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然而阿伦特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阿瑞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两次转变过程中，政治结构经历了从城市联盟体系到民族国家体系再到全球化体系的变迁。哈维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结合自己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牵扯勾连。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哈维定义的“帝国主义”的两种矛盾融合的要素。前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利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后者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首要地位的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P24）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资本逻辑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追逐个人利益和资本无限积累为目标，因而必然要求其市场不受地域之限制，然而领土逻辑则必定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由此在某一时刻，两者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然而，资本逻辑又必须依靠领土逻辑，阿伦特说，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因此，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两者之间通过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
奥巴马在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业已陷入越南式的覆辙，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彼时已危及至实体经济的“内忧外患”之时上任，其后的政策也正是着眼于国内和国际这两方面危机的处理。国内方面，奥巴马转变了里根执政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采取一种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国际关系方面，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近日对中东地区的访问，显示了其试图通过认同而非强制来重塑美国形象。美国这两方面的“新政”似乎都像是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所作预言的实现。
美国这个在“两战”中崛起的新帝国，其虽然遭遇或正在遭遇来自苏俄、日本、欧盟以及中国等方面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政-经体系的主导性霸权，这一点似乎没人可以否认。特别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俨然已成为“帝国主义”在当下的代名词，由此激起的不仅是来自伊斯兰国家和东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这些宿敌的反对，而且也激起了原本是其“反共同盟体系”的欧洲国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或领土逻辑的抵制，更多的一方面是对全球化即美国化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抵制。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即资本主义危机。引起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消费不足所导致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论述。但哈维认为，过度积累，即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过度积累导致了两种盈余的产生：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其中资本盈余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此问题。时空修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延迟，通过将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吸收，另一方面是空间转移，即扩大市场，地理扩张。如果赢余不能被吸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贬值来解决危机，资本贬值的结果是通货紧缩，劳动贬值的结果是失业。以吸收的方式解决资本盈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一面，而贬值的方式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仍然如此顽强的生存了下去，丝毫没有走到尽头的征兆，这个谜题的谜题哈维用时空修复理论为我们予以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正是过度积累所造成的，美国战后一方面通过将其资本盈余转移至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来振兴其经济，这是时空修复的空间转移；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网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延缓其资本，是通过时间延迟的方法解决资本赢余问题。