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开新年晚会，学校会为这学期参加区里各种竞赛获奖的小朋友再次颁发奖励。有一位小朋友获得了绘画比赛的第一名，老师问她拿到奖励后想要说什么，该小朋友回答到，“我首先感谢园长和各位老师的栽培……”话未说完，下面家长先沸腾起来，有的说“这小孩长大了肯定有出息”，有的则不屑的说“想不到父母竟然把这样大的小孩教的如此世故！”。
比起幼儿园那位小朋友，周洋的获奖感谢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眼里看来，似乎说的太像没受过教育，或者至少是爱国主义教育。周洋获得奥运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冠军时，被问及获奖感想时说：“会让我爸妈生活得更好。”就被官员批评说，“运动员得奖感言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
的确，1991年出生的周洋，15岁就进了国家队，可能还没来得及接受“感言培训”就拿到了金牌。于是，这位副局长就表示今后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要保证运动员在获奖后的感谢不至于纰漏了国家。由此看来，虽然离邓小平同志1978年提出的“解放思想”已经过了30多年，但这种将国家放在首位、集体利益至上的思维定势看来并没有多少改进。
国家即使出了不少钱来培育一个人才，无论个人努力的动力来自于自利还是他利，最重要的首先是承认其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该官员要求运动员首先感谢国家，其潜在的含义在于周洋能获奖首要在于国家的培养，其次才可能是周洋的个人努力，以及父母作为其内在的动力。周洋的动力从其感谢上看在于为了父母的他利而非自利，很难想象如果支撑其奋斗的动力仅仅是“为国争光”的话，她是否真的会取得现在的成绩。
个体的不被重视在科学研究上很容易看出来，一项科研成果如果其归属权不属于研究者，而首先要先归功于国家的话，我们很难看到科技的进步，更别获得提诺贝尔奖了。反而观之，任何以集体、国家的名义所从事的研究希图为国家取得技术领先的地位时，除了造假其研究结果往往是无疾而终。
国家与个人之间在感谢词上的排坐坐争夺，显现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南辕北辙。正如周洋的父亲所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出自肺腑的。如果副局长的德育推行的顺利，那么恐怕我们今后也难以听到这样令人感动的感谢了。就像那位从小就被灌输了先感谢集体、感谢领导的幼儿园小朋友，已经学会了盛行这个国家的两套话语：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最简介的“潜规则”定义。
爱国教育最后演变为“谎言”教育。不知道这是个人的可悲，还是国家的可悲。
刊载于《1984先锋队》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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