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的中心主题是批判那种认为市场是通过自发调节并使经济最终成为支配社会其他一切方面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当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时，市场机制这台“撒旦的磨坊”就将自然环境、人的命运和生产组织一起绞成了碎末，撒落在社会毁灭的的废墟上。
波兰尼通过人类学家的研究得出，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完全是人为发明的，“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点经济存在过…尽管市场这种制度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P37）。19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行为原则是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原则，对应的组织结构是对称、辐轴和自给自足模式。“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这些原则在特定社会组织结构的帮助下得到制度化，这些组织机构的模式包括对称、辐轴和自给自足。”（P47），此时与市场模式对应的交换原则并不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并不是主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而是在其外部运转的制度。”（P51）即使到了后来的重商主义时，“经济制度仍然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到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P58）因此，在经济方面，中世纪欧洲基本上与古代波斯、印度或者中国处在同一水平上，甚至在近代社会的组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西欧，这一点得到了王国斌的印证（见王国斌对中国与欧洲经济和政治的比较分析《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也就是说，19世纪之前的经济是嵌入在其他社会领域之中的，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而市场制度让原本嵌入社会关系的经济转变为支配社会关系制度，“18世纪末从被规则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P61）。由此，经济原则成为支配所有一切都根源，市场运作中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是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些原本不是商品的东西就在资产阶级的不断要求下市场化了，组成了各个要素市场，这就是通常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任何阻碍这些虚构商品市场化的行为都必须被禁止。
在这里我们不必重复波兰尼详述这些元素如何被市场化的过程，重要的是他造成了什么危险。市场体制让虚拟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必然带来一股强劲的反弹，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社会的自我保护”，“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保护导致了对劳动、土地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市场的干预，并因而削弱了体系的自发调节。 ”（P184）正是市场领域带来的紧张压力扩展到了政治领域，把整个社会都卷入进来时，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波兰尼对于市场自发调节神话的破除，对于非西方国家在重构历史特别是经济史方面有积极作用，如上文提到的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有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和《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等都可以看作是在这方面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我们不必再过分揪心于韦伯和马克思，他们让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要么在中国寻找可以比附新教伦理的宗教（见阿里夫·德里克对新儒家把儒学视作发展和疗救资本主义的批判 《后革命氛围》 王宁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要么寻找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踪迹（见黄仁宇的分析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然而，并应该把波兰尼的理论当作是反对市场，他反对的只是对社会起支配作用的市场体制，让经济重新入嵌到社会之中，人只有免于匮乏的威胁，人的自由才能获得保障。另一方面，波兰尼所说的“双重运动”中，单靠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和强制也并不能使社会自发的出现自我保护的反向作用，没有民主政治通过制度化机制保护人的不服从的权利，人在国家与资本主义合谋的“权贵资本主义”下比市场体制下更容易受到奴役。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 冯钢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