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归档:身体

都市保险套

雅各布斯批判城市规划家们把城市当作一组函数关系或统计数值而不是一个“有序复杂有机体”,应该说不太准确(见《为城市及自由正名》)。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把城市视作了“有机体”,但这种有机体遵循的并非现代细胞和基因生物学原则,而是近代机械生物学观念。
始于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机械生物学,加之牛顿发现的机械运动原理影响了其后300多年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对商品和货币的循环的阐发,到霍布斯的那个巨大的机械利维坦,再至拉美特利“人是机器”宣言。这300多年可以视作是“机械唯物主义”时代。
因此,城市规划的采用这种机械论观点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只是在雅各布斯写《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时还没来得及更新观念。
人的身体观念与城市建设有莫大的关联,这正是理查德·桑内特在《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里所论述的内容。

维之前的希腊-罗马至中古时期对身体的看法基于“体热说”。亚里士多德认为,经血是冷的血,而精/子是热的血。因此,女人就比较冷,男人比较热,热的男人
可以裸露身体地站立,而女人则必须着装以保存体温。“体热说”主导了希腊人视觉、听觉、行动与反应的力量,他们对男性裸体的崇尚、对于言语辩论的喜爱、对
女性和奴隶的压制都是来自于这个生理学概念。雅典的体操场训练男性一种“强壮的裸体”(体操场的英文gymnasium来自与希腊文gumnoi,就是

强壮的裸体”之意)与主动而正直的爱,这是作为雅典公民的共同基础;柱廊的设计包含了冷与热、遮蔽与暴露的身体观;帕台农神庙的设计上也体现了这种身体生
理学。这些都显示了身体对城市形式的影响。
激发体热的言语辩论让“雅典人想设计出一个专属于说话声音的空间,用以加强身体的力量,尤其是让单
一的、持续的,以及暴露的说话声音能够具有裸/体的荣誉感。”(P26)有两种空间赋予群众不同的说话体验:市集和剧场。市集中没有热和一种声音可以支配
整体但它的嘈杂让人们只会听到片段的意义;剧场是单一而持续声音的发生地然而却让观众成为了修辞的受害者。“这些城市设计无法达到设想的辅助声音的目的;
裸声(naked voice)本身变成了暴政与分裂的工具。”(同上)
相较于声音对希腊的塑造力量,眼睛或图像则是支配罗马城市规划的法
则。罗马的视觉秩序是身体比例转换而来的几何学秩序,它以不断重复自我的方式强调城市的连续性、持续性以其不变的本质。观看并相信与观看并遵守的命令融合
在一起,成为罗马帝国征服与城市建造的目的,反过来也对身体实施着规训。“这种视觉语言表达了一个不安、优越而局促的人需要找到安全的地方。这种形式想要
传达,一个持续的、本质的罗马是外在于历史的断裂的。”(P105)
早期基督教改变了异教徒“身体属于城市”的观念,基督徒要在“
时间中朝圣”,他是时间之神而非空间之神,虔诚的人应该流浪、居无定所,从一地走向另一地,然而一旦脱离了尘世空间的实体束缚,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走向何
处的路线图。另外,基督徒把光作为造物主显现的方式,但要体验光就需要一个东西,一幢建筑物,一个特殊的空间,那么实体的世界也入侵进来。“这是早期基督
徒所面对的两难局面。他们必须创造出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在‘时间中朝圣’。”(P119)救赎也需要一个能被“看见”的空间,因此,“基督徒此刻摈弃了肉
体,重新发现了石头的价值。”(P133)
到了中古时期,随着封建制的成形,欧洲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然而中古的经济和宗教发展却将空间感推
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城市经济给予人们以个人行动的自由,城市宗教则创造了一个人们彼此连结的社团纽带,前者以个人自由之名切断社团纽带,而守着又试图通过
“模仿基督”找到一个人们彼此关心的地方。因此,经济与宗教见就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它“第一个标志着现代城市中二元对立的符号”(P147),这种对立
一直延续到今日。
“模仿基督”是指极度的悲伤可以通过人类身体的受难而建议模仿。中古的“同情”的观念直接来源于上古时期的体热和体液说,在
巴黎外科医生孟德维尔的实验下被解释为身体在面对危机时分配体热与体液的方式。社团的起源以此得到了解释,同身体一样,社会危机期间,人们可以生动地响应
彼此。利他主义有了生物学作为基础。城市设计再次响应了身体观念。有宗教情感的忧郁体质者在密闭的、高墙围筑的花园空间里沉思上帝恩宠的秘密。宫殿、主教
教堂和修道院塑造了一个让人对场所产生情感依附的同情空间。
四种体制匹配四种社会类型:士兵是胆汁体质、政治家是多血体制、粘液体制典型的是
科学家、有宗教情感的属于忧郁体制,其中却遗漏了商人。经济人既不谨慎也毫无同情心,它对基督教的同情力量有巨大的威胁。“场所与空间、机会与固定、同情
与威胁的对立,发生在城市中每一个既想信仰又想赚钱的市民身上。
”(P179)宗教是让人对场所产生情感上的依附感,产生叙事性的时间感;而经济对空间作功能性利用,对时间作投机性运用最终让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和资本主
义双重夹制下退到了个人内心的层面,自由超越了生命的沉重与义务,带我们进入了现代世界。
如文章开头所说,哈维这种对身体的全新理解促成了个人主义,而恰好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吻合。运动与循环才是健康的,健康代替了道德作为人类幸福的标准。在城市方面,城里人开始重视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建造公园让城市呼吸顺畅,建造宽大街道让人流动自如。

而,空间在为身体寻求流动的同时却对身体予以奴驾。法国大革命期间创造的完全净空的空间里上演着一场场屠杀的血腥,“自由空间镇压了革命身体
”(P297);19世纪城市规划的目标是创造一群能自由移动的个人,却压制与隔离了城市团体的聚集;现代高速公路网、地铁让从城市心脏流出的人群动脉和
流向城市心脏的人群静脉运转自如,却让身体变得被动、冷漠与迟钝。
行动让身体自由了,反而又让其感觉能力降低了,这是现代流动的个人遭遇触觉上的危机。雅典公民是声音的奴隶,罗马市民是眼睛的奴隶,基督的身体能统治城市却无法统治街道,革命的巴黎创造透明自由的空间却造成完全的净空与冷漠,现代的身体毫无束缚却被动无情。
生活在都市保/险/套里,身体毫无感觉的快速移动。

(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黄煜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7

国家,请把你的脏手从我身上拿开!

