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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字的政治语法

被自杀、被就业、被捐款、被小康、被代表、被失踪、被结婚、被涨工资等以“被”为前缀的短语在2009年迅速窜红互联网,并成为网民评选的2009年年度词语,甚至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被时代”。每一组由“被”字所构成的词汇都对应着一组具体事件,本文已无需再分析每一个“被”事件背后的社会成因,而是要深究“被”字如何成为一种“话语政治”。

汉语习惯使用主动语态,很少使用被动语态。当使用被动语态时表达的是主体不情愿做的事。正如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所说,汉语的“被动式所叙述的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并非一切的叙述都可变为被动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 353页)王力认为,使用被动式与汉语的欧化有关。“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同上,334页)英语中使用被动语态的频率很高,这也是中国英语老师教学生写作文时常用的诀窍。无疑,“被”的重新发现和突兀地嵌入到当下语境中与英语教育的普及密不可分,或许学过十年英语的中国人还没学会如何开口说英语,但至少我们学会了英语的被动语法,并适当地改造了汉语的构成,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讽喻。

然而,被动句式的使用不仅仅是汉语欧化的结果,而是标志着“被”字句的民间话语对官方口号主动句式的反转和对抗。官方口号通常使用的是省略了主语的主动时态。如“为人民服务”、“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主语省略在现代汉语中主要表现为承前省略主语和蒙后省略主语两种情况。官方口号在语法现象上属于承前省略句,然而根据句法,它却没有所能共享主语的前句,因此严格来说它们都属于病句。当然,本文并不是一篇教读者辨识句病的语法讲义,而是要追问为何这些口号中都省略了主语?省略的主语是什么?

毋庸置疑,这种省略了的主语还原后所指向的皆是同一个主体,即党或政府。使用省略的作用在于该句的主语为不言自明之物或人。因此,官方口号的潜在政治含义在于确认并强化了主语的主体作为该句动宾成分的唯一合法性和不容置疑的位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正是通过省略了主语的主动句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不言自明性甚至不需要符合现代汉语语法。

而在上述“被自杀”、“被就业”等形式的被动式句法中,省略的不是主语而是动作发出者。将其省略还原后不难发现其与官方口号所省略的主语为同一主体。然而,把主动语态转换为被动语态绝不是一篇语法练习题。我们知道通常在下列三种情况使用被动语态:不知道谁是动作的执行者;没有必要指出谁是动作的执行者;只需强调动作的承受者时。

首先,自杀、就业、结婚等在语法理论和日常生活中主体不可能“被”的动作和行为却发生了,主体的确不知道谁是动作的执行者,他沦为一个被动的客体。我们的政治环境和教育理念一向都把主体,把“人”视作历史和政治“宏大叙事”的螺丝钉,人无法在其中获得自主权,有的只是对没有确定面孔的“人民”的颂扬。个人只是历史洪流中一个无法抵抗,只能顺从的角色。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动作的执行者是谁,即使知道也并不能改变“被”的命运,总之你只需按照输入的政令代码完成一段程序运算。

其次,确实没有必要指出谁是动作的执行者了。正如官方口号中不言自明的主语一样,在所有事件的背后都是那个不言自明的同一执行者。隐去了动作执行者一方面是主体在严厉的言论控制中进行表达的一项策略,也表现了动作执行者在主体的反抗中的不安,它必须借助于无所不在的关键词过滤机制,从而隐藏起自身的不洁。公共领域里的政治批评着实已经无需言明他批评的对象是谁,也无需使用隐喻、反讽等修辞来婉转表达。对付新闻联播里农民工“幸福”地数着钱,灾区人民“感恩”正确领导等叙事的最好方法就是加上“被”字,就即刻撕破了其政治话语的伪装。

