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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的未来

本文翻译自Economists.com,原文在此。原文标题Enter the dragon,应来自李小龙《龙争虎斗》的英文名称。

另:本人对书评原文作者以及原书作者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有新著认为这不过是幻想。

很多竞争者争抢美国头顶上那枚全球最大权力的王冠。1950年代的苏联威胁着美国的军事霸权;1980年代的日本挑战美国的经济权力;而今的觊觎者是中国。美国衰落的证据看起来很明显:在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后就暴露了其军事力量的局限,始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显示了其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西方现在指望中国能来支撑他们的金融体系,指望中国消费者能刺激全球经济的振兴。

先是由欧洲随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长期占据的支配地位,最后在走向终结吗?英国时事评论员,近来作为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大学访问学者的马丁·雅克,他的答案很明确,其书名已说出了全部:“当中国统治世界”。

他首先引用了古德曼·萨奇最新的一项研究,该项目指出中国经济体将会在2027年超于美国,到2050年大约将是两倍于美国经济体的规模(而其时单个中国人仍将比美国人穷)。雅克从作为政治、军事和文化基础的经济权力出发,描绘了一个中国独霸全球的景象(a world under a Pax Sinica)。人民币将代替美元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上海将遮盖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光彩;欧洲沦落为拥有辉煌历史的古代遗迹,很像今天的雅典和罗马;全球使用普通话的人如果不多于也至少等于使用英语的人;孔夫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的思想一样广泛传播;如此等等。

好像我们完全被带进了一场饶有兴趣的想象游戏。其实,雅克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某些推断完全正确。作者不允许有不确定、混乱和错误出现。他预测历史将把中国在中古时期所拥有的世界权力地位归还给它,但这是否等于把中国拉回到如同Great跃进和文革时期那种自我毁灭式的动荡状态呢?毕竟还是同一个共产Party在掌权,并且如雅克指出的——中国政府绝不会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作者没有给予中国成千上万的抗议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些抗议大部分是反对腐败和失地。在作者浩翰详实的数据中仅有一处提及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意味着中国或许在变富之前就已先完全变老。作者认为West藏和New疆的民族问题几乎没有不稳定的危险。

作为已停刊的英国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任编辑,雅克认为共产党是一股温和的力量,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从而避免苏联那样的垮台遭遇。他很少贩卖这样的观念:认为自由市场在长期看来,只能在自由社会运转;认为思想自由更有利于发明创新;认为民主国家会比威权国家更容易自我纠错。

雅克认为,这些不过是西方的自以为是。民主和法律规则并非是西方经济实力的先决条件,而只是一个巧合。这种观点是雅克全书最有趣(也是最富争议)的部分,远胜过那些关于中国历史枯燥乏味的叙述,或者那些关于中国将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冗长论述。

依据作者的观点,欧洲与中国分道扬镳并非始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是工业革命。即便如此,西方的成功也并非注定的。雅克认为,直到1800年,中国还能与欧洲在最先进的领域 保持相当的发展水平。事实上,中国在瓦特之前已经建造了某种形式上的蒸汽引擎。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始于英国而不是长江沿岸呢?主要还是历史的偶然因素。

英国和当时的中国一样遭遇了土地短缺。但英国有煤炭来替代木材作为燃料,并且有奴隶耕作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充足的耕地和廉价劳动力。战争天性“把欧洲民族国家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加之进入精英阶层的商人阶级联合起来鼓动欧洲统治者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雅克认为,相比之下,帝制时代的中国还维系着孔夫子的和谐价值观,统治者本意主要着眼于其治下的稳固秩序和社会平等。因此,西方并非以其优越的价值观念统治了世界,而是凭借它的缺陷。


如果拓殖帮助西方建立了霸权,那么二战后殖民时代的终结为中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奇迹”,其速度远远超过欧洲或美国,也甚至快于日本、南韩和亚洲其他经济奇迹。雅克认为,伴随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某些冲突虽然无法排除,但还是有很好的时机来加以避免。“中国并不期求统治世界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作者这样写道。现在的中国正致力于同西方合作,它依赖西方的投资和市场,也希望有稳定的海外环境。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一只熊猫而不是一条龙。1999年时老布什宣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时间掌握在我们手上。”然而,雅克说这是一个幻觉。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而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马丁·雅克 Allen Lane出版 2009.6

