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绑架了纳粹德国前高管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秘密运送至以色列接受审判。
这个事件引发了两个迄今为止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思考和研究：其一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写作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思想；另一个不为大众所知，但又常常与“平庸的恶”互为引用和参照，那就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
在社会心理学专业里，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和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引用最多的两个实验，也是最为大众所知的研究，同时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两个。
有趣的是，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还是高中同届同学，一个简直天才无比，一个再普通不过，但两人都作出了令世人震惊的研究（见津巴多为米尔格拉姆的《对权威的服从》一书做撰写的序言）。
我早年先知道的是津巴多的研究，对于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只是略有耳闻，也时常看到过别的著作所引用，比如阿伦森的《社会性动物》中关于“从众”一章的介绍中就介绍过这个实验，在《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见《[老格阅读周报2]你应该了解的40项心理学研究》）中也专列一章详细进行了介绍。
从他人著作中读到一个实验和研究，最多你只是“知道”而已，有这样一个实验，支持作者这样的观点。从“知道”到“了解”，还需要一段距离，我通常是通过阅读研究者本人的著作和自传去“了解”来龙去脉。再“了解”之后，进一步深究，变成“熟知”，那就需要阅读更多的专注和文献了。
但我只需要停在“了解”阶段就好，因为不是做相关方面的研究。比如对于埃利奥特·阿伦森，我通过别人著作里的介绍，知道了他是社会心理学的必读人物，知道他的几项实验研究。要想进一步了解他，我阅读了他的自传《绝非偶然》，还有他写的教科书《社会性动物》，再加上另一本《错不在我》，就已经足够让我了解他，不想继续深究。
米尔格拉姆是阿伦森的哥哥那般的人物，天生聪明、样样优秀，然而这样的人往往过慧易夭。米尔格拉姆在51岁因心脏病而死，生前也没能留下自传作品，所以不像阿伦森、加扎尼加等人，都可以通过自传去了解他们。
庆幸的是，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学家的托马斯·布拉斯，在2004年出版了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本传记作品《电醒人心》（另外版本翻译为《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英文标题为The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 The Life and Legacy of Stanley Milgram）。
自己写传记的好处是可以按照出生家世以及儿时成长经历为背景，让人更能理解一个人如何成长，最终成为公众所认识的那个人的。但自己的记忆往往会被篡改，正如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夫塔斯（Elizabeth F. Loftus）所发现的那样，有的时候我们会掩盖一些内容，有时候会夸大一些部分。
别人写的传记比较公正一些，但却无法具体描述当局者的心境和计划等，更多的是传记作家容易写得过于煽情。对于米尔格拉姆来说，去世太早，又没来得及留下自己的回忆。在他逝世（1984年）的20年后，才有了第一部传记问世。
这本传记的作者托马斯·布拉斯，本身从事的也是社会心理学，所以对于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以及随后引发的影响和批判都有读到的见解，书中也总结了同行、友人和家人对米尔格拉姆的回忆和评述。
“电击实验”早已听过，“六度分隔理论”也早有耳闻，但直到读了这本传记之后，我才知道竟然都是出自米尔格拉姆的研究。
“六度分隔理论”尤其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后续的电影和研究数不胜数，而且也与演化生物学家罗宾·邓巴所提出来的“邓巴数”（见《别再回避我们卑微的出身：裸猿》）有关。
“邓巴数”讲的是人类能够维持的人际关系数量是150个人左右。维基上的解释是这样，若每个人认识150人，其六度就是150的六次方，约等于11.4万亿。“消除一些节点重复，那也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人口数倍以上。”
除了这两项研究成果，米尔格拉姆仍是多个理论的先行者，如对于我们身边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他提出了“信息超载”的概念，又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引起关注。还有米尔格兰姆的丢信的研究方法也被广泛使用，布拉斯在书中如此说到：
自从米尔格拉姆丢信方法诞生以来，一直都是测量态度和意见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这种间接、非侵入式方法被用来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北爱尔兰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到公众对流产的态度。
除了这本传记，中文出版的还有米尔格拉姆对于实验十年后的总结之作：《对权威的服从》（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1974年），该书是作者从更高的角度来回顾和解释这次实验，也非常值得一读。读完这两本著作之后，我才能说“了解”了米尔格拉姆。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平庸的恶”与这个电击实验。在政治哲学领域，阿伦特是被经常引用的哲学家，她是我最喜爱的哲学家之一。然而，“平庸的恶”以及情景的力量如何再强大，都不足以为纳粹的罪行辩护，也不足以为在专制体制下充当帮凶的人用作借口。
无论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还是在专制之下，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抵抗对权威的服从。我们也会对在那些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消极抵抗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表示赞赏和敬佩。
引用托马斯·布拉斯在书中的话：
这本书的前言中陈述的观点与阿伦特的“平庸的恶”完全不同，作者心有余悸地写道：
没有谁曾经命令他们必须将婴儿扔到空中，充当射击的靶子。或者把婴儿活生生地扔到火里，或者揪着他们的头向墙上砸，直到头骨断裂……无法计数的罪恶行径，一个比一个可怕，组成了一场空前浩大的灭绝罪行。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娜·阿伦特。她此刻已经意识到，大屠杀不仅仅只是官僚履行职责那么简单，它还有另外一面。阿伦特表示，法兰克福审判“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像是对耶路撒冷审判的一个必要补充”。因此，当很多人还在引用她的“平庸的恶”来解释纳粹破坏行径的本质时，阿伦特自己似乎已经意识到，真相远非如此简单。”
同样，对于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而言，也有人进行了反抗，“情景”、“执行命令”、“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并非一定要尊从，如中国这句俗语所说：得饶人处且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