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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最大错误的死期

本文译自Economist的书评,原文在此

共产主义为何能够生根发展?为何其在低潮期也能广泛传播?是什么让它维持了如此之久?阿奇·布朗所著的共产主义新史解答了这三大问题,或许算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最大的三个问题。

乍看之下,三个问题都让人困惑不解。共产主义曾是由各种不切实际的观念所组成的混杂物,它被一群争吵不休的狂热分子所利用,它承诺的太多、实现的太少而又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辉煌时期一度有36个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体制,而现在只剩下古巴、老挝、北韩、越南以及其中最大的一个中国等五个国家口头上还在奉行着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首要的有利因素是,它利用了人类的两种欲望——贵族期望正义而底层渴望复仇。布朗这位牛津大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追溯了共产主义与封建压迫和恶劣工作条件进行斗争时的理想主义起源。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的道德力量甚至赢得了西方自由主义者卡尔·波普尔(一位生于维也纳后移民伦敦的哲学家)的高度赞赏。然而,革命是一条激动人心的捷径,它吸引了冷酷无情和教条主义人士,他们寻找机会去实践马克思混乱的乌托邦构想——并在革命过程中解决大部分问题。反动教士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杀的越多越好,列宁在1922年写道。即便如此,很多人仍拒不承认共产主义的奠基之父是些嗜血者。俄国和中国等一些国家反对腐败和僵化体制的革命聚集起了一股持续几十年才消散的革命洪流。

共产主义阵营也走了两次小运。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让人们丧失了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信心,随后是希特勒对苏联灾难性的袭击。与美英联盟战胜法西斯主义的苏联,在欧洲重建了道德权重。如此以来,19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发生的什么灾难,也仅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正如布朗所述,斯大林对纳粹领导人的信任胜过对自己将军的信任。苏联所杀害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数量远高于希特勒体制之所作为。然而,在一些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军队最初被当作是解放者而受到欢迎,斯大林主义体制取得政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大众的一致赞同。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比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他们只是被由某种形式的占领让位给另一种。

共产主义所允诺的涅磐产生了一种混合物,它集成了屠杀、谎言以及随后由专制官僚所奉行潜规则。但重新思考时已为时过晚。共产主义体制所显示出的持久性,部分原因在于利用特权来驯化和恐吓人们独立思考,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紧紧控制了语言和信息(泄露或传播信息会背上不爱国的罪名)。随着信息特别是那些有关专制体制所伪造的历史和经济失败的信息的传播,共产主义出现了裂纹。国族主义也是对共产主义有效的溶解剂,特别像在波罗的海国家,他们会觉得自身是由一个外来帝国所奴役的民族。

布朗谨慎地论述了亚洲的共产主义和其唯一的拉美前哨古巴的共产主义。但他几十年学术研究的主要专长是苏联和其东欧帝国。他的论述云集了中肯、精辟的个人观察和诸多奇闻轶事: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沙皇俄国出版时,当时俄国的书报审查官认为,这本书实在是枯燥乏味之至,根本不值得一禁;列宁在1917年时还认为俄国进行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五万名苏联市民,其中包括叛国者、志愿者和士兵都加入了德军对苏联作战;一位美国的共产主义鼓吹者,曾以布鲁克林的工人和农民为题发表演讲(译注:布鲁克林貌似没有农民);赫鲁晓夫不喜欢写东西,那是因为他根本不会写字。

共产主义很容易引起争论。布朗力求公正对待,他给予了苏联政制成就足够的承认,特别是它普及了俄罗斯人的识字能力,也给俄国带来了空前的流动性。但作者有时过于宽容,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难道仅仅是一个专制体制而不是极权主义?认为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秘密条约使苏联重新收回了波罗的海领土,这显然会造成很多人对历史的误解。而且作者关于经济的讨论分量不足且有些陈词滥调。

然而,作为一本用来记录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的著作,布朗很难被驳倒。40岁以上的读者会勾起对危险和凄凉过去的不适回忆,对于更多的年轻读者来说,它似乎完全不可想象的。

《共产主义的起落沉浮》阿奇·布朗著 The Bodley Head出版 2009

必然性与自由——《论革命》之片段

用译者陈周旺的话说几乎所有被后人概括出来的阿伦特政治哲学旨趣,诸如根本!恶、平庸恶、共和政治、公共领域、自由与开端、权威与正当性,都在《论革命》中,以一种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一涌而来。阿伦特向以“潜水采珠员”自居,追求思想之深度,一沉到底,不到极限决不回头。在这里只能揩取其很小的一部分,甚至可能还达不到她的潜水的水平面上。

