方式去完成某个任务的产业发展战略,则属于一种军事化的思考方式。”

回来城市吧,乡亲

大多数人是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认识Jane Jacobs的,而《城市经济》却无疑更具颠覆意义。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市规划系教授、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Edward W·Soja在《后大都市》中重构城市革命史时,对这位“业余的专家”给予了高度赞扬。
然而此书却没有Soja文字的晦涩,早年做过记者、速记员和自由撰稿人,使得Jacobs的文字写作自然清晰易懂,但却不失理论推理的明晰和说服力。这或许就是“专业专家”和“业余专家”的区别。

此书开篇第一章就批驳了“城市发源于乡村”的传统观念,认为城市先于乡村,并且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乡村(比如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看)。

作者根据关于许于克古城的考古材料,“真实的”虚拟了一个繁荣在农耕社会前,一个还是狩猎和采集社会时的黑曜石城。我们对于那时的远古人类的想象大半认为他们还处于茹毛饮血、食不果腹,仍在与自然选择做艰苦抗争的纪元。然而,事实的可能情况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力,远古的先民们已经聚集成一个庞大的城市,并与其他城市有着频繁的物物贸易。通过Jacobs在后面章节所详细论述的“进口置换”与“出口效应”,城市的本地居民开始生产自己先前从别的部落进口的货物,加上进口野生谷物种子的过剩,农业和畜牧业也在城市里诞生。随后,随着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这些占地空间较大的产业逐渐向郊区转移,最后转移的农业和畜牧业形成了乡村。

Jacobs在后面构建的城市发展的“两个往复式系统”虽然可能简化了城市经济的复杂性,但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很多管理学思想,至今还能为年轻且有抱负的创业者提供思路。

Jacobs没有康德自比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那样的大口气,而显然她的确也实现了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哥白尼倒转”。这种倒转使那些憎恶城市、向往乡村生活的怀旧式知识分子没有了溯本回原的依托。但更具意义的是,使我们对“三农问题”可以有一种新的理解,慎重思考目前三农政策所面临的难题。

因此,乡下人就不是“上”城市,而是“回”城。城市人,打开城门,欢迎这个失散已久的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