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归档:书评

免费?不错就是有些棘手

本文翻译自Economist,原文地址http://www.economist.com/books/displaystory.cfm?story_id=14030161

 

《免费:激进定价的未来》在出版之前已在网上引起了激烈讨论,参与讨论的绝大部分网友虽然没有读过此书但对书名已很熟悉了。批评者痛斥本书提出的一切都该免费的论点,同时抨击作者克里斯·安德森——《连线》杂志编辑(之前也是该报记者),写了一本高歌免费却不免费的书。这两种批评对本书来说都很不公平。其实该书是有可供下载的免费电子文本,也正好例证了作者的观点,即并非每样东西都能免费,但更多东西可以免费,它得助于电脑运算、存储和网联价格的不断下降所开启的新兴商业模式。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观点。然而不像安德森之前的《长尾理论》,对于为何这些新兴模式奏效而其他的却不奏效,《免费》缺乏一个扼要的基础性解释。《长尾理论》为诸如AmazoneBayGoogleNetfix等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透解。这些与众不同的公司相同之处在于都发觉了互联网所能开启的缝隙市场,这个市场是他们那些实体企业的竞争对手,因受限于缺乏足够的货架空间而做不到的。如果说《长尾理论》揭示了某些人们所料想不到的东西并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用的资讯,那么《免费》一书给人的感觉好像只是陈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

安德森将免费(全篇都大写)划分为四个子类:搭送品(如卖刀片搭送剃须刀);广告支撑服务(其遍及广播、电视和网站);增值服务(如少量需要用户付费,但大部分是免费的服务);非货币市场(参与者以非经济动机出发所开发的某些产品和服务,如开源软件和维基百科)。

其中大部分,或者至少前两类都是老生常谈了,安德森自己也坦诚承认。他举的很多例子都已是历史,如为促销Jell-O免费赠送的烹饪书。免费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安德森说,但它却一直在变。安德森认为,如今有所不同的是,免费在数字时代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如果说上世纪的免费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那么这个世纪的免费完全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然而他也并非完全赞同免费。实际上,他在书的结尾处承认免费必须与付费结合起来。在使用老套的搭送赠品和免费样品等手段之外,很多公司似乎找到了促使免费有效的新路,虽然找到免费之路的公司并不是很多,并且可持续性也并不明显。而且很多成功案例只是将新瓶装旧酒,如将老的观念应用到新的领域:Google靠其在线广告业务收入来支撑其免费的Gmail服务。Google的心瓶是email,而非搭送赠品或广告业务。很多公司如FlickrSkype都采用增值服务,很多报纸的网络版也都采用这种方式。增值服务是一种很不错的新模式,问题在于并非每个人都买账。

安德森在其书开篇就说,免费是我们即熟悉又不解的概念。此书为我们带来很多丰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bundance)的有趣观念,同时它最后又留给我们很多未解之谜。免费的观念如此广泛,包含了诸多迥异之物,因此要给出一个概论的确很困难。安德森在书后列了一张建立在免费基础上的50种商业模式的清单,或许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一种模式应用到自己的领域。仅仅需要强调一下这张冗长且多样的清单,就知道把握免费这个含糊的概念很难了——确切说是相当难了,特别是对于一本从Jell-O开篇的书。

中国龙的未来

本文翻译自Economists.com,原文在此。原文标题Enter the dragon,应来自李小龙《龙争虎斗》的英文名称。

另:本人对书评原文作者以及原书作者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有新著认为这不过是幻想。

很多竞争者争抢美国头顶上那枚全球最大权力的王冠。1950年代的苏联威胁着美国的军事霸权;1980年代的日本挑战美国的经济权力;而今的觊觎者是中国。美国衰落的证据看起来很明显:在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后就暴露了其军事力量的局限,始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显示了其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西方现在指望中国能来支撑他们的金融体系,指望中国消费者能刺激全球经济的振兴。

先是由欧洲随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长期占据的支配地位,最后在走向终结吗?英国时事评论员,近来作为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大学访问学者的马丁·雅克,他的答案很明确,其书名已说出了全部:“当中国统治世界”。

他首先引用了古德曼·萨奇最新的一项研究,该项目指出中国经济体将会在2027年超于美国,到2050年大约将是两倍于美国经济体的规模(而其时单个中国人仍将比美国人穷)。雅克从作为政治、军事和文化基础的经济权力出发,描绘了一个中国独霸全球的景象(a world under a Pax Sinica)。人民币将代替美元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上海将遮盖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光彩;欧洲沦落为拥有辉煌历史的古代遗迹,很像今天的雅典和罗马;全球使用普通话的人如果不多于也至少等于使用英语的人;孔夫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的思想一样广泛传播;如此等等。

好像我们完全被带进了一场饶有兴趣的想象游戏。其实,雅克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某些推断完全正确。作者不允许有不确定、混乱和错误出现。他预测历史将把中国在中古时期所拥有的世界权力地位归还给它,但这是否等于把中国拉回到如同Great跃进和文革时期那种自我毁灭式的动荡状态呢?毕竟还是同一个共产Party在掌权,并且如雅克指出的——中国政府绝不会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作者没有给予中国成千上万的抗议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些抗议大部分是反对腐败和失地。在作者浩翰详实的数据中仅有一处提及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意味着中国或许在变富之前就已先完全变老。作者认为West藏和New疆的民族问题几乎没有不稳定的危险。