全球资本的“海绵宝宝”

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然而阿伦特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阿瑞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两次转变过程中,政治结构经历了从城市联盟体系到民族国家体系再到全球化体系的变迁。哈维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结合自己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牵扯勾连。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哈维定义的“帝国主义”的两种矛盾融合的要素。前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利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后者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首要地位的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P24)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资本逻辑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追逐个人利益和资本无限积累为目标,因而必然要求其市场不受地域之限制,然而领土逻辑则必定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由此在某一时刻,两者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然而,资本逻辑又必须依靠领土逻辑,阿伦特说,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因此,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两者之间通过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
奥巴马在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业已陷入越南式的覆辙,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彼时已危及至实体经济的“内忧外患”之时上任,其后的政策也正是着眼于国内和国际这两方面危机的处理。国内方面,奥巴马转变了里根执政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采取一种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国际关系方面,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近日对中东地区的访问,显示了其试图通过认同而非强制来重塑美国形象。美国这两方面的“新政”似乎都像是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所作预言的实现。
美国这个在“两战”中崛起的新帝国,其虽然遭遇或正在遭遇来自苏俄、日本、欧盟以及中国等方面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政-经体系的主导性霸权,这一点似乎没人可以否认。特别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俨然已成为“帝国主义”在当下的代名词,由此激起的不仅是来自伊斯兰国家和东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这些宿敌的反对,而且也激起了原本是其“反共同盟体系”的欧洲国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或领土逻辑的抵制,更多的一方面是对全球化即美国化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抵制。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即资本主义危机。引起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消费不足所导致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论述。但哈维认为,过度积累,即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过度积累导致了两种盈余的产生: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其中资本盈余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此问题。时空修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延迟,通过将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吸收,另一方面是空间转移,即扩大市场,地理扩张。如果赢余不能被吸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贬值来解决危机,资本贬值的结果是通货紧缩,劳动贬值的结果是失业。以吸收的方式解决资本盈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一面,而贬值的方式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仍然如此顽强的生存了下去,丝毫没有走到尽头的征兆,这个谜题的谜题哈维用时空修复理论为我们予以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正是过度积累所造成的,美国战后一方面通过将其资本盈余转移至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来振兴其经济,这是时空修复的空间转移;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网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延缓其资本,是通过时间延迟的方法解决资本赢余问题。然而,在这时空修复过程中,也就是美国通过认同的力量建立霸权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中,又树立了其竞争对手,那就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该地区资本出现大量盈余,资本与劳动市场双双达到饱和。随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是将原先资本不能进入竞争的领域予以开放,以吸纳盈余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新自由主义成为横扫一切的力量,历史似乎又折回到了马克思所在的160年前。
目前,中国作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海绵”,正在吸收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盈余。资本逻辑要求国家政治的强势力量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取消地区保护;资本逻辑动用政治逻辑压制其反对力量,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从地区发展来看,在经历了30年代有偏向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中国制造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农民工,中国东南部地区正是通过“创新性”(其新颖之处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并不纳入城市就业的统计之中,因此如果在出现劳动盈余后并不显示为“失业”)的引入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盈余。他们一方面将资本转移至海外地区如更不发达的越南、非洲等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通过廉价劳动力所积累的资本盈余投资到中西部去。最典型的如房地产领域,东南部作为城市地标的光鲜摩天大楼上刻意隐去了建造者的身影,而来自这些地区的资本又频繁的光顾内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当地政府并不出于本地居民的权益保障其有能力购买本地房产,而是热情拥抱这些外地资本一步步抬升房价。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海绵吸的东西越多只会越来越自我膨胀,然而无论吸纳多少,也改变不了其本身的内在结构。

(英)哈维(Harvey,D.)《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

全球城市的乳腺癌

如果说全球化用左手碾平了世界,那么他却用右手为世界隆胸。这些隆起于平地之上的就是全球城市。沙森在《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里着重关注了三块丰腴之地,而这几块胸部却都患有严重的疾病。

把世界看作是“平的”,强调的是经济组织的区域分散化、劳动分工全球性合作。然而,萨森却认为在经济活动空间分散化的同时伴随着集中化趋势,并且前者强化
了中心控制与管理的功能。也就是说,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数几个全球城市里聚集的程度越高。全球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金融机构
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聚集地,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以及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

