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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撇子、右撇子和左右互搏

最近过多地关注了“左右之争”,多数新左派并不认为自己左,汪晖就认为是右派给他套的帽子,甘阳认为左右的分歧是在自由之内的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的分歧。秦晖认为左右应该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底线“上。也有人不屑于左右的说法,或者中国根本没有左右之分(至少在西方的意义上)。

昨日和硫化铜聊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左右派测试,于是在网上找到了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北大未名版)。虽然,测试的一些问题也有些不清(或见莫之许的分析),但基本上也可以分辨左右。

我的测试的结果是这样:

政治立场坐标 1.6

文化立场坐标0.8

经济立场坐标 0.6

数值的正负在-2和2之间,正数是右,负数是左。

至少从结果上看,我已经属于右派无疑了。在中国,带上右派的帽子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不但有史为证,而且总逃不掉遭遇围攻的境地。莫之许说,“左派大致包括了支持特定政治制度稳定化、正统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这五个大致群体,他们之间本是有诸多冲突的,但由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对手——拥护自由市场、市民社会、有限政府、民主选举的右派。”

在此,还是要为这个测试结果申辩一番,因为数值总抹去了对于特定问题的看法。

1.特别是在经济上,我赞成个人的经济自由,但不反对凯恩斯主义,提倡社会福利,重视公平;当然当下诸多新自由主义者都没有右到没有良心的地步,他们对于社会不公往往比提倡者新左派付出了更多的实际行动,徐友渔批评说:”新左派的批判和反抗精神从来都是避实就虚、舍近求远,他们可以唾沫四溅地痛骂另一个半球的美帝国主义,而对身旁的不公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我认为,经济领域所奉行的原则是效率和公正间的平衡,无论是自由竞争还是宏观计划,政府失灵和无效率的时候需要较多的市场竞争,而市场失灵就允许政府的介入,而最重要的前提在于政府中立

因此,我的经济立场就向左滑动。

2.文化上我不大能欣赏精英文化,也在批判大众文化,所以倡导的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有所选择,但意识形态总能在默默的发挥着影响,无论左派和右派在对待文化上都应持一种批判性的立场,在这方面,我同意罗蒂的意见。因此,也没有过多好说的。

3.在政治立场上坚持民主,反对不受制衡的权力。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坚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政治即公共领域中应当坚守一种最基本的纲领,一种最低限度能保证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自由意见表达,只有在这种制度框架内,一种争执才是有意义的,否则都是自说自话而已。

4.在政治上的坐标系数明显高于经济和文化方面,我想是在坚持了最为基本的政治立场上,文化和经济上都是可以商谈的,也就是丹尼尔·贝尔所反对的决定论,不论这种决定论是马克思的还是帕森斯的,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是一体的,或者用许纪霖的话说是整全的(许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政治自由主义,而是整全性自由主义,从现实的需要还是理论上的完整上讲是对的,而这样依旧还陷入了传统的形而上学)。

泛左派们大抵是不赞成这样的划分:他们相信意识形态,又反对意识形态。相信意识形态是因为其认为国家需要控制言论,主动的导向一种价值观念;而反对意识形态则是左派的理论使然,他们学习的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套话语体系,阿尔都塞、葛兰西、法兰克福等等无不把意识形态作为批判的首要目标。

最后,划分派别不是要抱团去斗争,而是要看清楚在很多争议的问题上,各派大致的取向。回避和无视左右之争都是不能解决争端。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在三个立场上有负有正,让我想起了金庸小说中,周伯通发明的左右互搏术,其实如果放弃掉决定论的思路,每个人在不同领域里正负不相同就很好理解。因此,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是能基本在政治上得正而经济和文化领域为负,这样每个人可能都是左右互搏的高手,而不是像左撇子或者右撇子那样只会一种拳法。

决定论害我们不浅——兼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贝尔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不赞同功能主义的“共同价值”决定论,因为这两者都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结构上相互联系的体系,而贝尔认为现代社会应
该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领域:社会机构(主要是技术经济秩序)、政治和文化。这三个领域“互不重合,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遵守不同的规范”。技术经济秩序的
核心原则是“功能理性”,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文化的中心原则是“自我实现”。且不论社会领域内三者是否有明显的界限,但作为一种分析模式,贝尔
的划分有重要的意义。(见《两种启蒙——“新实用主义”罗蒂的中国现实》http://opinion.blogbus.com/logs/23429091.html