作为已停刊的英国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任编辑,雅克认为共产党是一股温和的力量,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从而避免苏联那样的垮台遭遇。他很少贩卖这样的观念:认为自由市场在长期看来,只能在自由社会运转;认为思想自由更有利于发明创新;认为民主国家会比威权国家更容易自我纠错。

雅克认为,这些不过是西方的自以为是。民主和法律规则并非是西方经济实力的先决条件,而只是一个巧合。这种观点是雅克全书最有趣(也是最富争议)的部分,远胜过那些关于中国历史枯燥乏味的叙述,或者那些关于中国将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冗长论述。

依据作者的观点,欧洲与中国分道扬镳并非始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是工业革命。即便如此,西方的成功也并非注定的。雅克认为,直到1800年,中国还能与欧洲在最先进的领域 保持相当的发展水平。事实上,中国在瓦特之前已经建造了某种形式上的蒸汽引擎。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始于英国而不是长江沿岸呢?主要还是历史的偶然因素。

英国和当时的中国一样遭遇了土地短缺。但英国有煤炭来替代木材作为燃料,并且有奴隶耕作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充足的耕地和廉价劳动力。战争天性“把欧洲民族国家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加之进入精英阶层的商人阶级联合起来鼓动欧洲统治者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雅克认为,相比之下,帝制时代的中国还维系着孔夫子的和谐价值观,统治者本意主要着眼于其治下的稳固秩序和社会平等。因此,西方并非以其优越的价值观念统治了世界,而是凭借它的缺陷。


如果拓殖帮助西方建立了霸权,那么二战后殖民时代的终结为中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奇迹”,其速度远远超过欧洲或美国,也甚至快于日本、南韩和亚洲其他经济奇迹。雅克认为,伴随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某些冲突虽然无法排除,但还是有很好的时机来加以避免。“中国并不期求统治世界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作者这样写道。现在的中国正致力于同西方合作,它依赖西方的投资和市场,也希望有稳定的海外环境。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一只熊猫而不是一条龙。1999年时老布什宣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时间掌握在我们手上。”然而,雅克说这是一个幻觉。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而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马丁·雅克 Allen Lane出版 2009.6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最大错误的死期

本文译自Economist的书评,原文在此

共产主义为何能够生根发展?为何其在低潮期也能广泛传播?是什么让它维持了如此之久?阿奇·布朗所著的共产主义新史解答了这三大问题,或许算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最大的三个问题。

乍看之下,三个问题都让人困惑不解。共产主义曾是由各种不切实际的观念所组成的混杂物,它被一群争吵不休的狂热分子所利用,它承诺的太多、实现的太少而又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辉煌时期一度有36个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体制,而现在只剩下古巴、老挝、北韩、越南以及其中最大的一个中国等五个国家口头上还在奉行着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首要的有利因素是,它利用了人类的两种欲望——贵族期望正义而底层渴望复仇。布朗这位牛津大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追溯了共产主义与封建压迫和恶劣工作条件进行斗争时的理想主义起源。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的道德力量甚至赢得了西方自由主义者卡尔·波普尔(一位生于维也纳后移民伦敦的哲学家)的高度赞赏。然而,革命是一条激动人心的捷径,它吸引了冷酷无情和教条主义人士,他们寻找机会去实践马克思混乱的乌托邦构想——并在革命过程中解决大部分问题。反动教士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杀的越多越好,列宁在1922年写道。即便如此,很多人仍拒不承认共产主义的奠基之父是些嗜血者。俄国和中国等一些国家反对腐败和僵化体制的革命聚集起了一股持续几十年才消散的革命洪流。

共产主义阵营也走了两次小运。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让人们丧失了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信心,随后是希特勒对苏联灾难性的袭击。与美英联盟战胜法西斯主义的苏联,在欧洲重建了道德权重。如此以来,19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发生的什么灾难,也仅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正如布朗所述,斯大林对纳粹领导人的信任胜过对自己将军的信任。苏联所杀害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数量远高于希特勒体制之所作为。然而,在一些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军队最初被当作是解放者而受到欢迎,斯大林主义体制取得政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大众的一致赞同。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比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他们只是被由某种形式的占领让位给另一种。

共产主义所允诺的涅磐产生了一种混合物,它集成了屠杀、谎言以及随后由专制官僚所奉行潜规则。但重新思考时已为时过晚。共产主义体制所显示出的持久性,部分原因在于利用特权来驯化和恐吓人们独立思考,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紧紧控制了语言和信息(泄露或传播信息会背上不爱国的罪名)。随着信息特别是那些有关专制体制所伪造的历史和经济失败的信息的传播,共产主义出现了裂纹。国族主义也是对共产主义有效的溶解剂,特别像在波罗的海国家,他们会觉得自身是由一个外来帝国所奴役的民族。

布朗谨慎地论述了亚洲的共产主义和其唯一的拉美前哨古巴的共产主义。但他几十年学术研究的主要专长是苏联和其东欧帝国。他的论述云集了中肯、精辟的个人观察和诸多奇闻轶事: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沙皇俄国出版时,当时俄国的书报审查官认为,这本书实在是枯燥乏味之至,根本不值得一禁;列宁在1917年时还认为俄国进行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五万名苏联市民,其中包括叛国者、志愿者和士兵都加入了德军对苏联作战;一位美国的共产主义鼓吹者,曾以布鲁克林的工人和农民为题发表演讲(译注:布鲁克林貌似没有农民);赫鲁晓夫不喜欢写东西,那是因为他根本不会写字。