然而，在这时空修复过程中，也就是美国通过认同的力量建立霸权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中，又树立了其竞争对手，那就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该地区资本出现大量盈余，资本与劳动市场双双达到饱和。随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是将原先资本不能进入竞争的领域予以开放，以吸纳盈余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新自由主义成为横扫一切的力量，历史似乎又折回到了马克思所在的160年前。
目前，中国作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海绵”，正在吸收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盈余。资本逻辑要求国家政治的强势力量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取消地区保护；资本逻辑动用政治逻辑压制其反对力量，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从地区发展来看，在经历了30年代有偏向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中国制造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农民工，中国东南部地区正是通过“创新性”（其新颖之处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并不纳入城市就业的统计之中，因此如果在出现劳动盈余后并不显示为“失业”）的引入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盈余。他们一方面将资本转移至海外地区如更不发达的越南、非洲等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通过廉价劳动力所积累的资本盈余投资到中西部去。最典型的如房地产领域，东南部作为城市地标的光鲜摩天大楼上刻意隐去了建造者的身影，而来自这些地区的资本又频繁的光顾内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当地政府并不出于本地居民的权益保障其有能力购买本地房产，而是热情拥抱这些外地资本一步步抬升房价。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海绵吸的东西越多只会越来越自我膨胀，然而无论吸纳多少，也改变不了其本身的内在结构。
（英）哈维（Harvey，D.）《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
1. 资本盈余作为一种现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资本盈余不可避免。资本盈余我理解为所有有价值的财富之外的额外盈余，其存在的意义是培养新的财富（投资）。可是，现在看来，大量的资本盈余源自于泡沫。换句话说，如果资本盈余完全是用于投资了，经济总体产生了更多财富，是有意义的；但如果盈余本身是大大超过投资所需量的，那么这种盈余就是不健康的。
2. 最后二段的论述极为精彩“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那问题的出路又在哪里？
博主 对 Sleven 的回复: 2009-06-10 12:43:29
1.由于竞争的关系，以及企业家持续不断的逐利动机，一个产业或行业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规模不经济实际上就是资本盈余的另一种表达，也就是说该产业或行业的资本已经过度积累，投资赢利性下降。
按照哈维的表述，资本逻辑通过时空修复（扩大市场和固定投资）可以解决资本盈余问题，这是积极的方面。然而，领土/政治逻辑却并总是顺应资本逻辑的要求，如贸易保护以及工会抵制等，所以资本就只好通过贬值来解决此问题，这是破坏性的方式。
2.这个问题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后殖民国家的典型问题，在这些国家里，民主很难滋生。对此，我报非常悲观的态度，一方面很难通过政府自身的调整或变革，另一方面通过革命的结果代价是很大而结果其可能与前任政府没有两样。
是的，在自身变革与革命之外，希望能出现第三条路。教育是一种途径，但当教育也被渗入的时候，前景就愈发悲观了。
博主 对 Sleven 的回复: 2009-06-10 20:40:04
是啊，教育从来就是政治权力的必争之地。在整个以发展导向的体制下，从幼儿园到博士教育，都沦为功利之乐园。对此，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说实话，我对“资本盈余”这一说法没有哪怕一丝的认同。哈维基本没有弄清现代经济社会中货币、资本、资产之间的关系，其所用的“资本”明显是对这三个概念的混淆滥用。其论述的“资本主义危机”发生原理甚至不具备基本的自洽性。
1，哈维的这套分析显示出其对经济的理解停留在文化观察层面。他所说的“资本”即非正统理论里的那个经济要素，亦非马克思所指的那个循环元件，这是一个完全不具备统计学意义、定义极不科学、内涵极具弹性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财富概念。他说到“过度积累导致资本盈余”时，他所指的“资本”实际上是可投资资金，这个完全对应正统理论里国民经济核算的“储蓄”。那么他所谓的“资本盈余”实际上只是凯恩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且他提出的“时空修复”确实也就是刺激投资需求以平衡储蓄过剩的部分。而到他说到“盈余不能被吸收，资本贬值，通货紧缩”时，他就完全混淆了“资本”（正统理论概念）的几种金融形态。