经济领域

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个社会主义者,但绝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是希望在经济上企求一种正义,自由经济的问题在马克思已经分析了,造成了贫富差距等问题,最终会损害“贫者”的经济自由,这就需要政府(仅指作为管理经济运行的政府)在“市场失灵”处出手,凯恩斯主义在一战后到70年代盛行,他挽救了“资本主义”,但却没有颠覆他,致使其走向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然而,70年代西方在经济领域出现“滞涨”问题(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派一般认为这两者是负相关的),由此出现了里根、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盛行。

因此,在经济领域,政府的职责在于权衡市场经济在效率和公正上的平衡,套用邓的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来说就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公正多一点”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和民众的博弈。农民工工资低、房价使底层收入者不能支付时我们需要政府来提供更多的福利,在欧洲福利多使得经济竞争能力赶不上美国时,就需要较多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北欧的福利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其市场竞争能力比不过美国;美国却在福利水平上比北欧较低。像秦晖所说的,我们的市场自由化能达到北欧的水平而社会福利水平达到美国,这样一个低级标准就已经非常幸福了。

如果纯粹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政府是否救股市就只是个经济政策而已,政府一出手救市就仿佛是倒退,房价高涨,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济房来满足低收入者的需要也没有必要被指责为退回到计划分房时代。但是,这也不仅仅是经济管理的问题,也涉及到权贵资本。

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

贝尔自称是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这也是他被批评的主要所在。在这个领域,我秉持一种罗蒂后现代主义批判立场,即文化是多元的,更是个人偏好问题。

政治领域也是罗蒂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这些在《两种启蒙——“新实用主义”罗蒂的中国现》http://opinion.blogbus.com/logs/23429091.html已有讨论,这里不多赘述。

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如果用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来讲,我们所践行的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路线就会遭遇尴尬。

一方面,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必然在上层建筑领域会构建起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邓的转化在于将“生产力”作为首要目标,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来发展,将市场经济指看作一直会抓老鼠的猫。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已经在官方的话语下失去价值。

因此,政治领域的民主进程也绝对不能依赖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来提供方案。

当政治和经济的马克思主义链条已经断裂,而文化领域却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问题是它已经不再是“自我实现”信条,不再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最终归宿。“后现代状况”已然在民众心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时,就没有必要再以一种“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民众自由表达不能解固,造成的问题是“两套标准”,公共场合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官方正统,私下场合却是另一套,民众统统成为“自我分裂人格”,社会上“潜规则”盛行。

最后是政治,以“不伤害他人”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进行具体的政治实践。比如,妇女的地位、户籍改革等等。

贝尔提出的三分法是一种后现代的,它不需要决定论,丢弃掉元叙事和基础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可能在社会中并没有那么明细的界限,但却能解决实际中的很多问题。