全球城市其中最主要的经济动力是生产者服务的增长。生产者服务的主要特征是为机构提供服务,而不是最终消费者,因此它是一种中间产出。像跨国公司总部不再
是一个制造商品的地方,它“生产”管理、控制和协调等服务。制造业和关键服务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装配时,金融和生产者服务所主导的新产业在一些全球城市
里集中。这导致了原有工业城市的衰落,如底特律、大阪等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萨森认为新的生产者服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原有工业部门衰退的基础上
的。

新的增长最终导致了收入结构、公司和家庭竞价能力的不断分散化,也就是说全球城市的发展并不是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而是造成了收入的两级分化。一方面是金
融专家、技术人才在全球城市的聚集,其收入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是更多低层次的服务成为城市所需,而丧失了原有产业工会的支持,其收入非常低。

中等收入者在生产过程中被全球化的力量所消除,中产阶级文化也遭到了新兴高收入技术专家的侵蚀。这种世界性的职业文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美学观。新的高收入
者成为艺术品、古董和奢侈品的主要候选人,开发商通过引入艺术家工作室把贫民区改造为豪宅来吸引这些“收入新贵”。这个阶层的增长已经促使了消费结构的重
组,“重要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烹饪技术,不是衣物本身而是设计商标,不是装饰本身而是公认的天然艺术。”(P321)

全球城市抹去了原有国家间的界限。“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全球化的关联增强,国家作为空间单位的角色已经部分地改变或者至少是弱化了”(序言)。跨国公司
的头头们坐在全球城市的总部里,“战略”性地部署其属下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决斗,各个国家的首脑们频频地向他们抛下渴望“临幸”的媚眼。

经济组织分散化伴随的集中化、在工业衰退伤疤旁生长的生产者服务、中产阶级的萎缩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国家界限的淡化,让全球城市高耸的胸部里暗藏着癌症的危险。在中国一个个城市都渴望成为全球的胸部时,我们是否注射了抵御癌症的疫苗?国有企业的在可能的全球城市中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从而加速而不是分散了垄断;工业渐渐转移到更不发达国家时,生产者服务却无法成长;中产阶级还未形成就遭遇着日渐扩大到收入两极分化;以及全球城市没能抹淡了国家的力量却增强了对它的依赖。正像在中文本序言里作者所说的,“世界对上海的想象似乎已超过了她的真实力量”,中国还有更多的城市正在意淫着自己作为“全球城市”的想象。

PS:希望这个评论不被误认为是反全球化的证词

(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 周振华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7

我不仇富,但很仇腐

在gmail上方的网络剪辑栏里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富人阶层首先背叛了中国经济”,作者是薛涌。google了一下发现这篇文章被转载的次数很多,依此进去后发现每个转贴的都没有说明来源。Gmail剪辑的来源是《中国新闻周刊》,可能因为其太“低俗”而被屏蔽了,所以未能访问,也就不知道原作出处了。

薛涌是谁我没多大兴趣。该文的主旨大概是,在中国经济的困难时期,富人并未花钱去“启动内需”,而跑到国外去消费。

我不是富人,也不是薛所讥笑的某个“保护富人”的大经济学家。但该文对“富人”的指责颇有些避重就轻,薛文中说看到“中国富人在美国疯狂购物、疯狂赌博”等事,这个“中国富人”主语颇为含混。一直以来,我所能了解的去“疯狂购物、疯狂赌博”的人群更多是我们的官僚——因为是公款,所以就不在乎多少,因为在国外,所以才会“疯狂”。

在经济困难时期把矛头指向富人还不如指向假名公务考察的政府官员,去发掘更多那些坐进口轿车、戴进口表、抽天价烟的官员。

另外,把”纯粹的富人“去国外消费说成是背叛,这个词语很“爱国”,我想就是普通人看到美元贬值去多购买些个东西也不用扯上背叛吧。

退一步说,薛也不过是个半道学者,按照其所说的理论推断,这些跑去国外消费的中国富人虽然没有直接拉动内需,但在国外的消费刺激了该国经济增长,进一步说也就是国外经济增长了,最终间接地拉动了中国出口。因此,富人没有拉动内需却可能推动出口,又有何背叛可言呢?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学者们要是没有改善经济的良策,就不要制造出些仇恨和指责,沉默一下总比胡说八道好。