最后,使用只需强调动作的承受者的被动式也是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官方口号的主动式语句中的宾语所进行的反抗。保留了主语的被动式,是将事件主体进行还原,然而当人试图重新获得了主体位置时,他却无奈成为了政治操作下的牺牲品。从宾语到主语,主体并没有获得任何权力,他仍然是一个行为被动的接收者,主宾位置互换所试图产生的权力关系的反转却在主动式反转为被动式时所抵消。这或许是所谓“以人为本”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即使你是人,一个解放了的、拥有自由的人,但仍然逃不脱你被动的地位。

“被”与不及物动词搭配的奇异搭配,既是中国社会的怪异之处,也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因此“被”字是中国史上最短的黑色幽默。在个体试图颠覆政治权力话语,扭转宏大叙事中主体人的被动地位时,他却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当我们不必再使用被动句,人重新占据主语的位置时,才能说我们是历史的“主体”。

至少,“被”是一种获取话语权的努力。

刊载于《1984先锋队》 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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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的未来

本文翻译自Economists.com,原文在此。原文标题Enter the dragon,应来自李小龙《龙争虎斗》的英文名称。

另:本人对书评原文作者以及原书作者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有新著认为这不过是幻想。

很多竞争者争抢美国头顶上那枚全球最大权力的王冠。1950年代的苏联威胁着美国的军事霸权;1980年代的日本挑战美国的经济权力;而今的觊觎者是中国。美国衰落的证据看起来很明显:在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后就暴露了其军事力量的局限,始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显示了其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西方现在指望中国能来支撑他们的金融体系,指望中国消费者能刺激全球经济的振兴。

先是由欧洲随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长期占据的支配地位,最后在走向终结吗?英国时事评论员,近来作为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大学访问学者的马丁·雅克,他的答案很明确,其书名已说出了全部:“当中国统治世界”。

他首先引用了古德曼·萨奇最新的一项研究,该项目指出中国经济体将会在2027年超于美国,到2050年大约将是两倍于美国经济体的规模(而其时单个中国人仍将比美国人穷)。雅克从作为政治、军事和文化基础的经济权力出发,描绘了一个中国独霸全球的景象(a world under a Pax Sinica)。人民币将代替美元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上海将遮盖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光彩;欧洲沦落为拥有辉煌历史的古代遗迹,很像今天的雅典和罗马;全球使用普通话的人如果不多于也至少等于使用英语的人;孔夫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的思想一样广泛传播;如此等等。

好像我们完全被带进了一场饶有兴趣的想象游戏。其实,雅克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某些推断完全正确。作者不允许有不确定、混乱和错误出现。他预测历史将把中国在中古时期所拥有的世界权力地位归还给它,但这是否等于把中国拉回到如同Great跃进和文革时期那种自我毁灭式的动荡状态呢?毕竟还是同一个共产Party在掌权,并且如雅克指出的——中国政府绝不会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作者没有给予中国成千上万的抗议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些抗议大部分是反对腐败和失地。在作者浩翰详实的数据中仅有一处提及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意味着中国或许在变富之前就已先完全变老。作者认为West藏和New疆的民族问题几乎没有不稳定的危险。

作为已停刊的英国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任编辑,雅克认为共产党是一股温和的力量,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从而避免苏联那样的垮台遭遇。他很少贩卖这样的观念:认为自由市场在长期看来,只能在自由社会运转;认为思想自由更有利于发明创新;认为民主国家会比威权国家更容易自我纠错。

雅克认为,这些不过是西方的自以为是。民主和法律规则并非是西方经济实力的先决条件,而只是一个巧合。这种观点是雅克全书最有趣(也是最富争议)的部分,远胜过那些关于中国历史枯燥乏味的叙述,或者那些关于中国将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冗长论述。

依据作者的观点,欧洲与中国分道扬镳并非始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是工业革命。即便如此,西方的成功也并非注定的。雅克认为,直到1800年,中国还能与欧洲在最先进的领域 保持相当的发展水平。事实上,中国在瓦特之前已经建造了某种形式上的蒸汽引擎。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始于英国而不是长江沿岸呢?主要还是历史的偶然因素。