共产主义很容易引起争论。布朗力求公正对待,他给予了苏联政制成就足够的承认,特别是它普及了俄罗斯人的识字能力,也给俄国带来了空前的流动性。但作者有时过于宽容,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难道仅仅是一个专制体制而不是极权主义?认为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秘密条约使苏联重新收回了波罗的海领土,这显然会造成很多人对历史的误解。而且作者关于经济的讨论分量不足且有些陈词滥调。

然而,作为一本用来记录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的著作,布朗很难被驳倒。40岁以上的读者会勾起对危险和凄凉过去的不适回忆,对于更多的年轻读者来说,它似乎完全不可想象的。

《共产主义的起落沉浮》阿奇·布朗著 The Bodley Head出版 2009

全球资本的“海绵宝宝”

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然而阿伦特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阿瑞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两次转变过程中,政治结构经历了从城市联盟体系到民族国家体系再到全球化体系的变迁。哈维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结合自己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牵扯勾连。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哈维定义的“帝国主义”的两种矛盾融合的要素。前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利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后者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首要地位的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P24)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资本逻辑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追逐个人利益和资本无限积累为目标,因而必然要求其市场不受地域之限制,然而领土逻辑则必定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由此在某一时刻,两者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然而,资本逻辑又必须依靠领土逻辑,阿伦特说,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因此,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两者之间通过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
奥巴马在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业已陷入越南式的覆辙,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彼时已危及至实体经济的“内忧外患”之时上任,其后的政策也正是着眼于国内和国际这两方面危机的处理。国内方面,奥巴马转变了里根执政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采取一种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国际关系方面,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近日对中东地区的访问,显示了其试图通过认同而非强制来重塑美国形象。美国这两方面的“新政”似乎都像是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所作预言的实现。
美国这个在“两战”中崛起的新帝国,其虽然遭遇或正在遭遇来自苏俄、日本、欧盟以及中国等方面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政-经体系的主导性霸权,这一点似乎没人可以否认。特别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俨然已成为“帝国主义”在当下的代名词,由此激起的不仅是来自伊斯兰国家和东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这些宿敌的反对,而且也激起了原本是其“反共同盟体系”的欧洲国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或领土逻辑的抵制,更多的一方面是对全球化即美国化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抵制。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即资本主义危机。引起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消费不足所导致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论述。但哈维认为,过度积累,即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过度积累导致了两种盈余的产生: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其中资本盈余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此问题。时空修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延迟,通过将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吸收,另一方面是空间转移,即扩大市场,地理扩张。如果赢余不能被吸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贬值来解决危机,资本贬值的结果是通货紧缩,劳动贬值的结果是失业。以吸收的方式解决资本盈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一面,而贬值的方式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仍然如此顽强的生存了下去,丝毫没有走到尽头的征兆,这个谜题的谜题哈维用时空修复理论为我们予以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正是过度积累所造成的,美国战后一方面通过将其资本盈余转移至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来振兴其经济,这是时空修复的空间转移;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网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延缓其资本,是通过时间延迟的方法解决资本赢余问题。然而,在这时空修复过程中,也就是美国通过认同的力量建立霸权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中,又树立了其竞争对手,那就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该地区资本出现大量盈余,资本与劳动市场双双达到饱和。随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是将原先资本不能进入竞争的领域予以开放,以吸纳盈余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新自由主义成为横扫一切的力量,历史似乎又折回到了马克思所在的160年前。
目前,中国作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海绵”,正在吸收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盈余。资本逻辑要求国家政治的强势力量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取消地区保护;资本逻辑动用政治逻辑压制其反对力量,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从地区发展来看,在经历了30年代有偏向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中国制造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农民工,中国东南部地区正是通过“创新性”(其新颖之处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并不纳入城市就业的统计之中,因此如果在出现劳动盈余后并不显示为“失业”)的引入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盈余。他们一方面将资本转移至海外地区如更不发达的越南、非洲等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通过廉价劳动力所积累的资本盈余投资到中西部去。最典型的如房地产领域,东南部作为城市地标的光鲜摩天大楼上刻意隐去了建造者的身影,而来自这些地区的资本又频繁的光顾内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当地政府并不出于本地居民的权益保障其有能力购买本地房产,而是热情拥抱这些外地资本一步步抬升房价。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海绵吸的东西越多只会越来越自我膨胀,然而无论吸纳多少,也改变不了其本身的内在结构。