总结:我不仇富,但很仇腐

2008年度经济领域15个关键词

转载务必联系作者。

1.救市

谐音“救世”:上帝不忍看到人类在世间所受的苦难时就选中或派遣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世人。“救市”即一个自愿充当“救市主”的政府通过其手中的权力来对市场的混乱实施医就。前者不相信人类的理性,后者不信任市场的万能。“救市”最初源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抛弃古典自由主义,而主张政府对市场实施干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声势渐微,然而在本轮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中又重新受到各国政府采用。在中国语境中,“救市”往往成为政府在股票市场熊市时的一项重大职责。近期,“救市”的范围扩大至房地产领域,因而,“救市”又可看成是政府的一种“自救”工作。

2.次贷危机

“次贷”是指次级按揭贷款,相对于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贷款机构通过将这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发放给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还款能力证明,或者负债较重的次级按揭贷款人,从而获得高于普通按揭贷款的收益。次贷市场的繁荣源于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扬,然而自2004年开始美联储连续17次调高利率提高了房屋借贷成本,并促发房地产价格下降后,导致大量贷款人还不起房贷而出现按揭违约,贷款机构收回的抵押资产价格缩水,为贷款机构提供融资的投资银行随后严重亏损,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海啸(见金融海啸)。如今,“次贷危机”已波及实体经济。

3.断供

由于房价的持续下跌,通过按揭贷款购买的房产变现价值已经远远低于需要偿还的贷款总额,对于物业持有人来说房产已大幅缩水,甚至变为其自身的负资产,因此很多贷款人停止向银行偿还贷款。这种现象最初出现在曾经领涨全国房价的深圳市,随后一位自称地产研究员的网友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房情谍报:断供已过千亿,次贷危机浮现》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接着多家报纸电视台进行跟踪报道,从而引发了一场“深圳断供潮”事件。不久后深圳银监会出面澄清深圳未出现断供潮,随即国务院也派遣一支调研小组赴深圳调研。受深圳断供潮影响,国内多个城市出现了“退房潮”现象。有人指出,夸大炒作“断供潮”属于房地产利益群体向政府寻求救市的“逼宫”事件,然而无论这是否是一出人为炮制的事件,但最终政府还是选择了救市(见救市)。

4.熊市

又叫“空头市场”,指证券市场(通常指股票、债券、期货、外汇等各种交易市场)价格走低的状况,与“牛市”(多头市场)相对。“牛熊市”其来源说法不一,通常作为象征意义使用,并非指买卖牛熊的市集。一般来说熊市经历的时间要比牛市短,历史上最长的熊市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2008年随着中国两大证券市场指数从高位迅速跌落,加之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股市业已进入熊市期。同时也使得那些在高位买入股票的新股民第一次认识到了,“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格言。

5.平准基金

就是政府建立的一种用来熨平市场波动的基金,它通过在股市暴跌时买进,在股市暴涨时卖出的方式,以期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与中国古代政府“贱即买,贵则卖”的调节市场物价方式相同。平准基金往往被当作救命稻草,每逢证券市场低迷、股价大幅下跌的年头,对它的呼声就日渐高涨。从2007年11月底开始,受美国次贷款危机及国内证券市场过度扩容影响,中国股市开始大幅下滑,股民期望政府通过平准基金救市(见救市)。然而在一行政上过度干预的股票市场里,平准基金往往会造成在其入市时股市暴涨、退市时股市暴跌适得其反的结果,难以发挥熨平的作用。

6.大小非

“非”是指限售股,又称“非流通股”,其股东包括法人股和国有股。大非是指占总股本5%以上的大规模限售股;小非是指占总股本5%以内小规模的限售股。将股本划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即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特有的现象,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最终迫于市场压力下流产。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又称“股改”)其本质仍是国有减持的延续,但这次将法人股也纳入进来。本次股改中限制了一些上市公司的部分股票上市流通的日期,即大小非,这些原非流通股在股改后将可以上市流通,即“大小非解禁”。根据规定,“大非”在股改两年以上方可全流通;“小非”在股改一年后方可全流通。2008年,此前处于限售状态的非流通股纷纷限售期满,进入“解禁”高峰,有人预计本年度解禁股总数将达到1353.64亿股,使本已低迷的股市雪上加霜。

