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失落

人类是个群体生活的动物，群体不组织起来也无法生活，但组织并非意味着需要一个单一目标统辖的集体主义。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通过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协调人类的各种争端，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有意识构造的“蓝图”来对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集体主义无论它是以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变种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来计划管理人类的一切事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极权主义，都是人必然会走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着力于批判各种类型的集体主义，放弃了市场经济所能提供的经济自由，也不可能有个人和政治自由。

对自由主义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它反对计划以及主张自由放任，哈耶克强调，“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让事态放任自流。”（P40）也就是说，为了竞争的有益运行，也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以及某种形式的政府行为，在这种限定之下给予每个人一个机会，来自行决定某种行为的不利和风险。“一个有效的竞争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需要一种明智规划的并不断加以调节的法律框架。甚至它适当发挥作用所必须的最根本的前提，即防止欺诈和诡骗（包括利用无知），都给立法活动提供一个伟大的但远未充分实现的目标。”（P43）虽然现存的和过去的法律都有严重的缺陷，但并不意味着需要政府提供一种拙劣并无效率的集中管理来解决问题。政府不为竞争提供一个有保障的环境而却致力于敌视和消灭竞争，纳粹主义的德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他们提供好了样板。

哈耶克批判了各种集体主义论调。马克思主义有关“产业集中化”的学说提供了计划“不可避免”的理论，他们认为技术的改变使诸多领域的竞争不可能，我们唯一的选择是由私人垄断组织控制生产还是由政府管理生产，由私人垄断组织生产就是列宁所谓的“帝国资本主义”，鉴于这种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罪恶的社会形式，由政府管理生产的社会主义就成为它的必然替代。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哈耶克说到，“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P51）。分散权力和价格调节机制其实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使经济达到了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还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垄断（包括技术垄断和政府垄断）才能发挥技术进步的潜力，而这种技术进步和一般条件不相适用只会导致资源被浪费和误用。在中国很多小城镇里把政府资金用在大而不当的形象工程上而不是民生所需时，恐怕除了官员没人会认为这是计划优越性的体现。

哈耶克进一步论证了民主和计划的不相容性。集体主义把社会的目标集中在一个单一目标时，其他目标成成为单一目标下的一种附庸，由此形成了一个等级。个人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就必然让位给了国家，一切以集体为重。当共同体以“共同富裕”来掩盖计划目标缺乏真正的一致，人们唯一取得一致的地方只有达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上，而要使计划能够实行就迫不得已在一切事情上达到共识，“民主的议会在贯彻似乎是人民的明确授权方面的无能为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民主制度的不满。”（P64）于是，要有所作为，当局必须摆脱民主程序的羁绊，整个制度就趋向于全民公决的独裁制，政府首脑在这种制度下一次次通过人民投票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能确保投票按他所期望的结果。结果，原本保障市民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标追求的民主，让位给了独裁。

同民主的丧失一样，法治也在计划面前丧失了保障自由的作用。“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利，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P83）真正的法治是在事先不能确定对某一特定的人或集团有影响，因此它在能够保证不偏不倚；而计划下政府是争端的最后调解人，它无论如何高尚也不可能做到公正，总会把自己的道德原则强加给其他人。因此，纳粹或其他任何集体主义国家都是“以德治国”或曰“人治”。

还有人认为在经济领域可以实行独裁，而不会影响到政治。没有任何经济目的是纯粹的，实际上经济上的自由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重要什么次要，当这一切都交由计划者来决定的话，也就是我们在每件事情上的自由都受到控制，他们决定我们各种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最后，一切经济、社会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一切领域都要“上纲上线”，哈耶克说到，“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P98）。

人们都希望某种社会保障，自由社会提供维持每个人生计最低限度的保障，这种保障是保存自由必不可少的；而社会主义希望提供一种绝对的或者全面的特定收入的保障，而实际上只是某个特定人或集团的保障，能提供给全民的只有“共同饥饿”。托洛茨基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取代。”（P116）个人在这种体制面前，唯有放弃自由，自由的代价是我们重大的物质牺牲。“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P128）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或许给那些一心想进入国企得到稳定收入或者忙着公务员考试期望稳定工作的大学生毕业生们一句忠告。

中国自古就希望有个明君，有个清官来为善，怀抱这种期望的人不质疑制度本身的问题。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极权主义制度，其要达到目的的好坏就完全取决于独裁者。这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我们不必假定人性本身的善恶或个人的道德良心，集体主义制度总会置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于不顾，并把“自私”看作是阻挠集体目标的障碍，在此即使一个好的独裁者也只会照顾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人。就像纳粹主义对犹太人所作的或者社会主义对阶级敌人所作的。

“在过去，使文明能够成长壮大的正是人们对市场的非人为力量的服从，没有这种服从，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通过这种服从，我们才能够每天协力筑造某种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所能充分了解到还要伟大的东西。”（P194）那些宣称“经济人末日”的神话，预示着我们时代自由的失落。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冯兴元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