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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仙或毒仙:波兰尼与哈耶克的共识

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里有两位有趣的人物:医仙胡青牛和毒仙王难姑。二人是恩爱夫妻,但各自争强好胜,总试图在“毒”与“医”之间比出胜负,最后王难姑以身试毒,丈夫胡青牛不忍再伤害爱妻,亦服毒自尽。哈耶克和波兰尼这两位思想家与他们颇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他们哪一个是“医仙”哪一个是“毒仙”则由于跟从者立场的不同而不同。
尊崇波兰尼者会把哈耶克视作“毒仙”王难姑,他倡导的那种自由市场总引来不少麻烦,就像只有王难姑的死才能平息“江湖风波”,唯有终结市场体制,世界才能避免极权主义的危险。相反,哈耶克在自由主义那里却是“医仙”胡青牛,正是有波兰尼这种“王难姑”总是在干扰市场自发秩序,才让我们走向极权主义的奴役之路,哈耶克开的这副包治百病的方剂,我们只需“谨遵医嘱”即可康复。
不过,在我们“神化”他们之前,先抛开左右派立场上的争执,看看这两位如何诊断时代的病症,并对他们所开的“处方”做以“药理”分析,才能在“服用”之前了解该药方对社会机体带来的“不良反应”,从而谨慎使用。

卡尔· 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年生于布达佩斯,而弗里德里克· A·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生于维也纳,当时奥地利和匈牙利还都处于“奥匈帝国”的联邦之内,所以他们也算是“同胞”。1920年代波兰尼在维也纳工作时首次接触了哈耶克及其导师米塞斯的思想,1934年两人都前往英国寻求避难。1944年两人各自最重要的著作在这一年首版: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两人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中的影响有限,哈耶克在凯恩斯主义走向低潮的70年代之后才影响日隆,并于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自全球化弊端凸显的20世纪末以来,人们才逐渐重新波兰尼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性思考。然而,二人经历的相似性比起他们在思想上的迥异来说显得微不足道。
《大转型》的中心主题是批判那种认为市场是通过自发调节并使经济最终成为支配社会其他一切方面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当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时,市场机制这台“撒旦的磨坊”就将自然环境、人的命运和生产组织一起绞成了碎末,撒落在社会毁灭的的废墟上。《通往奴役之路》则着力于批判集体主义,无论它采取的是德国法西斯主义还是苏俄社会主义形式,都意味着是一种奴役,放弃了市场经济所能提供的经济自由,也不可能有个人和政治自由,计划经济的结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从二人观点看表面上看似乎不可调解,然而细读这两本书却依然能找出很多共同来。
首先两人都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研究历史和社会的。这并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巧合, 从两部著作论证的基本思路上来看,他们都从经济制度入手来分析政治制度。《大转型》的副标题是“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而波兰尼开篇就把19世纪文明的建立和瓦解归为四个制度,其中经济领域的国际金本位制度和自发调节的市场这两个制度是另外两个政治制度势力均衡体系与自由主义国家的基础。“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部分地拖过金本位制度运转;而自由主义国家本身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19世纪各种制度体系的关键是统治市场经济的那些法则。”(波兰尼:1)哈耶克则分析了集体主义的计划经济替代了自由市场主义的后果,认为“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那种个人和政治自由。”(哈耶克:20),哈耶克在另一处又强调“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哈耶克:98)。
由此可以看出,两人即使不是持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也是一种“社会整体论”的思路,认为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有一条紧密联系的网。波兰尼想把经济再次嵌入(embedded)到社会之网中,他批判了经济脱嵌(disembedding)的严重恶果,比如极权主义,但没有意识到脱嵌让人摆脱了过去的宗教、习俗之束缚,这是人向自由迈出的重要一步,虽然人同时获得了虚无感和无根感以及日益变得冷漠。哈耶克的“经济自由决定政治自由”的论点则无疑带有“进化论”的影子,忽视了文化对社会的构建作用,以及政治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就无法解释西方福利国家体系并为生变为极权主义国家,多林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导言中说哈耶克过于悲观是有道理的。(对社会整体论的批判见理查德· 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以及丹尼尔·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波兰尼通过人类学家的研究得出,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完全是人为发明的,“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存在过。”(波兰尼:37)波兰尼把经济自由主义定义为是一个社会致力于创建市场体系时的组织原则,其有三条古典原则构成: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自发调节的金本位制度和货物自由流通的贸易(波兰尼:116)。因此,19世纪市场体系的扩张就可以看作是这三个原则的散布,经济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世俗宗教。实际上,波兰尼批判说,这三者没有一个不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自由市场的引入远远没有消除对控制、规制和干预的需要,反而大大扩张了它们的范围。”(波兰尼:120)也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活动的同时不得不赋予它以新的权力来建立自由放任制度。
我们再看看作为自由主义精神之父哈耶克的论述。哈耶克并不反对国家提供某种程度上的保障,对自由主义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它反对计划以及主张自由放任。哈耶克强调,“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让事态放任自流。”(哈耶克:40)也就是说,为了竞争的有益运行,也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以及某种形式的政府行为,在这种限定之下给予每个人一个机会,来自行决定某种行为的不利和风险。“一个有效的竞争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需要一种明智规划的并不断加以调节的法律框架。甚至它适当发挥作用所必须的最根本的前提,即防止欺诈和诡骗(包括利用无知),都给立法活动提供一个伟大的但远未充分实现的目标。”