《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罗马的建城者罗慕路斯杀死了兄弟雷穆斯,这些故事都直言不讳的告诉我们“无论人类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p5)。

各个文明都有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远古神话或传说,但有起源并不必然关涉结局,古代人眼中的“历史”始终囿于循环之中。希腊人认为一切会死的事物都是易变
的,因此希腊哲学才试图在流逝不居和变幻不定的经验世界之外,需求一种永恒。中世纪在基督教教义的启示下,人们对天国永恒之城的向往,正是源自对世俗世界
的无奈。中国人则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解释王权更替是“天命所归”。即使基督教哲学打破了古代的时间观念,以基督的降生构成了一个不可重复的独特开
端,直到时间的尽头时结束,但并未改变人们对于世俗历史始终处于无休止动荡循环中的基本看法。因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前现代的政治变迁都不过是在帝
国兴衰、王权更迭的循环中往复。直至“革命”的出现,循环才被打断。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拉丁文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使得“革命”一词首先在自然科学中开始受到重视,其拉丁文原意是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因此是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循环往复的周期运
动。后来在政治领域隐喻人类“政府形式”。“革命”第一次作为政治术语是1660年英国英国查理二世恢复君主制时,随后用于1688年“光荣革命”,这两
次事件中,“革命”的意思都是君权复辟了以前的正当性和光荣,与其原来的意义相去不远。因此,“革命”其实就是“复辟”,即使是对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来说,在最初的阶段,参与“革命”的人也“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或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所破坏和践踏的事物的旧秩序
”(p33)。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托马斯·潘恩用“反革命”来指称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他们都是在“革命”原有
的意义上把“革命”理解为一场挽救“古典自由”的活动。

除了将“革命”一词原有的“循环往复”之意用在政治领域外,原意的另一层“不可抗拒性”也同时被迁入,然而却以一个全新的意向融入了政治语言之中。
1789年平民攻陷巴士底狱那晚,路易十六惊呼“人民叛变了”,而他的使者利昂古尔纠正说“不,陛下,人民革命了。”国王认为“叛变”是可以用手中的权力
来对付的,而利昂古尔说“革命”的意思在于所发生的事情是无可挽回,任何君权所不可抗拒的。对于亲身体验那场大革命的人来说,把“革命”的不可抗拒性比喻
为“暴风骤雨”、“火山喷发”、“洪流”再合适不过了;而从袖手旁观的局外人立场出发来描述和理解“革命”,这种不可抗拒性就转换为历史的必然性力量,它
在十九世纪被黑格尔观念化为历史哲学。

“革命”打破了前现代永恒轮回的周期运动,却没有打破其背后的必然性逻辑,它只是用一种直线式的运动轨迹代替了环形,把历史推向不可预知的未来。至此,以
复辟自由为名义的“革命”,最终却落在了“历史必然性”的樊篱之中。“必然性取代自由成为政治和革命思想的中心范畴”(p41)。

必然性在人切身的体验中就还原为纯粹生物上的欲求:“衣食温饱和种族繁衍”。贫困这“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p48)是各个时代所共有的
社会问题,而这一社会问题一旦成为革命的主导,“幸福”取代“自由”成为革命的目标,必然性便侵入了人们唯一真正自由的政治领域。穷人大众“背负着人类自
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支配着自己的必然性,还背负着一直用来征服必然性的暴力”(p98)忘却了自由立国的使命,其革命的结果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
问题”,“每一次尝试都会导致恐怖,而且正是恐怖把革命送上了绝路”(p96)。因此,所有运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注定要失败,自由不会从必然性
中产生。

只有政治的自由才可以作为衡量革命成败的标准,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地方美国革命大获成功”(p118)。美国革命者没有忘记革命的目的在于“以自由
立国”,其要旨就在于定立一部自由的宪法。这部宪法的“真正目标不是限制权力,而是创造更多的权力”(p138),只有“权力能制约权力”。他们通过分权
制衡的原则构建一个能维护公民自由的有限政府,而一个文明政府对于所有人又是必须的。美国的国父们以实际的政治行动去践行和建立一种持久的政治制度以保障
自由,这种“思想不会是新的,但只有实践,只有思想的应用,才会是新的”。(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