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降来，吾国国民在痛苦中呻吟、挣扎了有一百又半，秦汉开始的威仪四方情节和自信中的自负开始丧失遗尽，甲戊战事破碎了对西方技术的追捧从而带来戊戌变法，然而这些时期我们感到的是强烈的自尊屈辱，勤劳而善良的一代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踏上了救国之路。辛亥革命是结束了千年的政治体制，但又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国民的生活方式？在他们心中，只不过是又一次王朝更替。黄仁宇说国民党建立了一个上层政治也是对的。新文化运动最终不过是极端自卑的心态，我们以后可以看到他的直接后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孔而破坏的大批文物古迹。当时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对“封建礼教”的后果做表面的肤浅的批判包括鲁迅勉强除了吴虞。
四九年建国后照黄仁宇的话自然是中共建立了一个地层政治，所以这种较为“彻底”的变革的确在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涤荡了国人“旧的陋的习俗”，然而这个时期我们却对世界的态度在封闭中膨胀但不切实地高傲起来。
七九年开放，八十年代的国民亲美态度至尽却欲来欲强盛。我们的问题是：在与世界的联系中，我们何时具备了合适的大国心态？在当下和将来的世界关系中，中国国民应具备怎样的大国心态？ 刚好，看到《南方周末》上一篇相关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家心态
□叶自成
没有人怀疑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但我们还必须知道，我们用怎样的眼光来关注中国与世界，才能让它更健康、更积极地成长。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一个重要国际现象，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在国际社会希望有所作为的意识也越来越清晰：倡建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派遣中东事务特使斡旋中东、积极对待伊拉克与朝鲜半岛问题、主动同北约接触……中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展现了某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外交姿态。及至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事实上更是自觉地宣示了中国要建设自己大国地位的方向。
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世界如何看待综合国力上升的中国？中国人自己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事实上后一问题更为重要，它在相当程度上将决定前者的答案。
以学习心态去除自大
准确地说，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做好“中国强大了将如何对世界”的心理准备。许多人无意识流露出来的是一些不健康的心态。这些不正常的心态来自中国独特的历史遭遇。
《剑桥中国史·晚清卷》指出：“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期以来遵循的假定为依据：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中国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中国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嘉庆帝甚至认为，西欧各国是由于有了中国物品才强盛，若中国与之断绝往来，则西欧各国无法生存，而西欧商品对中国均为可有可无之物。结果，清政府在危机中彻底崩溃。
西方列强对中国怀有野心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是自大心态使中国丧失了与当时西欧强国发展贸易关系进而迅速促变自己的可能性。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中国面对列强的“自大”，并非仅为统治者所有，大量的国民也同样视西方国家为蛮夷之邦而嗤之以鼻，不放在眼里。能承认“华夷之势大变”而将眼光放诸四海如魏源者，毕竟是少数。
自大心态并没有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覆灭而终结，它在中国此后步向现代社会的漫长过程中时时浮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另一个高潮。1967年10月，中国某位驻外使节在国庆招待会上点名对驻在国的内政进行批评，引起驻在国官员的不满并退席。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该大使有大国沙文主义心态。
现在，中国国力有了很大提升，又有不少人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盲目乐观，进而夸大中国的成就而忽视中国存在的问题，甚至只去看发达国家的问题而看不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网络上还出现了要建立所谓中国的“势力范围”的“高论”。
虽然自晚清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几度沉浮，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一直都保存着“大国心态”，“地大物博”的自豪感如影相随，即便在最危难的时刻，也不忘憧憬民族复兴后的盛况。这样的心态自然是一种不绝望、不放弃的民族精神，但也常常妨碍了中国正常地看待自己成长力量的来源。
所以，今天中国要构建自己健康的国家心态，首先就必须客观地评价自己。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大国：在经济上，同美欧日等国有相当差距；在军事上同美俄的差距也不小；在综合国力上跟美国相比，并不在一个级别上，有研究机构量化后指出，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仅为美国的1／4。
中国为自己未来20年描绘的蓝图，固然令人振奋，但这还只是建立在国际环境不发生大变化、中国的对内对外战略不出现失误前提之下的最佳前景。退一步来讲，中国过去20多年取得的建设成果，来源于改革开放的国策，而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外面的世界学习。
去除自大，正视差距，依然强调学习，这是中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需要的第一种心态。
以自信心态乐观前瞻
在西方列强的进攻下，清朝统治者继而丧失了信心，由自大变为自卑，对列强采取投降妥协的立场；许多民众也由此认定中国什么都不行，对中国的未来总报以怀疑甚至悲观的心态。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流行“全盘西化”的观点与理论，有极端者甚至提出要改汉字为拼音、奉基督教为国教，以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种属，好跟世界“接轨”。
在这种心态下，中国的国内问题被看得过于严重，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做一个世界大国，并且应当永远放弃这种民族的诉求。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急需建树起来的，还有坚固的自信心态。
一个国家能否成长为大国，有硬件与软件两方面的要素。从硬件上说，一定面积的国土与一定数量的人口，中国都是具备的。因此，与世界上许多放弃大国追求的小国不同，中国存在成为大国的物理基础。这个认识应当成为进一步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与起点。
从国际力量对比来看，虽然美国现在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这种强大显然不可能永续，至多也只是相对的；俄罗斯、欧洲、印度以及东亚一些中小国家的力量正在增长。
而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来说，应当现实地看到国际上确实有一股力量试图阻止中国的成长，但如果中国对自己有信心，实行正确的内政与外交战略，小心谨慎地处理国际问题，外力是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这一进程的。
