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人，便有了历史，以及人对历史的记述。
早期口口相传的故事，民谣或神话，太容易丢失与变形。所以在文字产生之后，我们才正式进入了“史后史”。
文字的记述并非比口述传承更加可靠，有时候更容易被人利用，让历史的真实面目模糊不清。
幸好，有古人留下来墓葬、出土文物以及其他证据，让我们从这些残破的断章中，一窥全貌。
然而，一千个历史学家就有一千种解读历史的角度，文物残留的证据仍然会有歧义，我们期待另一种视角。
在当代遗传学取得重大进展之前，没人能确切的表述清楚，在我们身体流淌的血液里，在我们数亿个细胞中，会如实记载了我们的过往，我们的父系和母系祖先，以及我们的最初起源。
如同进化有树，我们祖上的每一次交配，都透过基因，一遍遍地将自己复制下去，直到人类终结。我们透过基因之树，便可以一层层往上追溯，找到我们来自于哪里。
将遗传应用于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分子人类学，路易吉·卢卡·卡瓦利-斯福扎并非最早的一个，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他的影响从贾雷德·戴蒙德贯穿至尤瓦尔·赫拉利，从人类学扩展到史前史（见拙文《基因能告诉我们的祖籍地吗？》）。
通过基因标记来追溯人类的起源与迁徙，给予历史、语言和人类学研究者们一把实锤，让争论多年的假说一一被证实或反证。
以散落在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为例，他们到底是起源于亚洲还是从南美流落而来，是历史研究中的巨大争议。
亚洲起源论者从出土文物，艺术品的特征，以及语言上的相似性来为波利尼西亚人“寻根”。然而，太平洋诸岛之间的遥远距离，加上太平洋暖流和风向自东向西的流向，让很多人难以信服，几万年前的智人能够达到如此高的航海水平。
这些地区驯养的动物类型，属于东亚型的，而却有南美甘薯的种植，更加让亚洲与美洲起源的争论难分上下，持续了200年之久。甚至有人类学家亲自制作木筏以身试法，从南美海岸漂流6000多公里到达图阿莫土群岛，以证明美洲更可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
然而，自遗传学介入这场之后，基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场争论。以仅仅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mtDNA）为例，96%的当代波利尼西亚人土著人的线粒体DNA，与南美土著毫无关系，而其出现在东亚土著中的比例最高。以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谱系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分子人类学对于人类起源的最大实锤还在于，终结了人类“多地起源说”和“非洲起源说”多年的争论。
我依然记得多年前的历史教科书第一页里，提到的北京人、蓝田人等古类人猿。一直以来，我们也就这么认为自己就是“北京人”的直系后代。而欧洲人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其他各地发现的直立人各自独立地发展成了当今不同地区的“人种”。这就是“多地起源说”。
DNA的研究结果令多地起源论支持者们大失所望，我们中国人和“北京人”没有一丁点的“血缘关系”，而欧洲人也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但有少量混血）。我们都是5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智人的直系后代。甚至，全球所有人都仅仅来自于一个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的后代，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差了好几万年。
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难以在情感上接受“非洲起源说”，这不仅仅关系到当代的地缘政治，也关系到我们的独特性和尊严。所以，这些信奉者就干脆就抛弃了分子遗传学和DNA证据，觉得他们不靠谱。如同虔诚的信徒，坚信创世纪不过是公元前6000年的事情，直接忽视了地质学和考古的证据。
遗传还对语言起源研究更多的证据。研究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并得出有共同起源的语言学研究，比达尔文提出的物种起源还要早上几十年。
因此，在分子遗传学介入之前，语言学的研究一直是考古的重要佐证。例如，在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和《第三种黑猩猩》等著作中，就通过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来佐证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非洲人之间的不同（见拙文《非洲人到底会不会种菜？》）。
上文提到的斯福扎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遗传来研究语言，语言能够反应人群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语言是基因的代言人”（来自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例如关于印欧语系的起源，即原始印欧语（PIE），根据语言学家的论述，是来自于俄罗斯南部草原地带，在印欧语系向外扩散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母语带到了欧亚各地。
操印欧语言的是印欧人，因此在遗传学上，其后代在当今的分布，正如语言的扩散一样。分子人类学证明了这一点。
但语言与其他不同，它是文化的产物，一个说阿拉伯语的埃及人，并不一定是闪族人的后代。本土文化可以借鉴外来文化，如我们历史中的“胡服骑射”，如欧洲狩猎部落借鉴了农业的文化，入侵者也可以借鉴本土的文化。这就使得语言与基因，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两者也会有更多的重合之处。
还记得当年读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著作时，涂尔干、韦伯，然后是摩尔根、列维-斯特劳斯都是入门必读，但如果在现在这样的学科里，并不介绍当前分子人类学所取得的成果，只能将未来的研究者们带入一个缺乏遗传实证的死胡同里。
社会科学，一如爱德华·威尔逊在40多年前的呼吁，到了该借鉴生物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了，请接住这把实锤。
参考文献：
关于早年斯福扎的研究，可以阅读路易吉·卢卡·卡瓦利-斯福扎的《人类的迁徙》
从母系线粒体DNA的角度撰写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可以阅读布莱恩·赛克斯的 《夏娃的七个女儿》
斯宾塞·韦尔斯作为斯福扎的博后，其《出非洲记》主要从Y染色体的角度，让我们一窥分子人类学的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