(英)哈维(Harvey,D.)《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

为城市针灸


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规划”(project of modernity,哈贝马斯语)尝试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一种普世的、永恒的价值,把人从过去的宗教和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规划”的理念渗透至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城市规划与建筑上就是现代城市主义。以柯布西耶为代表,以《雅典宪章》为宣言的现代城市主义强调城市功能的分割,用单一化来消除差异,快速的交通流动,结果造成了城市与建筑的同质化以及“地方精神”的丧失。1960年代开始社会思想家以及城市规划实践者发起了对现代性的批判,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与其说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如说是反对现代城市主义的教育与实践。在此背景下,后现代主义横扫各个领域来展开对现代主义的控诉,城市规划也不例外,那就是出现了后现代城市主义。然而,后现代城市主义对现代城市主义的批判却丢失了后者非常珍贵的东西,陷入了与其所批判对象一样的缺陷之中。南艾琳的《后现代城市主义》就是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反思的研究,她提醒我们不要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对现代城市主义的批判如此,对后现代城市主义的反思亦如此。
艾琳回顾了欧洲大陆和英美各式各·样的后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并将其纳入到这段思想史的背景之中,提出了后现代城市主义取代现代城市主义“形式追随功能”的缺陷后,其自身的四个缺陷:形式追随想象、形式追随恐惧、形式追随完美和形式追随财政。其一,后现代城市主义主张对历史的拼贴和戏仿、主张保护地方的、历史的建筑,然而其主张回归到浪漫主义实际上却是对浪漫主义所表现的真实情感和强烈情绪的肤浅、庸俗模仿,人们通过怀旧情绪所构建出的一副虚构的、想象的历史镜像;其二,在后现代城市设计下原有的公共空间迅速衰落,被雇有保安执勤的私人空间所蚕食,消费、娱乐代替政治成为公共空间活动的主题,安全是后现代城市设计对付恐惧的口号,街道上的监视器代替了雅各布斯邻里的眼睛,公共空间成了“全景监狱”;其三,后现代城市主义对审美的着重强调,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的反对,也是对政治的刻意回避,建筑师和规划师的“自我陶醉”掩盖了后现代城市主义的缺点及其对社会、政治环境的作用;其四,从政治的探讨中退回到历史的构建中,生产超现实或高度仿真的环境,后现代城市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弊病的产生过程,反而突出了它,它没有解答任何问题却自身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当城市设计屈服于市场的力量,他也就沦落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品。
虽然如此,后现代城市主义仍然建设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作者提倡一种整体城市主义的观念,这是本书续集的书名。在中文版的致中国读者中作者简要的介绍了整体城市主义的五个品质:混杂性、联系性、多孔性、真实性和脆弱性。它不是要想现代城市主义那样去控制一切,而是准确的干预,这有些类似于凯恩斯主义对自由市场干预的观点。作者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总体规划比喻对一座麻醉中的城市进行手术的话,那么整体城市主义就是对一个完全清醒的和繁忙的城市进行的针灸,目的是清除那些沿着‘城市脉络’形成的阻塞物,就好比用针灸的形式或其他利用生物能的疗法,打通我们身体的能量阻塞点一样,这样的方法可以解放一个城市,刺激那些充满活力的社区,使之更有生命力。”

PS:关于翻译
中文版封背上评价南·艾琳“灵活地游走在理论与实践、城市设计与社会理念之间……”,因此本书可以看作是一部跨哲学、社会学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并为他们之间提供沟通的中介性著作。然而,对于关注城市和社会理论的读者来说,其城市规划和设计的部分让人有些陌生;而对于规划和设计专业的读者而言,社会理论又显得过于深奥。
这样一部著作的翻译需要译者有跨学科的知识,而本书的译者张冠增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者,显然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知识的匮乏,让本书失色不少。随便举几个例子,如有一些书名,如桑内特的《公共人的衰落》前后翻译不同有时是《公共人物的垮台》有时《公共人物的衰落》,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有时译对了有时译作《思想意识到终结》,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翻译为《一维空间的人》等等。这些我都忍了,有很多社会学和哲学的专有名词那怕是随便Google一下,也不至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如175页将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s)翻译为“异位移植”,186页把“元叙事”(metanarratives)翻译为“全能解说”,228页把库恩的“范式转换”翻译为“示范性的转变” ,237页把吉尔兹“深描”(thick description)翻译为“厚重的描述”,最误导的是把能指( signifier)和所指( signified)译反了,分别译为所指与被指(139页)。这些有的是据大都是一般读者可以根据阅读经验来识别或者根据译者提供注释英文发现的错误,还有大量的错误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因此也没有给出英文注解,只能靠读者去猜了。另外,本书既然没有给出重要术语的英文注解,不知道把原书的索引表放在书后有什么用。
虽然理解译者的辛苦,让我来做全书的翻译可能还不如他。但是对于这些重要的专有名词作如此轻率的翻译而并没有给出做此译的说法,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这或许也反映了目前城市规划和设计专业大都专心于本专业的知识,而对于社会学思想缺乏一个基本的了解的一个侧面。

(美)艾琳(Ellin,N.):《后现代城市主义》张冠增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地理学的文化转向

