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ony: Resistant Tactic of Ideology
詹明信（F.Jameson）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恰只在19世纪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其二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大部分工人无产阶级仍不相信这种理论。詹明信认为马克思用辩证历史观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经济基础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种理论；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意识形态（ideology）学说，资产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工具欺骗和掩盖其剥削工人的目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自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其唯物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又饱受苛责，那么他唯一最具创新的地方就在于提出的意识形态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发展着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葛兰西（A.Gramsci）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意识形态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霸权（hegemony）的概念。
葛兰西首先区分了民众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民众社会是由学校、家庭等自愿的联合体组成，政治社会由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组成。政治社会的作用就是对民众社会进行控制、支配，这一套控制手段即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然而，对运作于非集权社会（这一点值得强调）的民众社会的文化而言，某种文化形式能更得到积极的赞同，从而比其他文化形式的更具影响力，葛兰西把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称作文化霸权。萨义德正是通过考察西方语境中东方学（三种含义）文化霸权的形成过程，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把“东方”构建为非理性的、专制的、纵欲的持久幻想。
就中国而言，葛兰西的两种社会区分并没那么明显。GCD建国后就开始将其政党组织形式与原则克隆至所有的联合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成为了代表人民大会，各种社会团体也随之自上而下的建立起来：工会、妇联、作协、医院、学校、企业等等，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又无所不包的全合体制（政党、政府、企业、社会、文化）。因此，思想、行动、语言以及服饰等才有整齐划一的可能，由斯大林主义式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经过毛泽东这20多年（1956-78年）史无前例的各种运动与革命，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全合体制让其自身面临亡党之险，邓小平才开始逐步放开其中的某些部分，但“64”却让中共始料不及。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非政府机构、民办学校等葛兰西所说的民众社会才逐步获得政治上的承认并得以发展，运作于其中的文化也多样起来，大众文化也兴起
于这个时代。
然而，GCD却希图用其意识形态对民众社会持续不断地予以控制和支配。民众社会于是至少出现了两套话语系统：官方话语和私下话语。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语境里，各人使用着官方的话语体系——例如灾区农民声泪俱下地感谢党的关怀、校园广播站播音员新闻联播式的语调等等。在私下里却从不把那套话语信以为真，并对之极其反感，但意识形态的力量常常内化为大众的无意识，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识性话语和观念。
可悲的是，现实并未留给我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任何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反而我们被政治社会所体制化、所收编。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表达空间的缺失不仅是失去了自我身份，更可能成为非民主社会里受迫害的寡言者。虽然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给予了某种希望，但日渐强大的网警队伍以及GFW（一种过滤技术）使我们不断丧失阵地。因此，我们的呐喊和抵抗就需要一种策略，即反讽。
反讽既是修辞上的话语技巧，又是行动上的身体叙事。
一个精彩的反讽文本，在有着众多共通的集体经验地域，其流传广度往往可抵达意识形态的支配绝大有效范围，又能激发其他创作者的思想。譬如2网上流传的一篇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进行反讽的《大宋新闻联播》就激发出类似各种版本的出现如视频《22世纪美国新闻联播》等等，从而对这一类“新华体”风格的意识形态做了有效有力的抵抗；类似的还有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反讽作品《大学汉语四六级水平考试》，以及对各种考试试卷的戏仿。
然而，当统治集团嗅觉到某些对意识形态构成潜在威胁的倾向时，就会启动其国家机器。例如胡戈的《馒头》出现后，就引起了一场争议，一些官方及伪道德学者贬其为恶搞，认为恶搞就是搞恶，其潜在含义认为原作品是优秀的、好的文本。之后，当网上出现了对《闪闪的红星》以及其他一些“红色经典”电影的反讽作品后，这些“学者”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抨击，最终广电总局发出了禁令。
反讽除了以文本和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外，另一个途径就是手机短信，但手机这种点对点的传输并不能形成一种公共舆论空间，它最多只是“私下的密语”。反讽最重要的是在于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里予以行动实践，否则这些文本最多不过是观看者的一个笑料而已。日常生活里的自我解嘲，与他者对话时使用苏格拉底式反语，公共领域的自觉扮演等等。只有将反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一个“全民反讽的时代”才会到来。
附本学期阅读书目与收获（大致看阅读顺序排列）：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哲学已走向文化研究
加塞特：《大众的反叛》（部分）——大众与知识贵族的有趣区分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消除了我对马克思的成见
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后现代原来不只是哲学、建筑的转向，还有后现代科学
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有着惊人的重叠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记住了几个关键词的英文单词
柏拉图：《理想国》——这个年轻人说了我不少谎话（苏格拉底语）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部分）——文学就是意识形态！
霍尔：《文化：社会学的视野》——揭示了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
约翰·伯格：《观看之道》——书可以这样写却不失其启发意义，让我有想转行做行为艺术的冲动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想》（部分）——后现代主义源于60年代政治运动的失望
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部分）——口头阶段至书写阶段到信息阶段
萨义德：《东方学》——提供了一个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视角
有意思的是，本学期阅读的第一本和最后一本收获最大。
1 本题目原先是我在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发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二部分的标题，但内容却与那时完全不同。作为本学期阅读与思考的一个小结。文中对原著的引用并未核实，有的引用则来自其他著作的第二手资料，更多的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误解。
2 最好的例证是早期反讽的代表《大史记》系列（尤其是《分家在十月》）虽然无论从配音还是剪切上堪称优良，但其主旨在于小圈子里是非，因此流传广度和影响力都很有限。另一部作品是中国移动剪辑的《2003年，你的CDMA仍了吗》。而本文只在意识形态下讨论反讽，因此不将其做为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