英国和当时的中国一样遭遇了土地短缺。但英国有煤炭来替代木材作为燃料,并且有奴隶耕作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充足的耕地和廉价劳动力。战争天性“把欧洲民族国家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加之进入精英阶层的商人阶级联合起来鼓动欧洲统治者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雅克认为,相比之下,帝制时代的中国还维系着孔夫子的和谐价值观,统治者本意主要着眼于其治下的稳固秩序和社会平等。因此,西方并非以其优越的价值观念统治了世界,而是凭借它的缺陷。


如果拓殖帮助西方建立了霸权,那么二战后殖民时代的终结为中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奇迹”,其速度远远超过欧洲或美国,也甚至快于日本、南韩和亚洲其他经济奇迹。雅克认为,伴随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某些冲突虽然无法排除,但还是有很好的时机来加以避免。“中国并不期求统治世界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作者这样写道。现在的中国正致力于同西方合作,它依赖西方的投资和市场,也希望有稳定的海外环境。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一只熊猫而不是一条龙。1999年时老布什宣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时间掌握在我们手上。”然而,雅克说这是一个幻觉。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而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马丁·雅克 Allen Lane出版 2009.6

豆瓣为何如此诚惶诚恐

上篇博文只是翻译自国外的一篇书评,又是在评价另一本在国外所出版的书籍。似乎根本无关乎中国政治,发在豆瓣上时就以莫须有的理由被删除了。

张公子 你好,你发表的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最大错误的死期 ,因为 给网站运营带来压力 已经被豆瓣删除。

我们已经将原文发往你的Email。

附:内容被删除的情况较多时,帐号有可能被自动停用数天。请参考:
用户管理细则 ( http://www.douban.com/about?policy=userrules )
社区指导原则 ( http://www.douban.com/about?policy=guideline )

–豆瓣

这回我是出离的愤怒了。豆瓣关闭了没上线几天的个人签名修改功能,又把日记功能关闭了,很多小组被关闭,很多被禁言,还有对一个网站来说最后的手段——关闭或删除ID。豆瓣走着一条互联网企业反向成长的道路,也就是说豆瓣开始衰退。互联网企业的成长正如豆瓣初期所作的那样,不停的推出新功能,用户也不断成长。现在豆瓣不但不再有新功能上线,反而将原来的功能一一禁掉,用户也会一个个丧失。我想这时候有网站能够一一捡起这样的功能和豆瓣流散的用户,那么他将会有巨大的成长。但这样的企业是否会走豆瓣自我阉割的道路,不得而知。

豆瓣犹如一个将要枯死的树,不得不放弃他那繁盛的枝干,因为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有活过来的生机

再者,到底是谁给网站运营带来压力?明明是政治强权所给予的压力,为何转嫁到网民身上。这个问题与中国政治一贯“推卸责任”的逻辑十分一致。

网站或政府永远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都是些别有用途的群众在兴风作浪。公司、网站只是要按照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行事即可,删、禁、堵、关。政府也只需按照某个抽象原则或最高指示行事,做同样的事。

正如我在“技术宰制时代我们都成了脑残”一文里所说,“互联网上的言论几乎都成了片段的只字片语,已经难以形成有效的逻辑,隐喻已经在此不起作用。”

如果影射、隐喻、比喻的言论已经让一个网站和政府如此诚惶诚恐,他是该担心自己还是该担心民众,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全球资本的“海绵宝宝”