提起“地理学”,我们很自然地会从中学残存的知识库里,调出一幅幅早已模糊的地图——地势地貌图、国家区划图、资源分布图、气候气象图、交通路线图等等,仿佛地理学就只是地图册而已。把地理当作人类生活的背景或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又或者是文化差异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都是对地理学的误解。前者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迂腐观念,后者是环境决定论者的教条。
20世纪80年代起,各学科领域都出现了所谓的“文化转向”,同时也使得地理学从原来的“科学主义”的量化研究转为“文化地理学”,它广泛吸收了人类学、政治学、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将文化阐释的问题纳入到地理学的中心。地理学与建筑学和城市学一并构成了新兴的“空间科学”的三大主要研究领域。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张该领域的“导游地图”,也使“文化地理”成为我们切实可感并与之密切相关的知识。
“你是哪里人?”这句话是我们生活在都市里的陌生人在互通姓名后的第一句问话。对于双方而言这个“地理学”问题往往提供了一条能否继续交谈的关键,当被问者回答如“我是河南人”时,提问者就必须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尽量寻找自己对于该地区的印象或经验以及掩饰自己对河南人或有的偏见,也就是说他必须确保交谈能够继续(除非他想中断这次交往)。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文化地理学”如何介入了日常交往。
“哪里人”首先是对地区的提问。人总是通过一种地区意识来界定自己,黑龙江代表的不是中国最北的一个省份,而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了你住在(曾住在)那里,来自那里而且说明了你是谁。因此,“地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共有的经历。”(P96)然而,在经济发展和都市扩张过程中,“地方性”却日益受到损害,在理性主义的规划师和发展主义的政府推土机下,铲平了地区精神和地方文化,人们却并没有在房产商标准化开发的住房里“诗意的栖居”,反而找不到“家园”的归属感。“空洞乏味的地区,挤满了空虚的灵魂,一味地追求享乐,似乎他们生存的主要目标就是忘却。”(P104)从全球各地批发的西班牙风情、意大利格调、巴洛克风格或者北欧样式的景观戏剧性地“拼贴”在无深度的城市中,夹杂着各种符号的伪地方风格镶嵌在混凝土建筑的表面,后现代主义在歌颂地方性的同时抹杀了它。“哪里人”或许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们都是“都市人”,都市让我们从地方性的束缚中获得自由时,我们再也找不到“家”。“无根感”是时代的通病。
受过了枯燥、沉闷和贫乏的地理学让我们丧失掉了想象力,海德格尔说“地理学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探索河流的源头”(P41)而人文地理学就试图将人的感受重新作为地理学的中心议题,文学、电影、电视等文本一齐书写着城市空间、现代生活和地理景观。大理因为金庸的书写而重构了我们的真实体验,旧上海因为张爱玲的涂抹更引人怀旧,还有诸多电影里对地方景观的剪辑激发了观众旅游的热情。我们与其说是带着一张地图去旅游,不如说文学、电影在为我们做导游。地方精神或地方文化也认可了这些“虚构”文本,有时则可以按照它来重塑地方景观。
当交谈者获得了“我们同一类人”的共识时(这种共识可以是老乡、同性、同学、同族,有时共识只需通过外表而不用言谈来达成),同时也排除了“他们”,没有“他们”,“我们”也无法达成共识。这是双方在确定“他者”的过程,在“他者化”的过程中,“我们”把自己的缺点、恐惧、厌恶也投向了“他们”,由此建立了一种不平等关系。这一点在欧洲人对东方、非洲和美洲等“他者”的观念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西方人把非洲和美洲刻画为“高尚的野蛮人”——这得益于浪漫主义,土著是自然的、情感的、女性的、懒散的,而西方人则是文明的、理性的、男性的、工作的,由此西方人就成为文明的使者在这些黑暗的土地上传播光明,掩盖了殖民者的残暴、不道德;而对于东方则持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东方是落后的、停滞的、纵欲的,需要西方人来拯救。地理学这门主张客观的科学实际上都意味着它有一个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过去。
这时候,“哪里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转变为“哪国人”了,地区文化的认同扩展到了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国当下民族文化或曰传统文化的“复兴”可以看作是遭遇“全球化”(入世)时的必然反应,传统不是被发掘而是被发明出来的,是为了适应我们当前局势不稳定及需求而“重构”的民族特征,用的同样是“他者化”的手法,同样伴随着不平等关系,只是 在确认“传统文化”时一方面通过对西方的“东方主义”进行控诉,一方面却迎合西方在“自我东方化”。传统文化并非是一个本质的、不变的、纯粹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复兴传统文化绝不是构建极端民族主义文化,而让传统在文化的交流而非冲突中融合与再造。“我是中国人”这样的回答或许已经远离了自卑,但希望不是远离了宽容与大度。
伊里安查亚省(新几内亚)的男性以生殖器长度来表明社会地位,现代的男人则以汽车来显示身份,在造就“差异化”上我们和他们没什么不同,只是我们显示身份的东西是消费品,女人们更乐于在一起谈论它。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们呼吁向拉斯维加斯、向商业学习,商业街、百货公司、步行街代替了宗教场所成为我们时代的朝圣地;消费也同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地理,休闲时间就是消费商品和服务的时间;曾用于工业生产的空间改造成了文化消费的空间;地方文化和景观整修为供游客参观的视觉消费品。地方文化在全球商业扩展中一边同质化一边多样化,它是“撒旦的磨坊”还是“上帝的手指”取决于你用那只眼睛观看。
“工作”是人们交谈最多的话题,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让没有工作或者失业人士觉得是件羞耻的事情,而企业家们则发明了“企业文化”来让驯化雇员。在这个生产的地理空间中,企业家通过薪资激励和惩罚措施来确保雇员的忠诚和效率,无论是福特主义还是丰田主义的管理模式下,总是存在着控制与抵制。公司不大需要有思想能力的人,而是需要有“执行”能力的人才,因此这样企业总是喜欢招聘“新手”以便灌输其“企业文化”。在强调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文化中,雇员为“满足感”而工作,“工作狂”和“微型奴隶”是对他们比较贴切的称谓。

这些只是一些片段思考,这本“文化地理学”的入门书籍为我们指出了更多可能性思考。一门学科需要不断反思自己才能更加开放和富有成果,地理学如是,一个民族亦如是。

自由的失落

人类是个群体生活的动物,群体不组织起来也无法生活,但组织并非意味着需要一个单一目标统辖的集体主义。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通过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协调人类的各种争端,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有意识构造的“蓝图”来对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集体主义无论它是以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变种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来计划管理人类的一切事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极权主义,都是人必然会走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着力于批判各种类型的集体主义,放弃了市场经济所能提供的经济自由,也不可能有个人和政治自由。

