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边界

国家的边界——经济政治学的视野

经济学常举着“社会学科中的数学”的旗帜，侵入到其他社会学领域，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帝国主义”。然而，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与政治密不可分，因此，20世纪前的很多经济学著作常冠以“政治经济学”的书名。由于马克思的特殊贡献，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到了20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学家则力图摆脱与政治的牵涉，企图像数学、物理学那样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纯粹科学”。20世纪的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众多思想家也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以及数学理性给予了抨击（如哈耶克等），但是经济学观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却值得有益的借鉴。本文对政治的分析正是试图从经济学的一个视角来提出问题，因此叫做“经济政治学的视野”。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也即市场上为什么需要企业？这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对于政治，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提问：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在哪里？一个社会群体为何需要国家？难道每个人（或单个家庭）不能自给自足？柏拉图的“理想国”赖以建立的基础就在于此，即假定自然禀赋的差异使人不能自给自足，从自然禀赋的差异才有劳动分工。经济学上最早对自然禀赋差异的提供解释的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自然禀赋使劳动分工得以实现，而劳动分工的后天训练与强化就有了劳动专业化，从而形成了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和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当今企业界所尊崇的品牌经营、核心竞争力、蓝海战略等管理理论不过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精细化而已。

然而，经济学家都只当企业是自然而然、恒古存在的东西，正如柏拉图建立的“理想国”也是认为首先存在一个国家，然后才谈论应该放那些人进来，那些人要被驱逐。对于上述的“边界问题”在他们那里从来不会产生。经济学家科斯（Ronald.Coase）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研究的，他认为如果单个人生产产品拿到市场上交易，存在着巨大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他要了解产品的市场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同类竞争者的状况等等信息，而单个生产单位必须为其付出很多潜在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于是他需要雇用劳动来获取信息、组织生产。特别是对于一个有资本却没有经营才能的人来说，就需要雇用专门的管理人才，然而由于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可能的道德风险对他有所损害，产权（property rights）与经营权（operation rights）就产生了分离，现代企业由此诞生。

由科斯的理论我们探讨现代国家的诞生。霍布斯《利维坦》的重大贡献也基于其并不假设国家是自然而言、恒古存在的，霍布斯认为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处于自然状态，自然法是支配其生存与生活的基本法则，人人天生自由，有保存自我、企求安全的欲望，也有理性和平等的权力。正如现代企业前的市场，每个人都可生产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的自由权利。霍布斯说人的理性要求摆脱人人为战的自然状态，寻求有组织的生活时，就需要放弃自己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订立契约把它交给一个人来管理。霍布斯的理论自是构成严密推理的系统，其国家也成一个庞然的“利维坦”。这个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在政治上却成为了一个保守主义者。

从科斯的角度来看，霍布斯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如果把人人战争的牺牲视为社会成本的话，这种自由的自然状态成本高昂。正像企业诞生那样，人们愿意放弃权利而成为一个被雇佣者（管理者），与被雇佣者订立契约。这样国家就诞生了，社会被管理和组织起来。然而，还有国家的产权和经营权问题。管理者作为一个具有经营权的职业经理人，如何防止他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他是否会篡取国家的产权？霍布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他的经营者的权力获得是一劳永逸的、永久性的，从而经理人就兼任了董事长的职务。国家实际上就成为了这样一头僭越权力的怪兽。

西方封建国王和中国的皇帝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成为集权的象征，其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和意识（形态）把人与人间的契约变为人与神的密语。现代国家有效的解决了国家“产权”和“经营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问题，洛克的三权分立说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

注：原为上课的应景作业。引用未经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