意识形态抚养的两只猫

有两只被不同意识形态抚养的猫:一只“瞪得像铜铃”的眼睛黑白分明,着一袭黑色警装,单手开辆摩托,另手持枪射击状;另一只黄色虹膜的眼睛闪烁着“马基雅维利式”的诡笑,灰色的皮随时可能被扒下来,露出破旧的衬裤和茬茬的体毛。这两只喝着不同乳汁长大的猫,成为政治叙事的两个版本,又分别被不同的权力体系所嘉奖。
前者是上海美术电影厂1984-1987年间摄制的影片《黑猫警长》系列里的卡通形象,该片共5集,1988年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1987年优秀影片奖,其中第一集曾于1985年获首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优秀影片奖、第四集获首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油娃奖优秀影片奖。后者叫汤姆,是好莱坞电影公司米高梅(MGM)制作的《汤姆和杰瑞》(Tom & Jerry,国内翻译为《猫和老鼠》)里的卡通形象,该片从1939年首次推出后总共制作出了200多集,获得7次奥斯卡金像奖以及6次奥斯卡奖提名,是好莱坞动画史上获得奥斯卡金奖最多的动画片。
两部动画片讲述的都是猫和鼠(以及以鼠为代表的动物)的故事。猫捕食老鼠是生态系统中众多生物链的一个常态,然而当猫和鼠的天然种群关系被放大和折射,也被皱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生物链就演绎成权力链。《黑猫警长》把天然的生物链打乱、重构。首先,原本相互竞食或各不相干的动物成为“森林王国”这个乌托邦里和谐共存的居民,居民邻里间发生争端时只形成了“内部矛盾”(见第三集),需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进行教育,犯错者不仅要向全体公民道歉并承诺改过自新。然而这把权力凌驾于个体之上,不顾天性差异压制异己追求和谐实际上是对公民权力和尊严的严重践踏。其次,猫捕食鼠的关系被演变为以猫为代表的公民财产的守卫者和以鼠为代表的恶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见第一、二、五集)。当猫(实际上是以黑猫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权力从鼠类放大至“森林王国”的全体公民并以公民财产的“保卫者”为幌子自居时,就构成了对公民权力僭越,保护者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森林王国”这个看似平等和谐的社会成为极权的祭品。
《汤姆和杰瑞》把猫-鼠的生物链扩展为三层权力结构,猫夹生在高层和底层之间,对于高层(如主人、狗或母猫)忍气吞声或主动献媚,对于底层(如老鼠、小鸭、小鸟)则显露恶魔的面孔,从而进化为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底层或者可以选择向高层寻求庇护(如与狗结交)来要挟,或者期待为弱小者抱不平的侠客(如会拳击的表亲)的出现。事实上,当权力的高层处于“不在场”或“真空”状态,就赋予了猫霸占权力高层的机会,并利用鼠既成事实的不平等地位迫其就范,老鼠就这样被塑造成为反抗权力的化身。但老鼠反抗猫,渴求摆脱不平等地位的期望,常常是同其他势力联姻的结果,把胜利寄望于权力系统中的高层或者抱打不平的侠客(如佐罗),这样也往往会因为猫的投机献媚或者侠客的“缺失”以失败告终。
《黑猫警长》以霸权的话语姿态垄断了观看者的选择方式,他只能被限定在黑猫这个唯一的主角中,正像历史只能把岳飞漆成“民族英雄”的碑像而不是秦桧。因此,这个“人民”的英雄不仅替代了其对手而且也替代了其“人民”,僭越为这部影片的片名。另外,“寓教于乐”观念不怀好意地萦绕在制片人的脑际,教导并灌输给观者一种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接纳一套正确的科学知识。
对于《汤姆和杰瑞》,猫的粉丝数量至少和老鼠相当,这两只动物被赋予的不同脾性很貌似从一个常人身上转译而来,构成人的前胸和后背。这里没有绝对的邪恶和永久的正义,观者不必在马基雅维利和佐罗之间做出抉择,他可以骑墙地徘徊于两者,享受从高处跌荡到低处再返回高处的“秋千快感”。因而,纯属娱乐就不仅是好莱坞的座右铭,而且成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被不同意识形态抚养的两只猫和两部作品,前者克隆了其意识形态母本,并将其基因传录至所有可以接触到的细胞;后者只能潜意识地诉说着对不可抗力的制度进行挖苦、反讽,以及自我解嘲。

坐下来创作电视

这不是写给那些喜欢看电视的人的书,而是写给不看电视或者敌视电视的人的书。

如果电视能成为文化理论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专业技术性的书籍,多少让人有些感慨。这种感慨有一部分来自学术界,研究电视文化似乎是在不务正业;还有一部分来自大众,学术原来已经没落到了研究电视的地步。

J.Fiske的这本《电视文化》就是对这些疑问的回答。正如T.Eagleton在”After Theory”里对大众文化研究所做的评价;“年轻的时候妨碍我们学习的东西现在却成了我们研究的对象”。Fiske认为,电视是一个制作者用来生产意义的载体,又是一个观众用来生产快乐的素材,而文化则是一场意义斗争的领域。观众不是一群任由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化笨蛋”,他们由不同的小群体构成,有着不同的亚文化,因此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里也永远不是单一的幕墙,观众(复数)参与了电视的解读,而且依据的是自己的亚文化。他们能在解读中获取快乐,而快乐正是用来抵制资产阶级新教伦理的节制观。此书从文化研究的不同领域里对电视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用以提供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

主流意识形态是“西方白人男性中产阶级”,这句话至少包含了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

“西方白人”是殖民主义理论攻击的对象,其主要理论来源是A.W.Said;“男性”是女性主义理论攻击的对象,理论来源自弗洛伊德;“中产阶级”是大众文化理论攻击的对象,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而电视作为一种表征或符号,符号学是其最上手的分析工具。当然,还有将其中某二者三者结合起来的理论,如阿尔都塞、拉康、巴特、穆尔维等等。
本书的特点在于直接将理论用于分析实例,而其中的节目都是英美观众所熟悉的。其节目类型从女性观众所喜爱的肥皂剧到男性观众的系列剧,从益智类节目到新闻,Fiske都试图从提供各种解读,而这也绝不是唯一的解读方法,作者不是试图垄断一个节目的意义,而在于说明自己也从这种解读中获得了快乐。
唯一缺憾的是,这本书绝对不如作者上课时的现场电视解读更有趣。