对自由主义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它反对计划以及主张自由放任,哈耶克强调,“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让事态放任自流。”(P40)也就是说,为了竞争的有益运行,也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以及某种形式的政府行为,在这种限定之下给予每个人一个机会,来自行决定某种行为的不利和风险。“一个有效的竞争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需要一种明智规划的并不断加以调节的法律框架。甚至它适当发挥作用所必须的最根本的前提,即防止欺诈和诡骗(包括利用无知),都给立法活动提供一个伟大的但远未充分实现的目标。”(P43)虽然现存的和过去的法律都有严重的缺陷,但并不意味着需要政府提供一种拙劣并无效率的集中管理来解决问题。政府不为竞争提供一个有保障的环境而却致力于敌视和消灭竞争,纳粹主义的德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他们提供好了样板。

哈耶克批判了各种集体主义论调。马克思主义有关“产业集中化”的学说提供了计划“不可避免”的理论,他们认为技术的改变使诸多领域的竞争不可能,我们唯一的选择是由私人垄断组织控制生产还是由政府管理生产,由私人垄断组织生产就是列宁所谓的“帝国资本主义”,鉴于这种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罪恶的社会形式,由政府管理生产的社会主义就成为它的必然替代。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哈耶克说到,“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P51)。分散权力和价格调节机制其实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使经济达到了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还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垄断(包括技术垄断和政府垄断)才能发挥技术进步的潜力,而这种技术进步和一般条件不相适用只会导致资源被浪费和误用。在中国很多小城镇里把政府资金用在大而不当的形象工程上而不是民生所需时,恐怕除了官员没人会认为这是计划优越性的体现。

哈耶克进一步论证了民主和计划的不相容性。集体主义把社会的目标集中在一个单一目标时,其他目标成成为单一目标下的一种附庸,由此形成了一个等级。个人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就必然让位给了国家,一切以集体为重。当共同体以“共同富裕”来掩盖计划目标缺乏真正的一致,人们唯一取得一致的地方只有达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上,而要使计划能够实行就迫不得已在一切事情上达到共识,“民主的议会在贯彻似乎是人民的明确授权方面的无能为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民主制度的不满。”(P64)于是,要有所作为,当局必须摆脱民主程序的羁绊,整个制度就趋向于全民公决的独裁制,政府首脑在这种制度下一次次通过人民投票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能确保投票按他所期望的结果。结果,原本保障市民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标追求的民主,让位给了独裁。

同民主的丧失一样,法治也在计划面前丧失了保障自由的作用。“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利,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P83)真正的法治是在事先不能确定对某一特定的人或集团有影响,因此它在能够保证不偏不倚;而计划下政府是争端的最后调解人,它无论如何高尚也不可能做到公正,总会把自己的道德原则强加给其他人。因此,纳粹或其他任何集体主义国家都是“以德治国”或曰“人治”。

还有人认为在经济领域可以实行独裁,而不会影响到政治。没有任何经济目的是纯粹的,实际上经济上的自由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重要什么次要,当这一切都交由计划者来决定的话,也就是我们在每件事情上的自由都受到控制,他们决定我们各种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最后,一切经济、社会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一切领域都要“上纲上线”,哈耶克说到,“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P98)。

人们都希望某种社会保障,自由社会提供维持每个人生计最低限度的保障,这种保障是保存自由必不可少的;而社会主义希望提供一种绝对的或者全面的特定收入的保障,而实际上只是某个特定人或集团的保障,能提供给全民的只有“共同饥饿”。托洛茨基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取代。”(P116)个人在这种体制面前,唯有放弃自由,自由的代价是我们重大的物质牺牲。“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P128)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或许给那些一心想进入国企得到稳定收入或者忙着公务员考试期望稳定工作的大学生毕业生们一句忠告。

中国自古就希望有个明君,有个清官来为善,怀抱这种期望的人不质疑制度本身的问题。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极权主义制度,其要达到目的的好坏就完全取决于独裁者。这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我们不必假定人性本身的善恶或个人的道德良心,集体主义制度总会置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于不顾,并把“自私”看作是阻挠集体目标的障碍,在此即使一个好的独裁者也只会照顾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人。就像纳粹主义对犹太人所作的或者社会主义对阶级敌人所作的。

“在过去,使文明能够成长壮大的正是人们对市场的非人为力量的服从,没有这种服从,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通过这种服从,我们才能够每天协力筑造某种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所能充分了解到还要伟大的东西。”(P194)那些宣称“经济人末日”的神话,预示着我们时代自由的失落。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冯兴元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市场神话的终结