如果“资本”依然是前面所谓的“可投资资金”，由于“资金”或“储蓄”谈不上贬值这么一回事，那么他所说的因盈余而贬值的其实是“货币”（=流通中现金+存款，总量上对应储蓄）。但是我们知道，货币贬值是通货膨胀而非紧缩。而且事实上确实可投资资金过剩，追逐有限的投资项目，是会造成资产价格上升形成通货膨胀的。
如果出现“通货紧缩”，那么贬值的那个应该是“资产”，但是资产贬值是投资项目过多而金融资源有限造成的，那这种现象怎么可能是“资本盈余”的产物呢？30年代的大萧条，严重的通货紧缩，基本没有人投资，怎么会是“资本盈余”呢？
导致这种矛盾，是因为哈维完全没有搞清楚经济社会中的一些基础概念。可想而知，他是把“资本”这种东西想象成了一种商品，多了就泛滥，泛滥就要想办法消化掉，实在消化不了就贬值了。这样理解，他的逻辑就通了。而事实上其理论甚至都不具备起码的基础。
2，其对70年代与新世纪的历史分析继续似是而非。由于其理论基础就是虚妄的，其“资本盈余、扩张”的历史线索毫不高明。多年来管制经济挤出私人资本，产量增长低速而通胀严重，因而既不符合“过度积累”的假定，也不符合“通货紧缩”的推论，怎么就成了典型的过度积累案例呢？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化的理解也极其荒唐可笑，似乎原来的管制经济部分是个空容器，私有化后就可以盛放新的私人资本因而得以纾困。事实上管制经济部门本身就是一个满容器，私有化过程充其量是把里面的水换了。（注意：在哈维的分析框架下这两种水是没有区别的，因而换水绝对不会出现他所声称的承纳多余的水的功效。）
3，姑且以哈维的理论看看此次金融危机。他一定觉得这是典型的“资本盈余”。事实上这是“资产盈余”。美国正是储蓄严重不足而投资过度，最后泡沫破灭，资产贬值，通货紧缩（即便激进到用数量型货币政策也难以缓解）。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没有出现所谓“资本盈余”，而最后是资产贬值，通货紧缩。可以发现事实总是和哈维的逻辑相反。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哈维那里这些相关事物的经济意义（甚至是经济内涵）是含混不清的。
4，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资本输出国。我们往往生活化地将“招商引资”看成了资本流动的全部，这也是缺乏经济学常识的误解。真正深刻重要的资本流动应该在对外账户上考察，简单点说就是外汇储备。当中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时，中国就成了世界第一大资本输出国（注意，这并非只是会计上的意义或某种经济学名词上的玄虚，这是实实在在的“资本流动”，具备完全的资本运动涵义）。可参考相关的国际金融教科书。
5，中国的低成本要素积累（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并非经济过程而是政治过程，它并非是市场过程的自发结果。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集权制度运行的一个结果（压低要素价格实现高增长，利润流向掌控基本要素的权力部门）。它只是具备一个普通经济增长的外壳，背后运行的是另外一套经济逻辑——服从于政治权力的经济逻辑。指望这样的经济发展能带来政治制度的自我进化无异于与虎谋皮。
非主流经济研究者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解释经济社会，但是思想有穿透力的非主流学者往往能在某些特别方面作出主流无法做到的贡献。然而哈维的“过度积累”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各种左翼学者有一通弊，即对经济社会的运行缺乏足够的理解，却往往以一种近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经济活动，实际上观察者对自己的观察对象不甚了然。另外我想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激烈的权力偏执。他们死死抱持着关于资本与权力间联系的陈腐信条。事实上这两者的联系方式在不同的国家体现出纷繁复杂的形态，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死活无法摆脱其鼻祖的普鲁士咒怨。
博主 对 碎月凝辉 的回复: 2009-06-11 10:19:38
我想这篇文章对哈维的很多重要概念没有表达清楚以及有些简略。
首先是资本盈余：其“表现为市场上大量没有卖掉而只能亏本处理掉的商品、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和/或缺少生产性和盈利性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盈余”（《新帝国主义》P89和其《后现代的状况》都有论述）。由此可见，资本盈余不仅仅是“可投资资金”。
另外，资本盈余如果不能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哈维认为其一定会由于通货紧缩导致的衰退或萧条而直接贬值。这和我文中说述的有些差异。
还有，中国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不能忽略中国首先是资本吸收国之后的事实。
最后，中国的积累或许不是你说的“市场的自发结果”，但至少是市场导向的结果，政治行为追随其后。
哈维或许是个非正统的经济学家，他没有西方主流经济学严格精细的概念区分，但我认为这并非其不足之处，出于学科外地角度审视经济学，会看到经济学内所刻意忽视以及看不到的地方。
我的这篇文章只是一个概述，有不确切的地方，实际上哈维的分析远远不至于此。不要被我所“误导”。
最后，希望不要以学科之见而对哈维以及左翼学者，还有非主流经济学，甚至从文化视角对社会所做的分析视而不见或抱有偏见。