我不是“文化笨蛋”

时常有“爱国”人士称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对中国民众构成了威胁,又有无数学者专家称大众通俗文化通常是电视节目将观众的口味低俗化与庸俗化。

这里面的潜台词相当明显,其一:认为民众是一群“文化笨蛋”,这些笨蛋没有自己的想法,容易成为这些产品的盲目消费者;其二:是以某一特定的品味或者鉴赏力为标准使其变为永恒的、自然的法则。

第一点把观众理解为被动的收视者,而不是主动的理解者。然而,电视生产节目,观众(复数)则生产对节目的解读即文本。所以,J Fiske认为文化就是一个为意义而斗争的场所。电视节目制作者并没有能力完全将其意识形态的意义垄断,不同的观众依据自己的文化境遇对节目产生了不同的解读,从而从解读中得到正面的或反面的快乐。

第二点与第一点紧密相连,某个单一群体(如部分知识分子精英或者中产阶级)总是试图将某一观念化作意识形态并通过一定的手段使这种霸权姿态得以隐蔽,在艺术领域就出现了品味、格调等语词来强迫其他阶层的阅读者就范,从而起到强化意识形态霸权的效果。这集中表现为精英对大众文化的鄙视与压制。

把观众们或阅读者当作笨蛋不仅可以为自身权力的合法性找到依据,而且从这种优势地位中获取额外的特权。

反讽:意识形态下的抵抗策略

反讽:意识形态下的抵抗策略

Irony: Resistant Tactic of Ideology

詹明信(F.Jameson)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恰只在19世纪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其二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大部分工人无产阶级仍不相信这种理论。詹明信认为马克思用辩证历史观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经济基础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种理论;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意识形态(ideology)学说,资产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工具欺骗和掩盖其剥削工人的目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自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其唯物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又饱受苛责,那么他唯一最具创新的地方就在于提出的意识形态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发展着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葛兰西(A.Gramsci)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意识形态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霸权(hegemony)的概念。

葛兰西首先区分了民众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民众社会是由学校、家庭等自愿的联合体组成,政治社会由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组成。政治社会的作用就是对民众社会进行控制、支配,这一套控制手段即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然而,对运作于非集权社会(这一点值得强调)的民众社会的文化而言,某种文化形式能更得到积极的赞同,从而比其他文化形式的更具影响力,葛兰西把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称作文化霸权。萨义德正是通过考察西方语境中东方学(三种含义)文化霸权的形成过程,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把“东方”构建为非理性的、专制的、纵欲的持久幻想。

就中国而言,葛兰西的两种社会区分并没那么明显。GCD建国后就开始将其政党组织形式与原则克隆至所有的联合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成为了代表人民大会,各种社会团体也随之自上而下的建立起来:工会、妇联、作协、医院、学校、企业等等,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又无所不包的全合体制(政党、政府、企业、社会、文化)。因此,思想、行动、语言以及服饰等才有整齐划一的可能,由斯大林主义式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经过毛泽东这20多年(1956-78年)史无前例的各种运动与革命,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全合体制让其自身面临亡党之险,邓小平才开始逐步放开其中的某些部分,但“64”却让中共始料不及。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非政府机构、民办学校等葛兰西所说的民众社会才逐步获得政治上的承认并得以发展,运作于其中的文化也多样起来,大众文化也兴起

于这个时代。

然而,GCD却希图用其意识形态对民众社会持续不断地予以控制和支配。民众社会于是至少出现了两套话语系统:官方话语和私下话语。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语境里,各人使用着官方的话语体系——例如灾区农民声泪俱下地感谢党的关怀、校园广播站播音员新闻联播式的语调等等。在私下里却从不把那套话语信以为真,并对之极其反感,但意识形态的力量常常内化为大众的无意识,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识性话语和观念。

可悲的是,现实并未留给我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任何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反而我们被政治社会所体制化、所收编。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表达空间的缺失不仅是失去了自我身份,更可能成为非民主社会里受迫害的寡言者。虽然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给予了某种希望,但日渐强大的网警队伍以及GFW(一种过滤技术)使我们不断丧失阵地。因此,我们的呐喊和抵抗就需要一种策略,即反讽。