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然而阿伦特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阿瑞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两次转变过程中,政治结构经历了从城市联盟体系到民族国家体系再到全球化体系的变迁。哈维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结合自己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牵扯勾连。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哈维定义的“帝国主义”的两种矛盾融合的要素。前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利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后者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首要地位的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P24)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资本逻辑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追逐个人利益和资本无限积累为目标,因而必然要求其市场不受地域之限制,然而领土逻辑则必定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由此在某一时刻,两者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然而,资本逻辑又必须依靠领土逻辑,阿伦特说,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因此,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两者之间通过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
奥巴马在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业已陷入越南式的覆辙,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彼时已危及至实体经济的“内忧外患”之时上任,其后的政策也正是着眼于国内和国际这两方面危机的处理。国内方面,奥巴马转变了里根执政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采取一种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国际关系方面,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近日对中东地区的访问,显示了其试图通过认同而非强制来重塑美国形象。美国这两方面的“新政”似乎都像是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所作预言的实现。
美国这个在“两战”中崛起的新帝国,其虽然遭遇或正在遭遇来自苏俄、日本、欧盟以及中国等方面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政-经体系的主导性霸权,这一点似乎没人可以否认。特别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俨然已成为“帝国主义”在当下的代名词,由此激起的不仅是来自伊斯兰国家和东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这些宿敌的反对,而且也激起了原本是其“反共同盟体系”的欧洲国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或领土逻辑的抵制,更多的一方面是对全球化即美国化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抵制。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即资本主义危机。引起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消费不足所导致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论述。但哈维认为,过度积累,即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过度积累导致了两种盈余的产生: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其中资本盈余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此问题。时空修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延迟,通过将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吸收,另一方面是空间转移,即扩大市场,地理扩张。如果赢余不能被吸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贬值来解决危机,资本贬值的结果是通货紧缩,劳动贬值的结果是失业。以吸收的方式解决资本盈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一面,而贬值的方式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仍然如此顽强的生存了下去,丝毫没有走到尽头的征兆,这个谜题的谜题哈维用时空修复理论为我们予以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正是过度积累所造成的,美国战后一方面通过将其资本盈余转移至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来振兴其经济,这是时空修复的空间转移;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网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延缓其资本,是通过时间延迟的方法解决资本赢余问题。然而,在这时空修复过程中,也就是美国通过认同的力量建立霸权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中,又树立了其竞争对手,那就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该地区资本出现大量盈余,资本与劳动市场双双达到饱和。随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是将原先资本不能进入竞争的领域予以开放,以吸纳盈余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新自由主义成为横扫一切的力量,历史似乎又折回到了马克思所在的160年前。
目前,中国作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海绵”,正在吸收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盈余。资本逻辑要求国家政治的强势力量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取消地区保护;资本逻辑动用政治逻辑压制其反对力量,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从地区发展来看,在经历了30年代有偏向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中国制造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农民工,中国东南部地区正是通过“创新性”(其新颖之处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并不纳入城市就业的统计之中,因此如果在出现劳动盈余后并不显示为“失业”)的引入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盈余。他们一方面将资本转移至海外地区如更不发达的越南、非洲等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通过廉价劳动力所积累的资本盈余投资到中西部去。最典型的如房地产领域,东南部作为城市地标的光鲜摩天大楼上刻意隐去了建造者的身影,而来自这些地区的资本又频繁的光顾内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当地政府并不出于本地居民的权益保障其有能力购买本地房产,而是热情拥抱这些外地资本一步步抬升房价。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海绵吸的东西越多只会越来越自我膨胀,然而无论吸纳多少,也改变不了其本身的内在结构。

(英)哈维(Harvey,D.)《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

无情的政治,多情的知识分子

政治就像一个风姿卓越的荡妇,知识分子历来都难以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有的知识分子总想把她骑在自己胯下,驾奴她朝向自己理念的高潮前进,但最终反而不仅玷污了自己,往往又使政治以灾难告终;有的知识分子不断的和她调情,暗中引导着她走向正途,然而稍有不慎就落入她的技俩之中;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和政治发生了“亲密接触”,开始以为自己拥有了她,最终证明不过是被她所玩弄;当然也有人从来就对她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而且不断指责她的“堕落”,这种知识分子是真理和正义上的“卫道士”;也有知识分子不安于与政治的包办婚姻,细数这位夫人身上的每处丑陋时,同时总不免对别的女人奉上言过之誉。