如果这是他所谓的“资本盈余”，那么结果就更明确了，他指的就是生产要素的过剩（其实闲置产能就是过剩的资本、土地、劳动力，货币资本只是其中的一种形态，这里再次表现出哈维对于经济的认识混乱），这都没有超过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的框架，即事后的产品过剩所体现出的事前的资源过剩。这依然没有摆脱我所指出的矛盾，即其概念混乱导致的逻辑自洽缺陷。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概念混乱决不是美玉上的瑕疵，而是空中楼阁下的浮云。其历史分析线索的核心就是“过度积累”，这是他论述的基础，因此关于“过剩”的错误理念即标志着其整个叙述如空中楼阁般虚幻。就“资本盈余”而言，哈维有保留地认同时空修复的缓解功能。事实上，如果确实发生了产能过剩，长期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是火上浇油：这种投资除了形成新的产能毫无他义。那么，他所提到的那些历史上发生的大规模投资是什么呢？其实是旺盛的需求，只是被他曲解成对“过剩的产能”的消化。
可以想象哈维是以一个生活化的眼光在看经济问题：钱（或其他资源）太多了，投出去，实在无法消化，就贱卖，就衰退。牵强附会的别扭逻辑背后，是认识上的混乱。他并不理解要素、投资、生产、融资等等这些经济活动是怎么进行的，而只是由一个模糊的“资本”概念。这一块是纯经济学的论证，我不想再花过多的笔墨在批驳其理论缺陷上。基本精神依然是我之前提到的，即他把事前的要素、事后的产品、相应的媒介完全混为一谈，而很多时候这些事物的运行方向正好是相反的。逻辑上的矛盾由此不可避免。
抛开纯粹的抽象理论，其论述对事实的解释力度也很差。哈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停留在18、19世纪，那种繁荣、生产过剩、衰退、萧条的古老经济周期。他将这一认识生搬硬套用在对20世纪的经济分析上，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事实上70年代滞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场“过剩危机”，那个年代经历的是痛苦的产量减少与通货膨胀——既没有过度积累，也没有通货紧缩，而分明是一场供给危机。之后80年代的拉美、世纪末的东亚、如今的美国，这些危机都不是“资本盈余”导致的通货紧缩。如果认为当前的美国危机就是“过度积累”导致的，则又犯了混淆“投资过度”与“资本盈余”的错误（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美国家庭负债率多年居高不下，从06年起甚至在总量上都是负资产，无论如何解释都没法附会到“要素过剩”上面去。
我从来不否认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因为主流方法不可能是完备而完美的。而且主流本身也是在对有价值的非主流思想的吸收中不断完善的。比如在新政之前制度经济学一直是旁门左道，罗雪尔与施穆勒之后诺斯与福格尔之前经济史学基本是文学，米塞斯与哈耶克之前奥地利学派一直处于主流视野之外，然而如今这些都是重要的主流经济学分支。非主流的价值本来就在于在主流的固有框架之外发现问题。我只是说很遗憾哈维对经济的分析并不属此之列。他在其他方面的社会分析我不予置评。
判断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当然不能以主流的标尺来度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评价上存在困难：我们只要看这些分析对事实的解释力度就可以了。以上举的三个例证都是因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获得认可（这其实是科学的一般原则）。然而哈维的分析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战后美国经济路线、70年代危机、英美私有化改革还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间金融与产业的分布与联系方式，在他那里都有一个扭曲的影像。不要觉得这种观念差异难以印证，一个理论如果有效描述了历史事实，一定能在所考察的历史时期发现相应的经济表现。只是历史事实总是与哈维的描述毫不相关。他或许都没有认真深入研究过这些经济问题，只是凭着脑中固有的观念，再杂以各种零碎片面的信息，在书斋中臆想出一个经济社会——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学者的历史分析和最粗浅的历史事实（如当时总供给是否超过总需求，是否存在通缩等等）是毫无关联的两种东西。基于一个说服力如此之弱的理论内核（core），只可能是说得越多错的越多。
哈维并没有从其他学科的视角来审视经济，他恰恰是发明了一套经济学的方法（过度积累理论基本是一个完整的经济模型）来看经济问题，只是他这种方法的水平停留在文化观察的深度上，因而最后得出的结论连佐证价值都没有，是一个失败的理论模型。
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多不必要的误解来源于对“市场”认知的偏差。很多人以为市场是一套强有力的逻辑，能征服其他方面的力量。事实上市场精神与自由精神一样极其脆弱，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各种力量的摧残。尤其是交易原则与不同的政治体制结合产生千奇百怪的形态后，恶名却往往由市场来背。其实这一切不难理解。以民主为喻。事实上没有一把标尺来划定，非民主则专制，正如没有一把标尺来划定，非市场则计划。选举制、代议制与拉美、亚洲等地的政治水土结合，在拉美出现和独裁政府同样贪婪的民选政府，在日本形成政银企结合的大财阀，在俄罗斯形成寡头，在台湾产生无休止的政治闹剧，但你很难说这是民主的罪过，你甚至很难确定有一个叫“民主”的东西应该对这一切弊端负更大的责任。更确切地，你都很难确定是否有一个普遍意义上，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的一般性原则应该对这些内容负责任——更可信的似乎是这个国家的情形就是和这个国家相关的原因导致的，这些原因的组合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样的，在政府一开始就通过政治权力掌握经济资源（要素），只在终端产品市场开放交易（资本品的价格也是管制的，因为国有金融的垄断）的这套经济体制，和大家认识中的“市场”又有多大关系呢？是否存在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应该对这一切负主要或初始责任呢？所以，你之前提到的“市场在先，政治跟进”的说法，你观念中的“市场”是否只是交易原则呢？事实上中国是否存在“市场”精神呢？你是否会把拉美被扭曲的选举制与代议制误认为是“民主”呢？我估计你不会，因此，我也相信你能区分“交易”与“市场”。那么，在这里，“市场”与“民主”到底是罪恶起因还是受害者呢？
