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庸的善

电影《别人的生活》中，一位民主德国时期的国安特工魏斯曼，被安排去监听一位剧作家及其妻子的生活，想要找出他们反党和反国家的罪证，最终“良心发现”却成为他们的保护者。魏斯曼开始时同那位纳粹时期屠杀犹太人的“死刑执行者”艾希曼没什么不同，也和《朗读者》中那位集中营的女看守汉娜一样，都是对工作“恪守敬业”，生活上平乏无趣之人。在社会常态下，他们也和我们这些终日忙碌的上班族没什么不同，不是革命、反叛和质疑的态度，而是恪守敬业、对上级忠诚、倡导执行力才是管理者和统治者一直所赞赏的精神，也是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条件。
在社会非常态下，比如极权主义体制下，这种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就成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实际上，工作伦理和“平庸的恶”是同一个东西，区分二者的关键是他们所由以藉靠的制度环境。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工作者”即目标的执行者如何才能判别一个目标是恶的或者其带来了恶的结果，又如何能判定一个制度本身是恶的，从而对工作伦理和“平庸的恶”之间进行区分，以便在前一情况下积极工作而在后一情况下“磨洋工”呢？
任何想要稳固下来的政制都需要一套科层化的体制，都需要众多平庸之人来填满科层上的各个空缺以便其有效运转。科层化的最终结果必然就官僚化，革命通常是用来治疗官僚弊病的外科手术，但革命成果的稳固又不得不借助于官僚化的管理工具，这就使原本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革命激情凝固成为不断重复、冷酷无情的工具理性主义，革命者只好不断革命。因此，一个维持社会稳定的体制下，具有反叛精神的革命力量总是受到压制的，而代之以恪守敬业的工作伦理来维持科层化的正常运作。
在政治的实际运作中，一个目标往往是善意的如希图通过集中管理来实现“共同富裕”或者通过政治强权来实现“社会公正”，即便目的并非善意但以善意为口实如以公正的名义剥夺他人财产或者以发展的旗帜藐视人权。一种制度总会通过认同和强制等各种手段来保证其合法性。作为体制中的一个中下层执行者，一颗科层化体制下的“螺丝钉”，他们的确只是既肤浅又平庸的“好人”，他们也只是把在社会常态下被规训的工作伦理继续保持了下来。如果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华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还有雅克·德里达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对政治特别是暴政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都对极权主义、暴力和恐怖有相当程度的漠视，那么我们需要那些平庸者用怎样的智慧和道德来辨别这种意识形态烟雾？我想，这一点这才是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副标题“伦理的现代困境”的真正困难之处。
如果把“平庸的恶”的论点推到极端，那就是要所有德国人都必须为“大屠杀”负责，同样，所有苏联人也必须为“大清洗”负责，因为每个人都在“平庸的恶”中纵容了这种体制，那么谁该为资本主义的暴行负责呢？每个人在这种体制下都在履行着同“平庸的恶”一样的工作伦理。最终，谁都没有为此负责。
因此，正如哈耶克所说，任何集体主义无论它是以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变种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来计划管理人类的一切事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极权主义，都是人必然会走向奴役的道路。如果个人对其行为及其后果不用负责，他必然就是不自由的，受到各种形式的奴役，沦落为各种权力实施保证的工具。福特主义（或泰勒主义）的工作伦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操纵工人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的“平庸的恶”是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迷惑大众的意识形态。认识不到工作伦理和“平庸的恶”是不同制度安排下的同一事物，就会对双方其中一种抱有幻想，人类社会只会在这两级之间摇摆。
难能可贵的是，电影中的魏斯曼或是因为爱上了被监视者、或是听了一首钢琴曲或是读了一本诗集从而“良心发现”，脱离了“平庸的恶”而升华为“不平庸的善”。正因为在极权体制下，“不平庸的善”才难能可贵；也正是在非极权体制下，我们才颁奖鼓励这种善。如果魏斯曼是当代任何社会中的一位白领，是《革命之路》中的那位弗兰克，逃离或叛逆其工作伦理，都是幼稚的和不切实际的。那么，我们除了自己，还能指望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