这几种对政治多情的知识分子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理念人》所概括的五种“理想型”知识分子。

哲学王

第一种是掌权的知识分子,他的原型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柏拉图或许是第一个相信哲学家掌权能使国家和个人都趋于正义,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历来就有许多人 “重温着柏拉图的梦想——尽管他们谁也没有机会把它变为现实”,因为“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显示出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抵制”。但是,科塞说,“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国家权力的机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以及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那些“国父”们就是例证,然而“除了最后一种情形外,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通常都是以灾难告终。”

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成员虽然大部分不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在其中都扮演着领导角色。他们是一群被就旧制度排除在权力之外的人,启蒙运动使他们“努力以理性和自然为根据,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被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和假设”,在这些知识分子掌权后就“想遵照理性和自然道德的指示重建法兰西”。雅各宾派决心与历史决裂,他们深知符号对于人的威力,于是砸碎了传统的历法、节日、服饰、称呼、街名等,目的在于扫清走向理性和道德的千年盛世之路。“由于渴望用高尚的罗马人和斯巴达人的形象来振兴法国的公民精神,他们试图用法令把博爱和友谊制度化,用立法来落实道德。”雅各宾派成了拯救世人灵魂而实施酷刑的良心审问官,他们那个为之奋斗的高尚目标成为了恐怖、独裁的合法性借口。

同样的覆辙也在俄国革命中上演。不同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列宁相信,要把俄国工人自发的工会意识转变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必须由革命的知识分子来领导,布尔什维克这个纪律严明近似宗派的政治组织就是俄国革命的先锋队。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和雅各宾派一样按照自己的理想愿望重建俄国,同样的恐怖统治,同样的暴力手段,使得他们的国家理想成为一个遥遥无期的明天。

这些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试图用法令重建社会和人格,无论是雅各宾派还是布尔什维克,无论在革命初期是人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或是进步分子,一旦他们大权在握,一旦知识分子由批评者的角色变成独裁者的角色,他们就成了无情的杀人犯。

智囊团

第二种向政治调情的知识分子科塞把他们比喻为从政治“内部穿孔”。知识分子在看到革命时机尚未到来或者革命希望破灭后,转而考虑实际政治的迫切要求,他们“ 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从霍布斯到凯恩斯历来就不乏个别知识分子影响到政治决策之人,而其中最成功的要数英国的费边主义者。

费边主义者并不像那些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主义者,鼓吹彻底推翻现有的阶级秩序,他们反对目前的社会秩序,但又强调他们与当权者的分歧只是眼前手段上的差异而非终极目标上的不同,从而打消了中产阶级的戒心又渐进的实现了社会改革的目标。科塞评价到,“费边主义者从权力大厦的内部穿孔过去,努力利用里面的居民曲折地达到了他们的很多目的。他们没有在英国创立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但为后来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费边主义者被马克思正统称为机会主义分子,正统的马克主义者都宣扬革命的理论,而反对和资产阶级同台竞争,然而事实证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最终败给了改良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与资本主义比拼中彻底失败。

与费边主义者在英国的“内部钻孔”战略类似,大批对胡佛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失调而不满现行组织制度的知识分子,纷纷涌入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部门,力图改变他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氛围。这些年轻的新政知识分子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重要影响。

然而费边主义者和新政知识分子有重要的不同,“费边主义者能够为政治而生存,而不必靠政治吃饭,是因为他们经济独立,不必依靠政治带来的收入”,新政改革者中的许多人热衷于权力积聚,从而把自己搅进了官场之中,“知识一套上追求权力这个重轭,它就会失去其本质特征,必然变成辅助性的了。将知识套在权力的战车上,也就阉割了它。”

鼓号手

第三种知识分子帮助权力进行合法化,他们在旧的意识形态不能维持现行秩序时,他们或者为旧秩序提供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创造新的意识形态为新政权提供合法化基础。前者犹如英国的伯克、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德国的亚当·穆勒、美国的萨姆纳等保守主义者,后者犹如拿破仑时期的思想家和波兰的修正主义者。科塞着重讨论的是为新权力建立辩护体系的后一种知识分子。