中国内部的发展当然也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其中最迫切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建设、反贪以及建立法治社会，在经济上则是解决国企和失业问题。但这些困难本质上都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只要主观上认识到了，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决和克服的。
台湾问题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重大因素。现在台独势力比较嚣张，但自1996年大陆强硬地表态将对台独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后，台湾民众充分意识到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仅此一点，台独力量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
最后，对中国处理复杂的国际局势的能力也应持有信心。经过近半个世纪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的外交举动，已经显示了中国的大国作用和气质。
与自信心态相关联的，是乐观主义精神。现在不少人一讲中国的国际环境，总喜欢强调所谓的“两难困境”，如中国加入世界体系会被西方束缚手脚，会钻入西方陷阱，迟早会被西方化掉；中国不加入世界体系，又会陷于孤立，可能会重新回到封闭之路上去。
而用乐观心态来看中国的外交问题，就会承认中国面临许多困难，但决不是没有出路和前景。比如，中美关系的确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但中美之间没有对抗的必然性。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既取决于美国如何对待中国，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和变化性，就没有必要因某人、某报、某议员发表了某种反华的观点而认定它已经是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考虑到美国对华政策一贯的摇摆性和矛盾性，也没有必要因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反华的政策就认定美国将长期实行这种政策。
退一步讲，即使以同样的力量面对同样的问题，采用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对待，可能也会有大不同的结果。
以正常心态走出历史
100多年屈辱外交的历史，使中国在1949年后形成了自尊心态。这种自尊心态有两种表现，一表现为自强不息和奋斗精神，另一则表现为过分自尊，对国与国交往中出现的一些冲突、矛盾和摩擦，不能冷静面对，往往作出超出需要的强烈反应。
长时期以来，中国对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与多边合作相当敏感，总有一种谨防再次受西方列强包围与控制的心态。特别是在与西方大国的交往中，一有问题，就会联想到八国联军，联想到晚清时列强对中国的凌辱。
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产品倾销的指控，不少人想到的，首先是西方国家又在歧视中国，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其实，许多这样的贸易纠纷是正常现象，多数是能通过现有的贸易机制得到妥善解决的。
这种过分自尊的心态在民间也有相当反映。许多人在观察中国的外交问题时，一有风吹草动就怀疑外国是否要重新侵略中国。
所以，大国外交的心态必须是正常心，要以现实、发展的心态面对世界。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与面对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
中国要成长为大国，记住历史教训是必要的，但也要学会自我疗伤，走出阴影，恢复正常心态。否则，就容易走进中国越发展、西方各国越防范的怪圈。
作为对苦难历史的另一种记忆，中国社会还存在着报复心态———既然中国贫穷落后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所以中国应当对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加以拒绝，这演变成以义和团运动为典型的排外心态。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互联网上体现出来的复仇心态。这种心态将那些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视为中国永远的敌人，要求寻找一切机会给予惩罚，使之“永世不得翻身”。每当中国与这些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一些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抵制外货”、“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或者“打到某某地方去”的话语。殊不知这样的“爱国”言行，正好为西方许多反华人士提供了“遏制中国”的口实，同时也让周边国家更倾向于接受“中国威胁论”。
以责任心态贡献世界
中国将来强大了，不应该带着历史的仇恨往后看，而应带着对世界的责任感向前看。责任心和主动心是中国目前需要的对待世界的正常、积极心态。
“中国强大了也不称霸。”这句话不只是外交上的口号。事实上，中国成为大国，也只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责任心与主动心，也不是像前苏联那样，要带着“弥赛亚”（上帝的选民）的情结去“挽救”全世界，而是要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主动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集体安全、促进经贸文化交流的相当责任，作为世界文明的守护者和推进者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在外交方面，激进盲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余痛犹存，韬光养晦的告诫言犹在耳。但“韬光养晦”的策略是在特定国际形势背景下提出来的，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沉着冷静，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历史大变动下的对外事务起了指导作用。
今天，中国在国际国内都还面临着各种问题和压力，但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西方社会准备继对前苏联和平演变之后，把和平演变的重心转移到中国来，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今天，就总体而言，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包括西方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对在同一个国际社会中与改革开放的中国交往有了广泛的共识，中国也应当充满自信地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更何况“韬光养晦”后面还有“有所作为”四字。应该说，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对“有所作为”有了越来越积极的理解。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朝鲜核问题、南亚核危机中，中国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稳定人民币汇率提供外援，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有所作为，还包括中国参与、修正乃至自己提出、主导创立国际规则。近年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在军控问题上过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立场，有选择有条件地参加主要由西方主导的防扩散和军控外交，以防止其蜕变成强权政治的工具，这是在参与国际规则中求转变的较好做法。中国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还首次倡议了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
总之，中国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也要积极建设中国的国家心态。大国主义不可有，自信的、不亢不卑的、开放的、坦荡的、主动的、乐观的、负责任的大国心态不可无。如何构建这种积极的大国心态，不仅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也将是中国国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