市场神话的终结

《大转型》的中心主题是批判那种认为市场是通过自发调节并使经济最终成为支配社会其他一切方面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当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时,市场机制这台“撒旦的磨坊”就将自然环境、人的命运和生产组织一起绞成了碎末,撒落在社会毁灭的的废墟上。
波兰尼通过人类学家的研究得出,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完全是人为发明的,“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点经济存在过…尽管市场这种制度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P37)。19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行为原则是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原则,对应的组织结构是对称、辐轴和自给自足模式。“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这些原则在特定社会组织结构的帮助下得到制度化,这些组织机构的模式包括对称、辐轴和自给自足。”(P47),此时与市场模式对应的交换原则并不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并不是主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而是在其外部运转的制度。”(P51)即使到了后来的重商主义时,“经济制度仍然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到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P58)因此,在经济方面,中世纪欧洲基本上与古代波斯、印度或者中国处在同一水平上,甚至在近代社会的组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西欧,这一点得到了王国斌的印证(见王国斌对中国与欧洲经济和政治的比较分析《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也就是说,19世纪之前的经济是嵌入在其他社会领域之中的,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而市场制度让原本嵌入社会关系的经济转变为支配社会关系制度,“18世纪末从被规则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P61)。由此,经济原则成为支配所有一切都根源,市场运作中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是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些原本不是商品的东西就在资产阶级的不断要求下市场化了,组成了各个要素市场,这就是通常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任何阻碍这些虚构商品市场化的行为都必须被禁止。
在这里我们不必重复波兰尼详述这些元素如何被市场化的过程,重要的是他造成了什么危险。市场体制让虚拟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必然带来一股强劲的反弹,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社会的自我保护”,“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保护导致了对劳动、土地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市场的干预,并因而削弱了体系的自发调节。 ”(P184)正是市场领域带来的紧张压力扩展到了政治领域,把整个社会都卷入进来时,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波兰尼对于市场自发调节神话的破除,对于非西方国家在重构历史特别是经济史方面有积极作用,如上文提到的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有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和《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等都可以看作是在这方面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我们不必再过分揪心于韦伯和马克思,他们让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要么在中国寻找可以比附新教伦理的宗教(见阿里夫·德里克对新儒家把儒学视作发展和疗救资本主义的批判 《后革命氛围》 王宁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要么寻找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踪迹(见黄仁宇的分析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然而,并应该把波兰尼的理论当作是反对市场,他反对的只是对社会起支配作用的市场体制,让经济重新入嵌到社会之中,人只有免于匮乏的威胁,人的自由才能获得保障。另一方面,波兰尼所说的“双重运动”中,单靠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和强制也并不能使社会自发的出现自我保护的反向作用,没有民主政治通过制度化机制保护人的不服从的权利,人在国家与资本主义合谋的“权贵资本主义”下比市场体制下更容易受到奴役。

image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 冯钢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