具体到分析中国经济现状的技术方面，近一年来我在协助导师进行中国经济这30年历程的梳理，力图发掘这段时期的经济线索（“改革开放”是政治提法，不具备揭示这一进程的经济意义，“市场化转型”的说法也是想当然，近十几年来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越来越强势），能厘清历史脉络进而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性质有一个大体的把握。过一阵我会写一篇概述性的小文章，尝试一下能否将中国经济与历史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国际经济环境还有市场原则之间的关系轮廓描绘出来。到时希望能看到你的批评指正 🙂
博主 对 碎月凝辉 的回复: 2009-06-12 21:35:27
我们之间的分歧可否这样来看：你倾向于认为中国目前所出现的问题是“市场精神”或市场原则尚未完全确立，原因在于政治权力阻碍着其实现；而我的部分观点更偏向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政治是资本的助手或者两者本来就狼狈为奸。其实，还有一方面我没有讲明，就是我赞同市场作为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实现自由的手段，但是在某些方面赞同波兰尼所说的“自然和人”这两个要素完全市场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拿人或称为劳动力来说，个人进入市场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力的确是比过去的毕业后分配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但是经济学往往只把人（劳动力）当作影响利润成本分析中一种变量，假定其只怀有自利动机和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就忽视了人不仅是经济动物，他也秉持着利他原则，追求认同和尊严之类的“虚拟东西”。
政府应当如何在一方面继续推行市场化，另一方面又要保护自然、人等要素免于市场化，对于中国的决策者来说都是相当高难度的问题。他们往往是哪里出现危机了就忙着立个法或者临时出个措施来不足，真正从系统化的视角来审视是我大学本科毕业时想做但没有做到的（顺便提一句，我本科学金融学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是深恶绝顶，但后来发现西方经济学有诸多困难以及忽视，所以才决定转向）。
98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改革我认为就是政府没有承担起公共住房方面的责任，把所有人都推向市场。
我想具体到政策方面，我们应该还有些共识，比如保护耕地、失业救济、最低工资等等。
至于前面提到的哈维的新马克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差异不是哪一个对现实的经济运作把握的更准确、更有解释力的问题。两者本来就是在不同的着眼点上来看待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打个比方，哈维和新马克思主义以及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时把经济可能就视作一眼就能看出来由几个部分组成的黑匣子，至于其间更深层次的内部结构他们不感兴趣，其更看重这个盒子和那个政治的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原理，这是社会学家的眼光。经济学则相反，但其从经济学内部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政治问题时，不免带有“经济学帝国主义”式态度，即把社会-政治问题即使不看作是经济决定性的，就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实，哈维也认为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但他是从外部来看待经济的。我认为哈耶克、波兰尼等人都具有“经济决定论”的思维痕迹（见我的另一篇关于两人的共识http://opinion.blogbus.com/logs/39741519.html）
你提的都是我打算在我的小文章里澄清的几个重要问题。在这里先简单说一下我的主要观点。
1，没有一种叫“市场经济”的救世主来拯救人类。“市场经济”是经济理论对社会的抽象模拟，不是一套确切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我们称某些国家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唯一正当理由只是语言使用上的方便。美国和法国的“市场”差异很大，和瑞典差异就更大了。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标准的市场经济“样板”。存在的只是每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分析上的理论抽象，本身无法承载过于沉重的职能负担。当你认为政治跟进市场时，你就已经把市场的地位和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决定程度看得过重了。