反讽既是修辞上的话语技巧,又是行动上的身体叙事。

一个精彩的反讽文本,在有着众多共通的集体经验地域,其流传广度往往可抵达意识形态的支配绝大有效范围,又能激发其他创作者的思想。譬如2网上流传的一篇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进行反讽的《大宋新闻联播》就激发出类似各种版本的出现如视频《22世纪美国新闻联播》等等,从而对这一类“新华体”风格的意识形态做了有效有力的抵抗;类似的还有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反讽作品《大学汉语四六级水平考试》,以及对各种考试试卷的戏仿。

然而,当统治集团嗅觉到某些对意识形态构成潜在威胁的倾向时,就会启动其国家机器。例如胡戈的《馒头》出现后,就引起了一场争议,一些官方及伪道德学者贬其为恶搞,认为恶搞就是搞恶,其潜在含义认为原作品是优秀的、好的文本。之后,当网上出现了对《闪闪的红星》以及其他一些“红色经典”电影的反讽作品后,这些“学者”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抨击,最终广电总局发出了禁令。

反讽除了以文本和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外,另一个途径就是手机短信,但手机这种点对点的传输并不能形成一种公共舆论空间,它最多只是“私下的密语”。反讽最重要的是在于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里予以行动实践,否则这些文本最多不过是观看者的一个笑料而已。日常生活里的自我解嘲,与他者对话时使用苏格拉底式反语,公共领域的自觉扮演等等。只有将反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一个“全民反讽的时代”才会到来。

附本学期阅读书目与收获(大致看阅读顺序排列):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哲学已走向文化研究

加塞特:《大众的反叛》(部分)——大众与知识贵族的有趣区分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消除了我对马克思的成见

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后现代原来不只是哲学、建筑的转向,还有后现代科学

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有着惊人的重叠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记住了几个关键词的英文单词

柏拉图:《理想国》——这个年轻人说了我不少谎话(苏格拉底语)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部分)——文学就是意识形态!

霍尔:《文化:社会学的视野》——揭示了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

约翰·伯格:《观看之道》——书可以这样写却不失其启发意义,让我有想转行做行为艺术的冲动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想》(部分)——后现代主义源于60年代政治运动的失望

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部分)——口头阶段至书写阶段到信息阶段

萨义德:《东方学》——提供了一个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视角

有意思的是,本学期阅读的第一本和最后一本收获最大。

 

 

本题目原先是我在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发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二部分的标题,但内容却与那时完全不同。作为本学期阅读与思考的一个小结。文中对原著的引用并未核实,有的引用则来自其他著作的第二手资料,更多的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误解。

最好的例证是早期反讽的代表《大史记》系列(尤其是《分家在十月》)虽然无论从配音还是剪切上堪称优良,但其主旨在于小圈子里是非,因此流传广度和影响力都很有限。另一部作品是中国移动剪辑的《2003年,你的CDMA仍了吗》。而本文只在意识形态下讨论反讽,因此不将其做为例证。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注:这就是“科社”上发言的内容(有所修改),逻辑上可能并不连贯。

我的发言分为两部分

1.From Marxist to Marxist(从马克思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高二时开设了“哲学”,之前对于哲学感觉它很神秘和高深,之后也这么感觉。那时接触的“哲学”为我提供了以前从未真正思考,超越于常识之外的问题,在当时为了了解它,读了一些“哲学入门”、“形式逻辑”之类的书籍。然后就用其中的物质和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来解决生活与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就像一个小孩,别人给他了一把铁锤,就想用它敲打所有见到的东西。这对于历史和政治等课程的考试很有帮助,至少答题时你不会在“政治”上犯错误。

大一时,读了弗洛伊德、弗洛姆、马斯洛等心理学的著作,就开始反思和批判自己和他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然而,正如我一个朋友所指出的,当时我的反叛和批判只不过还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我就要坚持唯心主义。这位朋友批评的很中肯。后来在维基百科上开到一则条目叫,“哲学的基本问题”,下面就讲到了我们所熟知的唯物和唯心或者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我后来就把这个条目删除掉了,附注的解释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不能把所有的哲学思想都认为有这样的基本问题。”

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博士考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修的课程。因此,很多人很反感,我也一样。以前我总是说:“我用了1年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要花1辈子把它从我脑中清除出去。”但是,上了研之后,开始接触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才发掘还有另一种马克思。这种马克思不是教条的、不是把自己认为是唯一真理和科学的马克思,而是批判的马克思。批判的马克思如同尼采、弗洛伊德、还有韦伯那样对西方思想的有很大的影响。