拿破仑年轻时代就向法国当时知识分子大献殷勤,他们协助拿破仑掌握国民公会军队指挥权尽了不少力,拿破仑也以进入法国国家科学院为荣,他签署军告时也时常署以“总司令、科学院院士波拿巴”,使法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把拿破仑当作了未来的哲学家国王。拿破仑发动政变后,这些“思想家”帮助起草了既不自由亦不民主的“共和八年宪法”,但拿破仑最终与罗马教皇恋爱了,而抛弃了知识分子。

在波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哥穆尔卡站在修正主义知识分子一边,他成了知识分子的英雄。然而在哥穆卡尔上台清除了斯大林主义的死硬派后,修正主义知识分子遭遇了同样的清除。“当修正主义者的听众慢慢消失时,他们无力抵挡掌权者的要求,只能选择或是适应现实,或是退出公共场合。”曾经攻

击旧政权为新政权合法化立下汗马功劳的年轻知识分子就这样遭到了权力的又一次玩弄。

批判者

第四种则是权力坚定的批判者,这种知识分子“无需经历幻灭后才相信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美国那些怒不可遏地反抗丑恶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和法国德雷福斯运动反对让真理屈从于国家理由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一类人。

美国的废奴主义者并不寄托于获取政治权力或进入官场,也幸好他们不追求权力才获得极大的成功,因为如果他们掌握权力,同第一种“真理信奉者”一样会冷酷无情地滥用权力;从事这种事业也不会给废奴主义者个人带来社会地位或其他报偿,反而自身的安全常常受到威胁。“事实上,废奴主义者的行为深深根植于道德上的罪孽干,因而他们的政治是一种调动全部人格服务于非个人目标的良心政治。”

“德雷福斯事件”则是一场正义和秩序之间的斗争。反对德雷福斯案重审的一方是维护现存制度、集体纪律和民族利益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来自巴黎的上策或是中上层;而支持德雷福斯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们“对理性的信仰要高于国家的利益,即使它有损于安定团结和社会秩序。对普遍观念之有效性的信仰,以及捍卫这些观念的献身精神。”因此,科塞说“德雷福斯事件”是近代知识分子史的一个分水岭,“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涵义,无论褒贬,都来自于它。但这场争论至少证明了“以公众舆论力量为后盾的知识分子能够使当权者就范。尽管有司法障碍,正义还是胜利了。”

崇外人

最后那种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总是把目光投向国外,寻求解决国内问题的良方。“当知识分子与国内的政治趋势格格不入时,他们倾向于到国外寻求更和谐的状态。”这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典型的症状。

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崇华崇俄,大萧条时代的英美知识分子亲苏,以及60年代法国的知识分子又在崇华。“当西方的社会弊病达到顶峰时,俄国神话便有了充分的支配力,但当西方社会生活重新恢复了常态,这种力量就减退了。”每当国内处于变革时代,总把某个外国构建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从中观照体会到自我缺憾、焦虑不安与变革的冲动。

然而,这种崇外症“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些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权力机构的合法化制造者”。就像我们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时,自身却不断在“自我东方化”,即中国也在不断地把西方人所认可的中国形象强化后又向西方展示。

总之,一旦知识分子染指政治,无论是作为政治的掌权者、智囊团或是鼓号手都遭遇到官僚化的永恒难题。掌权者的知识分子必须“建立官僚制度来实施他们的计划,而正是他们建立的官僚机器限制了他们进一步的改革。”因此,正像阿伦特所说,革命的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不断革命。智囊型的知识分子要么追求自主而放弃政治,要么最终成为决策者官僚机构中用自己知识和技术盲目维护制度安排的温顺专家,一个和普通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的政治政策的执行者。为权力建立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也难以逃离官僚化的魔掌,布哈林那个讥讽苏联官僚化的笑话或许很确切,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母权制、父权制和书记制。

五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科塞虽然赞赏费边主义者们在英国所取得的成功,而实际上,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立身于政治之外,保留独立的批评精神,正如牛虻一样时刻刺激着当政者的神经。然而,随着知识分子越来越被同化于吸收到体制之中,大学、研究室、政府、文化产业、基金会等机构,这些机构也无不有着官僚化管理模式,在自由职业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稀有动物的今天,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终结?