7.拐点

原是微分学上用来理解和描绘曲线外形凸凹转换的切线点。然而在2008年一开春,几个房地产开发商撇开了“拐点”的高等数学语境,将这个词带入楼市,用来比喻房地产价格将由上升转为下降。其中王石一方认为2008年中国楼市将遭遇“拐点”,潘石屹一方认为“拐点”还远没有到来,而任志强则别出心裁地认为政策有拐点房价无拐点。年末评论此争论,且不论在观点上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楼价实际上的回落可能标志着房地产“暴利时代”的终结。政府也一改抑制房价的政策,转为救市,改用任志强的话说“房价有拐点,政策亦有拐”。

8.土地流转
又称“新土改”,媒体称之为继1952年和1978年的土地改革后,中共领导的“第三次土地革命”。新改革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转让、出租或抵押)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他们获利以便定居城市。土地流转一方面使农民得以从原有土地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另一方面也将使“隐形失业”人口凸显,加大原本严峻的就业市场负担。如果城乡的户籍、教育、医疗、养老等二元制度屏障不能及时得到改变,那么失去土地又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将迅速“赤贫化”,演变为“流民”,从而酿成新的社会问题。

9.金融海啸
当“危机”一词已不足以描述这场自2007开始的一系列金融灾难时,人们便借用离我们不远的那场“海啸”来形容这场全球性灾难。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见次贷危机)爆发后,最初受影响的只是那些直接涉足房产及按掲借贷业务的公司,随后危机波及到与房地产无关的普通信贷,到2008年,这场金

10. 燃油税

是一种针对燃油消费者而征收的直接税及消费税,目的在于引导机动车使用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国将于2009年1月1日其开征燃油消费税。燃油税改革是将原先的养路费计入油价收取,其原则在于“多用油者多缴,少用油少缴”。而先前实行的养路费实际上是一种定额费,即不管机动车行驶与否,每年都要缴纳相同的费用。“费改税”的呼声持续了11年方才出台,除了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因素外,背后涉及到交通部和财政部、中央和地方等相关利益方的角逐。燃油税开征的最终确定将使小排量、低油耗车型受消费者欢迎,促使汽车行业的产品结构调整,也将改变消费者对私家车的依赖。

11. 赢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自2006年开始,每年举办的一档全国性商战真人秀节目,获胜者可以获得企业提供的一笔数额不菲的风险投资,至今已举办三次。从节目创立的出发点而言,它至少是一个比“超级女声”更能吸引眼球和参与者的不错创意:其一,节目运营有企业的赞助,再加上赢者的千万元奖金,就能让人趋之若鹜了;其二,比起那些“低俗”的少男少女的卡拉OK比赛,“赢在中国”吸引那些商业精英或是打算成为商业精英的人士参与,在“格调”就高出了许多。但其最终只不过是抄袭了“超级女声”商业模式的另一场“超级商务男”选秀而已,创业的成功远不是演播室里的辩论+成功企业家的点评+风险投资奖励。

12. 雷曼兄弟

一家国际性金融机构及投资银行,《财富》500强企业之一,然而受美国次贷危机(见次贷危机)影响,先是财务出现巨额亏损,其后股价低于1美元,在裁员近六千人后寻求国际买主,而与美国银行和英国巴克莱银行收购谈判相继搁浅,最后雷曼兄弟公司不得不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其负债达6130亿美元。至此,雷曼兄弟成为继贝尔斯登(出售给了摩根大通)和美林(出售给了美国银行)之后,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垮掉的第三家,仅剩下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转换为银行控股公司。投资银行作为次级债金融产品的创新者,也成为次贷危机的最终受害者。

13. 内需

相对于“外需”出口而言,通常在国际经济形势逆转、出口下滑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内投资,刺激国内消费来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以及外贸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见金融海啸),国家出台的4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其中主要就是增加基础设施,即扩大内需中的扩大国内投资部分,从短期看效果较为明显,而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仍在于国内消费的增加。然而在经济形势低迷、就业不景气的状况下,政府不应紧盯着消费者的钱袋,增加消费者承担不起的支出,1998年扩大内需政策的结果就是将消费者难以独自承担的医疗、住房和教育推向市场,从而导致了房地产价格泡沫、医疗和教育混乱。

