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最大错误的死期

本文译自Economist的书评，原文在此。

共产主义为何能够生根发展？为何其在低潮期也能广泛传播？是什么让它维持了如此之久？阿奇·布朗所著的共产主义新史解答了这三大问题，或许算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最大的三个问题。

乍看之下，三个问题都让人困惑不解。共产主义曾是由各种不切实际的观念所组成的混杂物，它被一群争吵不休的狂热分子所利用，它承诺的太多、实现的太少而又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辉煌时期一度有36个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体制，而现在只剩下古巴、老挝、北韩、越南以及其中最大的一个中国等五个国家口头上还在奉行着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首要的有利因素是，它利用了人类的两种欲望——贵族期望正义而底层渴望复仇。布朗这位牛津大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追溯了共产主义与封建压迫和恶劣工作条件进行斗争时的理想主义起源。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的道德力量甚至赢得了西方自由主义者卡尔·波普尔（一位生于维也纳后移民伦敦的哲学家）的高度赞赏。然而，革命是一条激动人心的捷径，它吸引了冷酷无情和教条主义人士，他们寻找机会去实践马克思混乱的乌托邦构想——并在革命过程中解决大部分问题。“反动教士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杀的越多越好”，列宁在1922年写道。即便如此，很多人仍拒不承认共产主义的奠基之父是些嗜血者。俄国和中国等一些国家反对腐败和僵化体制的革命聚集起了一股持续几十年才消散的革命洪流。

共产主义阵营也走了两次小运。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让人们丧失了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信心，随后是希特勒对苏联灾难性的袭击。与美英联盟战胜法西斯主义的苏联，在欧洲重建了道德权重。如此以来，19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发生的什么灾难，也仅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正如布朗所述，斯大林对纳粹领导人的信任胜过对自己将军的信任。苏联所杀害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数量远高于希特勒体制之所作为。然而，在一些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军队最初被当作是解放者而受到欢迎，斯大林主义体制取得政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大众的一致赞同。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比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他们只是被由某种形式的占领让位给另一种。

共产主义所允诺的涅磐产生了一种混合物，它集成了屠杀、谎言以及随后由专制官僚所奉行潜规则。但重新思考时已为时过晚。共产主义体制所显示出的持久性，部分原因在于利用特权来驯化和恐吓人们独立思考，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紧紧控制了语言和信息（泄露或传播信息会背上不爱国的罪名）。随着信息特别是那些有关专制体制所伪造的历史和经济失败的信息的传播，共产主义出现了裂纹。国族主义也是对共产主义有效的溶解剂，特别像在波罗的海国家，他们会觉得自身是由一个外来帝国所奴役的民族。

布朗谨慎地论述了亚洲的共产主义和其唯一的拉美前哨古巴的共产主义。但他几十年学术研究的主要专长是苏联和其东欧帝国。他的论述云集了中肯、精辟的个人观察和诸多奇闻轶事：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沙皇俄国出版时，当时俄国的书报审查官认为，这本书实在是枯燥乏味之至，根本不值得一禁；列宁在1917年时还认为俄国进行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五万名苏联市民，其中包括叛国者、志愿者和士兵都加入了德军对苏联作战；一位美国的共产主义鼓吹者，曾以“布鲁克林的工人和农民”为题发表演讲（译注：布鲁克林貌似没有农民）；赫鲁晓夫不喜欢写东西，那是因为他根本不会写字。

共产主义很容易引起争论。布朗力求公正对待，他给予了苏联政制成就足够的承认，特别是它普及了俄罗斯人的识字能力，也给俄国带来了空前的流动性。但作者有时过于宽容，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难道仅仅是一个专制体制而不是极权主义？认为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秘密条约使苏联重新收回了波罗的海领土，这显然会造成很多人对历史的误解。而且作者关于经济的讨论分量不足且有些陈词滥调。

然而，作为一本用来记录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的著作，布朗很难被驳倒。40岁以上的读者会勾起对危险和凄凉过去的不适回忆，对于更多的年轻读者来说，它似乎完全不可想象的。

《共产主义的起落沉浮》阿奇·布朗著 The Bodley Head出版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