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有两个版本，其一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柳毅传书》与《董永与七仙女》，另一种版本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和《牛郎织女》。而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则收录的是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和董永传说。
无论是民间认定还是官方认定的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是毫无争议两种。而这两则爱情故事的另一个公共之处在于其主要发生地都在杭州。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杭州求学时相会，在万松书院发展出一段同学恋情；而白素贞与许仙则在杭州西湖断桥借伞而初定终身。杭州，为何成为两大民间传说共同的地理背景？或者说，杭州以其何种文化精神契合了人们对爱情的想象？
凝视中的景观
毫无疑问，人是自然的价值尺度，无论该价值是实用价值还是审美价值。在人涉入自然前，自然始终是一种无语，正是有了人的凝视，自然才被转换为一种景观。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王阳明所说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而不是教科书般的将其划归为“唯心主义”。因此，康德才说审美是无功利的，唯物主义者都是些毫无品味与审美情趣的实用分子，他们把自然仅仅看作是可以获取使用的、毫无生命的物质。
然而，凝视首先是凝视者的凝视。谁在凝视、以什么方式来凝视决定了什么才是景观，凝视的主体及其历史成为“风景”的关键问题。在西方的中世纪，自然还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人迹罕至的旷野和树木繁茂的森林这些在现代人看来都是绝佳的旅游胜地，而在他们眼里，这些地方却与随时出没的野兽、张牙舞爪的恶魔以及各式各样的妖怪相连。“风景”的概念根本还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那里的土地是贫瘠的还是肥沃的。中国也以“穷山恶水”这样的词汇来为这些地方命名。因此，苏轼贬黜海南和林则徐发配伊犁也肯定不是对其为官政绩的嘉奖，使其可以在公事繁重之余休憩放松。
是彼特拉克，这位文艺复兴之父，仅仅出于旅游的爱好，于1336年登上了阿尔卑斯上，这次凭高远眺既开启了西方人文主义之门，也是使自然首次成为人观看之“景”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在15世纪，风景画在西方绘画中独立成科，“风景”开始作为主要的题材而不是人物的背景开始出现于绘画中，17世纪在荷兰成熟，经过18世纪的发展最后到19世纪达致繁荣。人们对自然的绘写也从写实主义转变到印象主义，可以说一部近代风景画艺术史就是一部人凝视自然的历史。
中国人凝视自然，把自然转换为景观的历史比西方人要早很多。这得益于尊崇“遁世”的老庄思想的影响，所谓“遁世”就是要遁回到自然中去。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与此同时风景也在此时开始进入艺术，中国山水画这个与西方风景画并立的画种也就是在此时开始形成。而杭州成为凝视的“景观”始于隋代，隋文帝首度改钱唐为杭州并在此建立城垣，此后开凿的江南运河以杭州为终并使其成为交通要冲，也让杭州成为皇家旅行团的观光胜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等诗词进一步成就了杭州在文字里的意向。“以景入诗”在宋代则转变为“景中有诗”的意境，宋代山水画在宋徽宗的私人爱好下成为“国画”，“马一角”和“夏半边”这两位杭州人则开启了独特风格的浙江画派，也正是在南宋山水画里形成了“西湖十景”，这些无疑都与杭州作为南宋的“临安”地有关。
杭州因其自然胜景被凝视入诗、入画，而这些诗词与山水画为杭州晕染了一层“光晕”。始于唐代典籍、并从宋代口头相传的白蛇传和梁祝等传说选择杭州作为故事背景，与杭州成为“风景”的历史相契合。杭州在诗画中所具有的“光晕”为浪漫的爱情传说增加了说服力，而传说本身也为杭州蒙上了另一层“光晕”。
景观的性别
不同时代的凝视者眼中所看到的景观不同，不同性别的凝视者看到的景观也有差异。在男性长期占据权力中心的历史中，“自然”自然地被赋予女性特征。因此，男性意识形态话语总是要“掌握”、“征服”和“战胜”女人和自然。于是，在男性画家的笔下，自然景观和女性身体景观一齐进入画框，成为男性收藏者私家住宅中的陈设，他要一并占据两者。
18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了“崇高”，并将它与“美”区分开来。康德把崇高视作人在遭遇不可估量的空间或强大力量如巍峨的山脉、汹涌的海洋和无垠的沙漠时，人们会强烈感受到生理上的无能、认知上的无助。但在深陷痛苦中，又很快突然被拯救，重新对自己理性的尊严和坚不可摧的人性力量有了信心。实际上，崇高感是男性观看者在凝视自然时所遭受的挫败感，他无法再以自己男性的力量来征服、战胜这个他曾女性化了的自然，于是他试图以其理性的力量将之收服，并将这种崇高的自然景观赋予男性性征，以区别于优美。这样就形成了其特有的二元结构，即以男性为一组，组员包括理性、崇高、力量等；而女性的一组则是感性、优美、柔弱等。
中国人在凝视景观的方式以及美学理论上或许和西方人迥然有别，但在凝视者的性别上则没有区别。婉约与豪放是诗词上的性别差异，雄壮与秀丽是山水画的性征。同样，城市这座构建在地理之上的人文景观也被赋予了性别。北京是男性的、阳刚的，杭州则无疑是女性的、阴柔的。杭州与洛阳是互为映照的两极，隋炀帝撇开满目男性大臣的首都，乘龙舟广游江南，其临幸女子与临幸杭州实属同义。白居易的《忆江南》里“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若还看不出其男性视角，那么后半阙“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则明显地将杭州和女性予以等同。苏轼被人广为传颂的七言绝句《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的后两联：“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通过同样的方式，将杭州女性化。
没有断桥与万松书院，也不会有白娘子与祝英台。杭州，这个女性化的城市通过迷人的传说，自身也被构建成一种传说。她是如此一般的温柔之乡，男人不仅是要到此来寻找一场浪漫的邂逅，而杭州本身就成为男性所要寻找和猎奇的对象。这里或许不曾出落几位英雄，但却是英雄尸骨的所在地。其以女性特有的温柔之水来安抚英雄们孤寂的亡魂。而现在，杭州不仅成为亡冢之群集地，也成为富豪们所争抢的生之所。
在旅游成为地方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的今天，将地理纳入历史，让文化为经济搭台，发掘或创造传说就成为地方文化部门的主要工作。然而，杭州却不必也无需刻意如此，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传说，一个男性神话和想象的依托。
《说文解字》里对杭字的解读应该是杭州最为恰当的隐喻。杭，从木,亢声，本义抵御，既是渡，也是方舟。杭州作为男性眼中的景观在其起源处已暗含了其拒绝与抵抗的姿态，男性有可能在这个渡口里淹没，也可能是救其命的一爿方舟。
发表于《万科周刊》576期。
题图为网友《神仙传》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