14. 跑部进京

又称“跑部钱进”。在全球发生金融海啸(见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之时,为拉动内需(见内需),国务院计划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投资刺激经济。此方案出台后,各地政府和企业纷纷前往国家各部委,打探消息、推介项目、争取投资。用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话说:“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因此,“跑部”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下,就成为一种权力寻租现象,有了“跑部”的“钱出”,才会有随后的“钱进”。经济学在此又找到了一个“双赢”的案例。

15. 阴谋论
源自于宋鸿兵编著的《货币战争》一书。作者以超人的想像力和推理能力将18世纪末的英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林肯、肯尼迪等美国六位总统之死这些豪不相干的事件统统看成是一个叫做罗斯柴尔德的银行业家族的阴谋,该家族正是通过对货币发行的持久控制,至今仍控制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该书在中国将要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出版,本身代表了一种保守的声音,然而把金融市场开放当成是一出外国势力试图“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和制造中国经济“有控制的解体”的阴谋,纯属一种臆想,因此推荐给那些喜欢《达芬奇密码》的文学爱好者读一读尚可。

扫除成见:别叫她为经济学家

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仪式。

在坦克、火箭各种武器和兵种列队经过主席台之后,是一队着黑衣的文职人员。

赫鲁晓夫问:“他们是谁?”

克格勃头子答:“他们是经济学家,如果需要,我可派遣他们去美国,保证他们会把美国经济搞成一团糟。”

这虽然是个笑话(更多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见《经济学家的冷笑话》),但的确,70年代前后西方的经济滞涨让通货膨胀和失业的“跷跷板”经济理论(经济学专业黑话表述为“菲利普斯曲线”)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难道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家们真的是“红区”的卧底?但也不能解释为何同时期的苏联也遭遇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或者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卧底经济学家还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经济学家都只有搞乱经济的能力?

Jane Jacobs的《城市与国家财富》首先从这个时期的经济滞涨入手,带领我们从坎梯隆(较亚当·斯密较早的法国经济学家)开始,回顾并批判了亚当·斯密以来供给学派(其经济学家有斯密、约翰·穆勒、大卫·李嘉图、让·萨伊以及货币主义者)和需求学派(包括马克思、凯恩斯及其信徒)共同的错误,那就是相信物价与就业之间有反向联系:即物价升高表明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失业率较低;反之通货紧缩时期必然是失业率较高。政府只需要在失业率高时,提高几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就能解决问题,或者在通货膨胀较高时提高一点失业率。而“滞涨”让这个“翘翘板”两端翘起,因此,Jacobs认为就必须切断这个联系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问题。

随后,作者继续挑战我们的常识,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可以是一个实体,但在经济世界里,根本没有一个国家这个层面上的实体存在,它只是其他各种不同经济实体混合而成的虚拟体,而关于国家、国民财富、GDP等等宏观经济领域的所有指标、概念都来自于重商主义以及亚当·斯密那本知名的《国富论》(全称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认为只有抛弃掉这种教条,把经济的实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城市”拿出来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逻辑。作者提出应该把“进口替代”理解为城市发展的主要过程。

所谓的进口替代就是一个城市利用本地的出口产品来进口其他城市地区的产品,进而对进口的产品进行本地化替代,即本地的企业通过模仿、创新等手段为本城市的消费者生产以前进口的主要产品,并进而出口到其他城市。关于进口替代,Jabobs已经在《城市经济》里有详细的论述,见我的《回来城市吧,乡亲》

有五种力量推动着城市的“进口替代”过程,他们是市场、工作机会、企业移植、技术和资本。这五种力量常常是共同出现的,彼此之间处于大致合理的平衡状态,单独出现其中的一种或两种往往会对一个城市造成严重的问题, 并很有可能使城市进入到了衰败的惯性力量之中。

城市腹地:这个词比较容易产生误解,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城市的周边地区,作者认为80年代最稠密的城市腹地(本书出版于1984年)是东京,并举了一个 东京腹地蓧原的例子说明了这个地区如何在五种力量下获得发展的,这对于处于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村地带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供应基地:这种经济模式如果能从单独的为其他城市出口供应原始资源转变为能催生进口替代城市,那么他们就能提供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这些地区成功的有香港、新加坡、首尔等。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或者国家仅仅满足于出口基础的产品来换取较富裕和先进的他国的产品,而不是将进口的产品进行本地化生产,那么这个地区就会陷入困境,即使在最初的那些年里获得了不错的发展,如乌拉圭的畜牧业出口、赞比亚的铜矿出口,南美、非洲、当然还有中东很多地区都是这种供应基地发展失败,城市的五种力量不平衡后出现的问题。