《大转型》的中心主题是批判那种认为市场是通过自发调节并使经济最终成为支配社会其他一切方面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当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时,市场机制这台“撒旦的磨坊”就将自然环境、人的命运和生产组织一起绞成了碎末,撒落在社会毁灭的的废墟上。
波兰尼通过人类学家的研究得出,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完全是人为发明的,“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点经济存在过…尽管市场这种制度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P37)。19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行为原则是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原则,对应的组织结构是对称、辐轴和自给自足模式。“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这些原则在特定社会组织结构的帮助下得到制度化,这些组织机构的模式包括对称、辐轴和自给自足。”(P47),此时与市场模式对应的交换原则并不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并不是主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而是在其外部运转的制度。”(P51)即使到了后来的重商主义时,“经济制度仍然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到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P58)因此,在经济方面,中世纪欧洲基本上与古代波斯、印度或者中国处在同一水平上,甚至在近代社会的组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西欧,这一点得到了王国斌的印证(见王国斌对中国与欧洲经济和政治的比较分析《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也就是说,19世纪之前的经济是嵌入在其他社会领域之中的,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而市场制度让原本嵌入社会关系的经济转变为支配社会关系制度,“18世纪末从被规则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P61)。由此,经济原则成为支配所有一切都根源,市场运作中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是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些原本不是商品的东西就在资产阶级的不断要求下市场化了,组成了各个要素市场,这就是通常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任何阻碍这些虚构商品市场化的行为都必须被禁止。
在这里我们不必重复波兰尼详述这些元素如何被市场化的过程,重要的是他造成了什么危险。市场体制让虚拟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必然带来一股强劲的反弹,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社会的自我保护”,“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保护导致了对劳动、土地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市场的干预,并因而削弱了体系的自发调节。 ”(P184)正是市场领域带来的紧张压力扩展到了政治领域,把整个社会都卷入进来时,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波兰尼对于市场自发调节神话的破除,对于非西方国家在重构历史特别是经济史方面有积极作用,如上文提到的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有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和《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等都可以看作是在这方面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我们不必再过分揪心于韦伯和马克思,他们让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要么在中国寻找可以比附新教伦理的宗教(见阿里夫·德里克对新儒家把儒学视作发展和疗救资本主义的批判 《后革命氛围》 王宁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要么寻找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踪迹(见黄仁宇的分析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然而,并应该把波兰尼的理论当作是反对市场,他反对的只是对社会起支配作用的市场体制,让经济重新入嵌到社会之中,人只有免于匮乏的威胁,人的自由才能获得保障。另一方面,波兰尼所说的“双重运动”中,单靠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和强制也并不能使社会自发的出现自我保护的反向作用,没有民主政治通过制度化机制保护人的不服从的权利,人在国家与资本主义合谋的“权贵资本主义”下比市场体制下更容易受到奴役。

image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 冯钢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全球城市的乳腺癌

如果说全球化用左手碾平了世界,那么他却用右手为世界隆胸。这些隆起于平地之上的就是全球城市。沙森在《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里着重关注了三块丰腴之地,而这几块胸部却都患有严重的疾病。

把世界看作是“平的”,强调的是经济组织的区域分散化、劳动分工全球性合作。然而,萨森却认为在经济活动空间分散化的同时伴随着集中化趋势,并且前者强化
了中心控制与管理的功能。也就是说,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数几个全球城市里聚集的程度越高。全球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金融机构
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聚集地,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以及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

全球城市其中最主要的经济动力是生产者服务的增长。生产者服务的主要特征是为机构提供服务,而不是最终消费者,因此它是一种中间产出。像跨国公司总部不再
是一个制造商品的地方,它“生产”管理、控制和协调等服务。制造业和关键服务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装配时,金融和生产者服务所主导的新产业在一些全球城市
里集中。这导致了原有工业城市的衰落,如底特律、大阪等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萨森认为新的生产者服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原有工业部门衰退的基础上
的。

新的增长最终导致了收入结构、公司和家庭竞价能力的不断分散化,也就是说全球城市的发展并不是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而是造成了收入的两级分化。一方面是金
融专家、技术人才在全球城市的聚集,其收入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是更多低层次的服务成为城市所需,而丧失了原有产业工会的支持,其收入非常低。

中等收入者在生产过程中被全球化的力量所消除,中产阶级文化也遭到了新兴高收入技术专家的侵蚀。这种世界性的职业文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美学观。新的高收入
者成为艺术品、古董和奢侈品的主要候选人,开发商通过引入艺术家工作室把贫民区改造为豪宅来吸引这些“收入新贵”。这个阶层的增长已经促使了消费结构的重
组,“重要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烹饪技术,不是衣物本身而是设计商标,不是装饰本身而是公认的天然艺术。”(P321)

全球城市抹去了原有国家间的界限。“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全球化的关联增强,国家作为空间单位的角色已经部分地改变或者至少是弱化了”(序言)。跨国公司
的头头们坐在全球城市的总部里,“战略”性地部署其属下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决斗,各个国家的首脑们频频地向他们抛下渴望“临幸”的媚眼。

经济组织分散化伴随的集中化、在工业衰退伤疤旁生长的生产者服务、中产阶级的萎缩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国家界限的淡化,让全球城市高耸的胸部里暗藏着癌症的危险。在中国一个个城市都渴望成为全球的胸部时,我们是否注射了抵御癌症的疫苗?国有企业的在可能的全球城市中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从而加速而不是分散了垄断;工业渐渐转移到更不发达国家时,生产者服务却无法成长;中产阶级还未形成就遭遇着日渐扩大到收入两极分化;以及全球城市没能抹淡了国家的力量却增强了对它的依赖。正像在中文本序言里作者所说的,“世界对上海的想象似乎已超过了她的真实力量”,中国还有更多的城市正在意淫着自己作为“全球城市”的想象。

PS:希望这个评论不被误认为是反全球化的证词

(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 周振华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7

都市保险套

雅各布斯批判城市规划家们把城市当作一组函数关系或统计数值而不是一个“有序复杂有机体”,应该说不太准确(见《为城市及自由正名》)。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把城市视作了“有机体”,但这种有机体遵循的并非现代细胞和基因生物学原则,而是近代机械生物学观念。
始于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机械生物学,加之牛顿发现的机械运动原理影响了其后300多年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对商品和货币的循环的阐发,到霍布斯的那个巨大的机械利维坦,再至拉美特利“人是机器”宣言。这300多年可以视作是“机械唯物主义”时代。
因此,城市规划的采用这种机械论观点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只是在雅各布斯写《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时还没来得及更新观念。
人的身体观念与城市建设有莫大的关联,这正是理查德·桑内特在《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里所论述的内容。