必然性与自由——《论革命》之片段

用译者陈周旺的话说几乎所有被后人概括出来的阿伦特政治哲学旨趣,诸如根本!恶、平庸恶、共和政治、公共领域、自由与开端、权威与正当性,都在《论革命》中,以一种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一涌而来。阿伦特向以“潜水采珠员”自居,追求思想之深度,一沉到底,不到极限决不回头。在这里只能揩取其很小的一部分,甚至可能还达不到她的潜水的水平面上。

《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罗马的建城者罗慕路斯杀死了兄弟雷穆斯,这些故事都直言不讳的告诉我们“无论人类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p5)。

各个文明都有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远古神话或传说,但有起源并不必然关涉结局,古代人眼中的“历史”始终囿于循环之中。希腊人认为一切会死的事物都是易变
的,因此希腊哲学才试图在流逝不居和变幻不定的经验世界之外,需求一种永恒。中世纪在基督教教义的启示下,人们对天国永恒之城的向往,正是源自对世俗世界
的无奈。中国人则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解释王权更替是“天命所归”。即使基督教哲学打破了古代的时间观念,以基督的降生构成了一个不可重复的独特开
端,直到时间的尽头时结束,但并未改变人们对于世俗历史始终处于无休止动荡循环中的基本看法。因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前现代的政治变迁都不过是在帝
国兴衰、王权更迭的循环中往复。直至“革命”的出现,循环才被打断。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拉丁文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使得“革命”一词首先在自然科学中开始受到重视,其拉丁文原意是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因此是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循环往复的周期运
动。后来在政治领域隐喻人类“政府形式”。“革命”第一次作为政治术语是1660年英国英国查理二世恢复君主制时,随后用于1688年“光荣革命”,这两
次事件中,“革命”的意思都是君权复辟了以前的正当性和光荣,与其原来的意义相去不远。因此,“革命”其实就是“复辟”,即使是对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来说,在最初的阶段,参与“革命”的人也“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或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所破坏和践踏的事物的旧秩序
”(p33)。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托马斯·潘恩用“反革命”来指称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他们都是在“革命”原有
的意义上把“革命”理解为一场挽救“古典自由”的活动。

除了将“革命”一词原有的“循环往复”之意用在政治领域外,原意的另一层“不可抗拒性”也同时被迁入,然而却以一个全新的意向融入了政治语言之中。
1789年平民攻陷巴士底狱那晚,路易十六惊呼“人民叛变了”,而他的使者利昂古尔纠正说“不,陛下,人民革命了。”国王认为“叛变”是可以用手中的权力
来对付的,而利昂古尔说“革命”的意思在于所发生的事情是无可挽回,任何君权所不可抗拒的。对于亲身体验那场大革命的人来说,把“革命”的不可抗拒性比喻
为“暴风骤雨”、“火山喷发”、“洪流”再合适不过了;而从袖手旁观的局外人立场出发来描述和理解“革命”,这种不可抗拒性就转换为历史的必然性力量,它
在十九世纪被黑格尔观念化为历史哲学。

“革命”打破了前现代永恒轮回的周期运动,却没有打破其背后的必然性逻辑,它只是用一种直线式的运动轨迹代替了环形,把历史推向不可预知的未来。至此,以
复辟自由为名义的“革命”,最终却落在了“历史必然性”的樊篱之中。“必然性取代自由成为政治和革命思想的中心范畴”(p41)。