后面的几个章节里,Jacobs以这五种力量为分析框架,分析了类似于供应基地的被遗弃的地区、被圈占的地区和经济停滞地区的问题,一般认为,这些落后地区需要发展就需要引入外部资金、引入工厂入驻。然而,实际上大量外资、外企(相对于城市而言的外部)的引入,如果不能催生本地的进口替代过程,同样于事无补,最终反而使的该地区更穷,其结果可能是既没有是当地摆脱贫困,又使得该地区的自然资源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城市通过进口替代过程,其本地化的产品可能并不能再返销到最初的母国,但其通过与落后城市建立贸易关系,逐步开拓市场,而落后的城市也开始进口替代过程……这样可能一个城市的发展就带动了一片城市。如威尼斯就是通过对拜占庭逐渐发展,而带动了整个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发展的。

把民族国家当作经济实体使用关税和补贴等政策以及民族国家统一的货币使得政治区域内不均衡城市得到不同的后果。这种城市和国家的冲突本身可能会使本来发达的城市走向衰落,整个国家经济也会出现下滑,以致走不出经济低迷的困境。

作者提出了一种设想,即各个城市有自己的货币,通过汇率机制,城市本身就能根据其发展状况来调节经济运作。这种设想不是空想而是中世纪的常态,只是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使得其变的不可想象。挪威脱离了瑞典、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各自获得了其发展的优势。如果真正是一个发展经济主义者,那么就需要拚弃民族国家的成见,从城市的主权分离开始。

引用Jacobs在最后一章的话来结束本文:“成功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说必须是终点开放型的,而不是目标导向型”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会有一个持续的创新过程,因为创新常常是随意的、无法预见的……“用目标明确、规划长远和决心坚定的方式去完成某个任务的产业发展战略,则属于一种军事化的思考方式。”

回来城市吧,乡亲

大多数人是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认识Jane Jacobs的,而《城市经济》却无疑更具颠覆意义。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市规划系教授、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Edward W·Soja在《后大都市》中重构城市革命史时,对这位“业余的专家”给予了高度赞扬。
然而此书却没有Soja文字的晦涩,早年做过记者、速记员和自由撰稿人,使得Jacobs的文字写作自然清晰易懂,但却不失理论推理的明晰和说服力。这或许就是“专业专家”和“业余专家”的区别。

此书开篇第一章就批驳了“城市发源于乡村”的传统观念,认为城市先于乡村,并且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乡村(比如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看)。

作者根据关于许于克古城的考古材料,“真实的”虚拟了一个繁荣在农耕社会前,一个还是狩猎和采集社会时的黑曜石城。我们对于那时的远古人类的想象大半认为他们还处于茹毛饮血、食不果腹,仍在与自然选择做艰苦抗争的纪元。然而,事实的可能情况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力,远古的先民们已经聚集成一个庞大的城市,并与其他城市有着频繁的物物贸易。通过Jacobs在后面章节所详细论述的“进口置换”与“出口效应”,城市的本地居民开始生产自己先前从别的部落进口的货物,加上进口野生谷物种子的过剩,农业和畜牧业也在城市里诞生。随后,随着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这些占地空间较大的产业逐渐向郊区转移,最后转移的农业和畜牧业形成了乡村。

Jacobs在后面构建的城市发展的“两个往复式系统”虽然可能简化了城市经济的复杂性,但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很多管理学思想,至今还能为年轻且有抱负的创业者提供思路。

Jacobs没有康德自比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那样的大口气,而显然她的确也实现了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哥白尼倒转”。这种倒转使那些憎恶城市、向往乡村生活的怀旧式知识分子没有了溯本回原的依托。但更具意义的是,使我们对“三农问题”可以有一种新的理解,慎重思考目前三农政策所面临的难题。

因此,乡下人就不是“上”城市,而是“回”城。城市人,打开城门,欢迎这个失散已久的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