早年第一次看完周星驰演绎的《唐伯虎点秋香》,在捧腹大笑后总有一丝不满和疑虑:为何一个温文儒雅的儒生被硬生生地塑造成一个文武双全之人?而后,在经年的武侠、功夫影片和电视剧的轰炸下这丝不满和疑虑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然而,读过黄金麟先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后,那种不满和疑虑又浮现出来,并通过此书些许找到了解答。

同洋人搏击的霍元甲、团练武术的黄飞鸿等等这些电影电视中的“英雄好汉”事迹即使多半于虚构,然而其所传递的“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时代气氛却证据凿凿。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所持续遭遇的种种创伤,使得振兴与富强国家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主导叙事,也正是由于这种遭遇以及应对此问题一系列努力的失败,最后才把身体改造视为国家富强的基础(P17),而后国家这个最大的“殖民主”(P23)便一直在中国人的身体里挥之不去。

正是把“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都基础”,使得原本儒家之“修身养性”和道家之“静柔贱武”的身体观念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致颠覆,“尚武”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号召力的符号(P46),也影响到今天中国人对于“勇侠之风”的青睐,因此也就足以成为解释之前我的不满和疑虑,以及武侠和功夫类影视剧持续火热的缘由了。然而,读这本书的收获绝非仅限于此。

从书的副标题可以看出,作者意图讨论的是1895-1937年这一近代中国特定历史阶段身体形成。所谓形成,表明身体并非只是一个自然之躯,而是各方力量(政治的、社会的)的文化建构物。这种建构主义或文化主义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学术各界显然已经蔚然壮观的思潮,性别、地理、种族、身体等无一不是由文化而建构之物,这也是作者在此所持的基本立场。在“自序”中,作者解释了标题中的“身体”夹放在“历史”与“国家”之间的缘由,“这种前有特定历史结构的束限,后有国家需求的赋加,正是身体在当时所遭遇的双重羁绊。”全书则以身体的国家化生成、身体的法权化发展、身体的时间化走向以及身体的空间化展演四个面向展开论述。

身体的国家化生成与国族意识的兴起有密切的关联,身体在这里已经成为担负救国的基础条件。“在国力、国权成为主要价值所在的情况下,身体的欲望成为首先需要节制的对象,其次则是对身体机能进行一个军事化调养和规格化的调教,希望以此来达到重振国权与国力的目的。”(P86)因此,最后身体与国家的关系被厘定为国家高于个人、统摄个人的权利状态。这种权利状态即使在亡国的氛围早已不再的今天依旧被保留了下来,只是“救国”的口号改为“崛起”而已,国家依旧以各种名义试图控制我们的身体。

在中国从伦理法走向权利法的过程中,身体也由家族本位走向个人本位的身体权利演变。然而,个人本位的身体权利也绝非意味着“我的身体我做主”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诞生,“身体在脱离家族化的同时,却落入国家化的不归路中”(P92)。即便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萌发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意识,然而最终也在救亡的压力以及巴黎和会的否定性双重作用下让位给了国家主义。新的刑法和民法并未走出一条真正的“解放”之路来,身体不过成为国家在法律的合法外衣下规训和宰制的工具而已。

历法、纪年和时钟对于身体有显微知著的影响。这些中国早已有之但又不得不被替换掉的时间工具预示着根本性的变革。历法和纪念的改变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得已进入了“世界史”,中国不再愿意成为一个“进步”的参照点,一个历史停滞的“他者”,而要快马加鞭赶上这场进步。精准的时间预示着效率,而效率则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身体则需要被制造成为准点上班,按时完成任务的劳动力。

福柯对于空间里的身体规训让人不得不赞叹他的睿智,空间作为一个社会构造物已经成为当代人的一般看法。而作者在此则通过另一个角度探讨空间与身体的关系,“一个个体和集体如何以身体的实践来转换既有空间的问题”(P191)。通过对五四运动时期“示威”的学生群体的考察,作者说明了游移身体改变了平凡空间的意义以及这种改变蕴含的身体变化。然而他并不认为空间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境遇,“它和身体的法权化、使命化和时间化开展有着交互影响的关系”(P196)。

在各种力量对身体的规训中,作者持一种相互影响的观点。然而,非要在这几个因素中找到第一因或决定性因素的话,“国族的生存考量无疑是最原始的动机”(P24)。因此,在最后谈到身体的何去何从时,作者说到“以国家竞争力的培植与提升为名义的各种身体开发工程和教育设计,以及其中隐含的国族竞争态势,正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就像在世界其他角落一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这种美其名为国家竞争力的意识形态发展,它的目的就是把身体再度植入一个以国家作为单位,以全球市场作为竞争长于的发展脉络中,使身体的价值得以在其中表露无遗,是国家对身体的统属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P237)

虽然作者认为身体的国族化发展不会是一个永恒的情境,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大声疾呼:国家,请把你的脏手从我身上拿开!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 黄金麟  2006.08  新星出版社  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