下面我用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詹明信(F.Jameson)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以简要的概括(这里只是凭记忆写出,可能与原来的论述有误,具体参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唐小兵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Jameson认为,马克思要证明自己的理论就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恰恰到了19世纪才出现了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出现后为什么还有很多工人阶级仍然不信同它。

第一个问题马克思用辩证史观予以了说明,即我们所熟知的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工人阶级的觉醒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学说;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到很多工人被资本主义的工资还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东西如音乐、艺术所掩盖和迷惑。这个最具原创性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象弗洛伊德分析梦以及把精神分析扩充到原始社会、文学、艺术等领域一样。

说道弗洛伊德,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应该是斯特龙柏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派相互PK。马克思主义者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学说,他的精神病人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异化,这正昭示了资本主义即将走向灭亡;而弗洛伊德派则说马克思以及喜欢革命的工人阶级不过是利比多过剩以及反抗父权的暴徒而已,其心理就是俄狄浦斯情节。拉康试图将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似乎更有意思。

(这个问题并为在发言中提到)还有一个我自己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这种开放式的理论,即认为社会是发展的,那么随着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也就有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推翻自身。就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蕴含着推翻自己的种子。那么可能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2.Resistent Tactic under Hegemony of Ideology(意识形态霸权下的抵抗策略)

上面将了我坚持的马克思批判精神,而抵抗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批判,一种批判的实践。

首先我们为什么抵抗以及我们抵抗的基本立场。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概念,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所使用的术语,而当下马克思主义本身却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这并不是说西方当下就没有意识形态。启蒙运动以来所崇尚的自由、民主、博爱等观念,以及自牛顿至达尔文到实证主义关于进步、科学等。例如,当把科学当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有科学才是唯一的真理时,科学就变为了科学主义。这样它和迷信就没有了本质区别,科学就变成意识形态霸权。而这种意识形态用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加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西方白人男性资产阶级的学说和信仰。而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们“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此,用西方马克思学者葛兰西的话说,统治阶级不仅仅通过国家机器来压迫和统治被统治者,更一般的形式是通过文化霸权来实施。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将进步、科学的话语植入大众的思维深处。我们说文学和艺术是意识形态通常可以理解,而对于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可以客观的研究事实,他们是远离政治的,只能说其患了“幼稚病”。福柯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了知识在规范和训诫社会以及身体上的历史,如近代医学知识通过将疯癫从正常人区别,把他们排斥在社会之外。他将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转变为“知识就是权力”。而有意思的是,知识和权力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Power。

所以不仅我们有意识形态任何社会都如此。但是这并不能将两者等同。民主社会恰恰为意识形态霸权留下了抵抗空间,而我们的空间却相当狭小。虽然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扩大了舆论自由,但日渐强大的网警队伍以及GFW(一种过滤技术)使我们不断丧失阵地。

我的立场是后现代的。虽然Jameson认为后现代主义是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也即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然而,这种立场为我们提供了可以选择的方向。这种立场来自于罗蒂,提倡一种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首要的假设是反对伤害他人,在此前提下,自由主义允许多元化的观点、不同的生活方式共存。尼采说,关于一种东西的观点我们了解的越多,就越能深刻理解它。这种自由主义表明了自己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极权社会的立场,就比那种二分的辩证法高明很多,起码不会让无数条生命成为历史的玩偶。在意识形态霸权无所不在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抵制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另一种霸权,不要向西方那样将上帝赶下神坛后又祭起了“理性”和“科学”,他们同样是一种神学、一种宗教。

后现代式的抵抗策略就是反讽和戏仿,从而瓦解和解构各种意识形态霸权。就是罗蒂的反讽式的自由主义。譬如对与新闻联播解构最好的粒子就是网上流传的一篇《大宋新闻联播》,同样还有对各种考试制度的戏仿,如为国外人编写的汉语四六级、考研试卷,还有《馒头血案》等。

但是,要清楚反讽和嘲讽的区别。用王晓渔的话说嘲讽是外向的,而反讽是内在的。我认为嘲讽还只不过是站在一种立场来压制另一种,还是一种精英主义、基础主义的视点。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一种嘲讽,他站在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角度批判。反讽是对于自我立场的怀疑,是非建构性的。

最后,我强调一点,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这门课来说,我们的抵抗策略不是逃课,而是要对整个研究生教育作一下反思和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