必然性在人切身的体验中就还原为纯粹生物上的欲求:“衣食温饱和种族繁衍”。贫困这“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p48)是各个时代所共有的
社会问题,而这一社会问题一旦成为革命的主导,“幸福”取代“自由”成为革命的目标,必然性便侵入了人们唯一真正自由的政治领域。穷人大众“背负着人类自
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支配着自己的必然性,还背负着一直用来征服必然性的暴力”(p98)忘却了自由立国的使命,其革命的结果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
问题”,“每一次尝试都会导致恐怖,而且正是恐怖把革命送上了绝路”(p96)。因此,所有运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注定要失败,自由不会从必然性
中产生。

只有政治的自由才可以作为衡量革命成败的标准,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地方美国革命大获成功”(p118)。美国革命者没有忘记革命的目的在于“以自由
立国”,其要旨就在于定立一部自由的宪法。这部宪法的“真正目标不是限制权力,而是创造更多的权力”(p138),只有“权力能制约权力”。他们通过分权
制衡的原则构建一个能维护公民自由的有限政府,而一个文明政府对于所有人又是必须的。美国的国父们以实际的政治行动去践行和建立一种持久的政治制度以保障
自由,这种“思想不会是新的,但只有实践,只有思想的应用,才会是新的”。(p45)

后现代评估

如果后现代在你看来只不过是建筑师或作家或艺术家或导演的前卫表演,虽然不至于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先锋那样受到批评家和大众们的强烈谴责,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宽容之心,但你是不是还是在心里不那么接受它。
如果在后现代里加上哲学思潮,并告诉你它可以追溯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你是不是还觉得有些勉强,因为被称为20世纪“语言学的转向”也可以这样追溯。
那么,要是也出现了“后现代科学”的转向,从热力学第二定理到耗散理论,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以及从“测不准原理”到混沌理论,整个科学也同样如哲学那样反对基础主义、反对绝对原则、反对大一统的学说。这时,你如何看待这种“后现代转向”?
如果这还不够,我们可以加上“理论和政治的范式转换”同样也“验证”了“后现代”。
这本书从四个方面阐明了后现代之路:从景观社会到类象王国,艺术中的拼凑、内爆和流行,科学里熵、混沌和有机主义以及政治范式的转换。由此而看,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只不过是自笛卡儿到启蒙运动的“现代主义”的延伸罢了,它(语言学)还继续维持着文艺复兴以来对理性、基础、本体的崇尚,而真正给现代哲学、科学以及艺术予以彻底反叛的只有后现代主义。
譬如艺术领域,印象画派、立体主义还是在企图模仿、重现着自乔托和瓦萨里以来企图用平面来展现三维世界的幻觉。
总之,本书在多方面表明,后现代不只是一种“流行的学术或艺术”,而是步入新千年前的一股强大的思潮,或者说就象“哥特”不仅是一个艺术形式,而成为那个时期的特称。
或许,任何总体性、同一性都会遭到后现代的质疑,包括用“后现代”一个词来概括这个时期所有的现象。他们只具有“家族相似性”(维特根斯坦语)而已

台湾问题的“包袱”

昨晚,由于学分的要求去听了一场公共讲座。对于是谁,讲的什么内容倒是不大重要。不巧,是关于“台海”关系的。

主讲人是谁,也是忘记了。唯一有印象的是像其他做台湾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一样的腔调和一样的言辞。这让我想起来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或者其他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的逗笑包袱。而这些专家也都无疑是些单口相声大师,引起台下的莘莘学子们有的捧腹有的大笑,更受不了的是我后排同学那震耳欲聋的狂笑,其间自然还有观众多次的鼓掌。笑的包袱则是台湾政治中让大陆人不可理解的东西。而对于这些我是有些笑不起来。

无论是官方电视台上台海问题专家还是台湾的知名人士,留给普通人的印象(特别是象我这种不懂和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是台湾的政治局势一篇混乱。至于其他一些声音,我们听不到。

姑且当听了一次相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