维之前的希腊-罗马至中古时期对身体的看法基于“体热说”。亚里士多德认为,经血是冷的血,而精/子是热的血。因此,女人就比较冷,男人比较热,热的男人
可以裸露身体地站立,而女人则必须着装以保存体温。“体热说”主导了希腊人视觉、听觉、行动与反应的力量,他们对男性裸体的崇尚、对于言语辩论的喜爱、对
女性和奴隶的压制都是来自于这个生理学概念。雅典的体操场训练男性一种“强壮的裸体”(体操场的英文gymnasium来自与希腊文gumnoi,就是

强壮的裸体”之意)与主动而正直的爱,这是作为雅典公民的共同基础;柱廊的设计包含了冷与热、遮蔽与暴露的身体观;帕台农神庙的设计上也体现了这种身体生
理学。这些都显示了身体对城市形式的影响。
激发体热的言语辩论让“雅典人想设计出一个专属于说话声音的空间,用以加强身体的力量,尤其是让单
一的、持续的,以及暴露的说话声音能够具有裸/体的荣誉感。”(P26)有两种空间赋予群众不同的说话体验:市集和剧场。市集中没有热和一种声音可以支配
整体但它的嘈杂让人们只会听到片段的意义;剧场是单一而持续声音的发生地然而却让观众成为了修辞的受害者。“这些城市设计无法达到设想的辅助声音的目的;
裸声(naked voice)本身变成了暴政与分裂的工具。”(同上)
相较于声音对希腊的塑造力量,眼睛或图像则是支配罗马城市规划的法
则。罗马的视觉秩序是身体比例转换而来的几何学秩序,它以不断重复自我的方式强调城市的连续性、持续性以其不变的本质。观看并相信与观看并遵守的命令融合
在一起,成为罗马帝国征服与城市建造的目的,反过来也对身体实施着规训。“这种视觉语言表达了一个不安、优越而局促的人需要找到安全的地方。这种形式想要
传达,一个持续的、本质的罗马是外在于历史的断裂的。”(P105)
早期基督教改变了异教徒“身体属于城市”的观念,基督徒要在“
时间中朝圣”,他是时间之神而非空间之神,虔诚的人应该流浪、居无定所,从一地走向另一地,然而一旦脱离了尘世空间的实体束缚,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走向何
处的路线图。另外,基督徒把光作为造物主显现的方式,但要体验光就需要一个东西,一幢建筑物,一个特殊的空间,那么实体的世界也入侵进来。“这是早期基督
徒所面对的两难局面。他们必须创造出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在‘时间中朝圣’。”(P119)救赎也需要一个能被“看见”的空间,因此,“基督徒此刻摈弃了肉
体,重新发现了石头的价值。”(P133)
到了中古时期,随着封建制的成形,欧洲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然而中古的经济和宗教发展却将空间感推
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城市经济给予人们以个人行动的自由,城市宗教则创造了一个人们彼此连结的社团纽带,前者以个人自由之名切断社团纽带,而守着又试图通过
“模仿基督”找到一个人们彼此关心的地方。因此,经济与宗教见就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它“第一个标志着现代城市中二元对立的符号”(P147),这种对立
一直延续到今日。
“模仿基督”是指极度的悲伤可以通过人类身体的受难而建议模仿。中古的“同情”的观念直接来源于上古时期的体热和体液说,在
巴黎外科医生孟德维尔的实验下被解释为身体在面对危机时分配体热与体液的方式。社团的起源以此得到了解释,同身体一样,社会危机期间,人们可以生动地响应
彼此。利他主义有了生物学作为基础。城市设计再次响应了身体观念。有宗教情感的忧郁体质者在密闭的、高墙围筑的花园空间里沉思上帝恩宠的秘密。宫殿、主教
教堂和修道院塑造了一个让人对场所产生情感依附的同情空间。
四种体制匹配四种社会类型:士兵是胆汁体质、政治家是多血体制、粘液体制典型的是
科学家、有宗教情感的属于忧郁体制,其中却遗漏了商人。经济人既不谨慎也毫无同情心,它对基督教的同情力量有巨大的威胁。“场所与空间、机会与固定、同情
与威胁的对立,发生在城市中每一个既想信仰又想赚钱的市民身上。
”(P179)宗教是让人对场所产生情感上的依附感,产生叙事性的时间感;而经济对空间作功能性利用,对时间作投机性运用最终让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和资本主
义双重夹制下退到了个人内心的层面,自由超越了生命的沉重与义务,带我们进入了现代世界。
如文章开头所说,哈维这种对身体的全新理解促成了个人主义,而恰好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吻合。运动与循环才是健康的,健康代替了道德作为人类幸福的标准。在城市方面,城里人开始重视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建造公园让城市呼吸顺畅,建造宽大街道让人流动自如。

而,空间在为身体寻求流动的同时却对身体予以奴驾。法国大革命期间创造的完全净空的空间里上演着一场场屠杀的血腥,“自由空间镇压了革命身体
”(P297);19世纪城市规划的目标是创造一群能自由移动的个人,却压制与隔离了城市团体的聚集;现代高速公路网、地铁让从城市心脏流出的人群动脉和
流向城市心脏的人群静脉运转自如,却让身体变得被动、冷漠与迟钝。
行动让身体自由了,反而又让其感觉能力降低了,这是现代流动的个人遭遇触觉上的危机。雅典公民是声音的奴隶,罗马市民是眼睛的奴隶,基督的身体能统治城市却无法统治街道,革命的巴黎创造透明自由的空间却造成完全的净空与冷漠,现代的身体毫无束缚却被动无情。
生活在都市保/险/套里,身体毫无感觉的快速移动。

(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黄煜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