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伦理”就是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过，“人的烦恼皆源自人际关系”，能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人，不但自己过的很好，而且可以成为构建社会的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就是建立在儒家关于人际关系的伦理之上。本篇我们讨论的就是，为何儒家伦理能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而不需要神权。
在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的心中，那时候的中国（明清），简直是天堂般的存在。这里没有神权、文官执政，道德规范了社会的秩序。这些正是希冀摆脱神权控制，提倡理性的启蒙学者们所梦寐以求的社会，虽然夹杂了他们太多的幻想与误解。
然而，17世纪发端的科学主义，加上18世纪的启蒙理性，让欧洲在19世纪“无端地”（也可以理解为偶然地）出现了工业革命，进步与发展开始让欧洲人开始自满自大，一时间所有传统国家在他们眼里都变得落后与愚昧。与拿破仑一样打着普及启蒙的旗帜侵略其他国家，欧洲国家也开始侵占传统国家，并试图普及西方文明。
这里并非要去回顾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而是要搁置“事后诸葛亮偏见”（心理学称之为后见之明偏误，Hindsight bias），捂住工业革命之后的中西历史不去比较和看待，那么我们才能较为清楚地理解儒家伦理在构建社会基础时的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信仰宗教的社会，竟然能够如此文明发达，这是西方人所想像不到的。自汉代以降至清代，都是建立在一套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石上，这种道德观念不需要超越凡人之上的神来作为后盾，对于人间的不公予以审判和监督。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科学的角度重新看待儒家伦理，不是为了使其复活而摇旗呐喊，也不是为了证明其多么正确，毕竟其中包含太多对权威的崇尚、对女性贬低的言辞。只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传统。
人际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其二是与他人的关系。
与自己的关系
人首先是要处理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礼记·大学》里，就是从自我开始，来修炼治国平天下之德：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简单来说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致知是属于个人的认知，诚意正心属于个人道德，当个人修为成就之后，才是齐家和治国和平天下。因此，最核心的还在于提高自己的个人认知和道德水平。
在如何处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上，有两种观念：一种相信个人的理性，一种是相信外在的规则。前者是个人主义的，后者是社群主义的（或是外在的、超越性的）。亚当·斯密一派相信人人为己便可以为全社会造福，康德一派相信绝对道德命令。
而在演化生物学领域，相信自私的个人或基因才是自然选择中生命演化的首选，这一派称之为个体选择；相信不仅仅是在基因和个人层面，在群体层面也存在着自然选择的一派被称之为群体选择或多层选择。前者代表如理查德·道金斯，后者若爱德华·W·威尔逊。
在近代个人主义兴起之前，人人都隶属于一个群体，或是社区的、或是家族的，或是信仰某个教派的，或是同一种职业的等等，虽然现在依然如此，但已经把重心放在个人而不是群体上。因此，那个时候的道德观念是社群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工业革命、城市化让人脱离了原本所属的群体，来到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地方，就需要全新的道德观念。
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说”，提出了人人为己，财富增长的观念，这是个人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人人理性思考，社会道德进步，这种思路的结果必然是自由主义。之后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说，也是与其一脉相承。
个人的理性几乎等同于自私，但近年来的研究却指出，人并非纯粹自私，也有无私利他的一面，被行为经济学、认知心理学称为非理性的一面，正是人的善良和正义。
有机体的出现，源自于合作，有叶绿素的细胞与其他细胞共生才有了植物、动物乃至智人，我们人体内DNA也存在很多“垃圾”（非编码DNA），这些“垃圾”曾在形成我们的过程中起过作用。整部生物演化的历史，更多的是合作共生的历史，而不是起“自私的基因”的历史。
因此，合作、利他内置于我们人类的演化史和基因之中。儒家伦理最终落在个人善的一面上，而不是过分强调自私的一面，这是与西方个人主义截然不同的面向。因此，发觉个人纯洁善良，激发出内心中利他的一面，乃是修身养性的主旨，也是写就圣人与英雄的史诗。
演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正是重建西方道德根基的尝试。
与他人的关系
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不可能一辈子只和自己相处，也要和别人相处。在自己之外，我们可以将其他人分为几个类别，这几种类别，无论中外东西，都是区别对待的。
儒家伦理讲究五伦，也就是五种人际关系，分别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这五伦之间的关系，《孟子》中如是说：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实际上，我们按照另一种划分，或许更为直观和简洁，分别是亲属关系、群己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陌生人关系。
1.亲属关系
首先是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儒家伦理中的父子、兄弟关系其实都属于血缘关系，这种关系比其他几种关系更加稳固，就像人们常说的“血浓于水”。
在演化生物学领域，亲属关系有特殊的称谓：亲缘选择。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基因100%相似，父母与孩子的相似度是50%，而祖父母和孙子辈的相似度就是25%，以此类推。有人问生物学家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什么情况下可以舍弃自己去救别人，他回答了这样一句经典名言：“我会为了两个亲兄弟或八个表兄弟这样做”。
霍尔丹的话后来被汉密尔顿用不等式予以表达，成为了扩展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广义适应性”，这也是生物学领域里，解释利他主义能够在自然选择的残酷无情中何以出现的经典解说。
亲缘选择理论认为，我们自身体内的基因得以繁衍不息，其一可以不断生孩子来延续，其二也可以让和自己有相同基因的亲属们繁衍来达到目的。因此，亲属关系可以看作是个人与社会接触和交往的第一道关，儒家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家庭、家族，而并非是个人，在演化生物学看来是非常直觉的伦理学。反观希伯来的宗教传统，试图打破个人与家庭间的关系，让每个人直接面向神或代表神的组织，就有些违反直觉了。
中国俗语所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从社会组织到商业经营，其初始阶段都自然而然地以亲属关系为核心，即便是在后期这样的团队会出现各种摩擦，因为毕竟亲属之间除了相似度之外，还有更多的非相似度，也就是个人利益考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的五伦中，父子、兄弟之间两者同样都是亲属关系，为何要把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并立出来？这点非常值得思考。
如果是亲兄弟之间，父子之间的相似度都是50%，并没有单独拎出来的必要。所以，这里的兄弟，并非单指亲兄弟，而更可能是同父异母兄弟。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因此在五伦里，强调兄弟之间的关系就特别显得重要了，一来涉及到长子继承，正室的嫡长子与旁出的庶子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亲兄弟，长幼也应当有序。二来，嫡长子与庶子之间是不同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度只有25%，但是对于父亲来说，不同妻子生下的孩子却与自己具有50%的相似度。
所以，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差异度（75%）要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相似度（25%），兄弟之间“祸起萧墙”、“手足相残”、“同根相煎”的事情屡屡发生，要远远超过相似度为50%的亲兄弟（显然这样的事情也不少）。但对于父亲来说，更不愿看到的就是兄弟相残，即便是异母兄弟之间。
对于其他四种人际关系也非常有意思，儒家为何要强调朋友？君臣关系到底是什么？夫妻之间非血缘非朋友的关系如何处理？还有一个五伦没有提到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儒家是如何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