另外，对人的考察是个技术问题。只要将他人的效用纳入被考察者的效用函数，这个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时就包含利他行为。同样，其他非物质内容也可以纳入效用函数。这样做的问题是函数只存在于抽象中，无法计算出来。但是同时要想到，经济学本来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抽象模拟，正如一张1比1的地图是毫无用处的，经济理论也只能抽象出社会的经济属性，用以分析经济问题。指望经济学能解决人类的存在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必须承认这样的抽象在应用到经济问题上基本是合用的。外部观察有补足的功效，而且外部观察确实也不需要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价值也正在于此），但是一定要合乎经济事实。
主流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问题比主流还多。无论如何，主流是这200多年来对经济问题最透彻的观察的思想结晶。马克思主义流派在这方面达致的水平与做出的贡献远远比不上主流。
2，当前真正重要的不是产品交易，而是基本要素，管控要素，放开交易，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因为掠夺已经在生产之前发生了。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正是由于基本要素是被政府管控的（这同时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府将基本要素的价格压得很低，比如煤电、矿、石油、土地、劳动力（低人权）。如果真的按稀缺程度由供求定价，所谓的“粗放型”生产方式根本无法获利。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压低要素价格，透支性地消耗各种资源，然后产出低价商品，然后出口。利润积累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私人部门的积累增长非常慢。由此产生贫富分化、寡头经济、阶级对流停滞等问题。
你提到的房地产改革，和市场化基本没关系。土地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价格是官员与开发商议定的，房子还没建，问题就已经发生。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调查结果：地段相近的小产权房（郊区农民私建出售的）和完全产权房（开放商建房）价格相差一倍。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后者经过了政府一道手。既然一块地批给谁是政府决定的，那么多出来的这一倍的价差还能落到哪里去呢。房地产是政府管控很严厉的一个产业，和“市场”相去甚远。你觉得它“市场”了只是因为它的分配环节是由“分”到“卖”了。说到政府责任，经济适用房倒是承担责任的表现，结果最后不都是分给了权贵么，普通市民又何尝得到了好处。
对“市场”这东西不能泛泛而论，如果这些问题真的是市场本身的问题，那美国应该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资本势力最霸道、居住门槛最高、普通百姓最难过日子的国家。事实上不需要和美国比，就中国地区间比较就可以发现，问题最多的地区是市场化程度最低、政治逻辑最重的西部地区。
3，你说“政府是哪里出现危机了就忙着立个法或者临时出个措施来补足”，这个观察是准确的。但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政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因为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改变完全依赖于政治变革（不动政治先将就改改经济的路早就走完了）。政府也从来没有在官方正式文件里说过要转向“市场经济”，政府只说过要“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因为经济学者认为良性的改革是市场导向的，就这样讨论了，其实政府从来没有把市场化当作目标（否则要素价格早就市场化了）。所以它当然是出了什么问题就补救一下。
如果真要系统地设定市场导向的改革方案，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政治权力放弃对经济资源的全面掌控（放开土地制度、国企垄断、金融控制），否则你越是开放最终产品的交易，掠夺就越严重。但是你觉得这种变革是它愿意做的么？他的选择必然是能修补就修补，千万不要格式化。
4，我从不反对从学科外看经济学。彭慕兰(KennethPomeranz)、丹尼尔.耶尔金、波兰尼还有国内的秦晖等等，都是从非经济学的角度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但哈维的这个与主流相比并非角度之分，而是有高下之别。它可以不管匣子的内在结构，但是他对匣子的描述应该是准确的。如我之前指出的诸多错误，比如70年代明明产量不足通货膨胀，怎么就成了过度积累通货紧缩呢？分明是个球，他非说是个块，这个怎么是角度的差异呢？
你看到一个闹钟，你可以不管他内部的齿轮是怎么样动的，但你不能说这是个手表，拿起来评价这个“手表”的佩戴舒适度就更奇怪了。你比较一下他和波兰尼的《大转型》，虽然波兰尼的观察时期比之稍早一点，但两人的洞察力是截然不同的。准确、合乎事实是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这一点哈维做的并不好。
5，你是我见过的最温和、最耐心、最诚恳、同时态度也最认真的论者，知识储备也很不错~~~~要个qq号 – -b （感觉自己像怪大叔）
吓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