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与当代问题的不深入思考

假借陈老师“文革思考”后所留的“课堂作业”，对于自己所了解的领域和关心的问题，聊作思考和小结。

“作业”是这样子的：如何理解黑格尔所说的“用思考来把握时代”。或者说一个思想家的哲学与其所处的时代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我想这也是那天关于《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的讲座上陈老师所问问题的目的所在。所以，他对文革所作的思考与其亲身经历分割不开的，而我所生长的这个时代，又要求我怎样去思考，去思考什么？这又是陈老师所“布置”的另一道作业：如何理解“代”（Generation），以及“代沟”等问题？

80后出生的一代人，对于1980年代前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很少，父辈们经历了那段岁月里人世的大起大落以及私人话语的相互监查和指证的惟恐，又或者不想让这种创痛留给后辈，大都已经不愿意再提及那个年代。

80后的一代也对于1980年代的事情了解的很少，这倒不是因为它是个肢体生长的年代，是还形成不了思考的年纪。那一代人更多地是成长在90年代的“繁华”和“富裕”里，而不是之前的“短缺”和“紧缩”。还没来得及翻阅大学图书馆里汗牛充栋的藏书时，新的世纪带着“互联网”让我们拾起枪械和利剑，在虚拟社区里打打杀杀。

1978-2008这短短的30年间，我们从石器时代一下子跨越到了“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并准备着在新世纪里成为全球的主宰者。因此，当今的中国并非是哪一个时代，它是人类史各阶段人群的混居，而思想也同样的混杂不堪。这里就几个容易被误解的西方思想予以澄清：

1.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目前尚是西方最新之思潮，这个词所做的只是一种描述，而非定义。它对元叙事的否弃，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拒斥，他不是一种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各元主义的杂和。

很多人还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发达资本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思潮，对于尚未走过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显的不大适合。实际上，这种看法的基本假定还在于经济决定论，即认为只有经济或者技术达到西方的水平时，后现代主义才能在此“经济基础”上滋生出来。殊不知，后现代主义的目标旨在打破垄断的话语叙事，是对资本主义从贵族那里继承的残余予以清洗。因此，如果有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存在的话，那么它对应的只能是民主社会。

所以，真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当下中国要发展出一套以市场为中心的民主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就应该是后现代主义。

再者，后现代主义杜绝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康德所谓的将一部分人的追求扩展至所有人的追求后产生的“根本恶”和“伪善”。任何以最后真理、永远正确自居的哲学体系都不免有“独断论”的嫌疑。

2.西方马克思主义

关于反对西马，有着和后现代主义相似的理由：即中国所处的社会阶段论。这一点不再赘述，另一部分人不是反对西马，而是对于西马予以厌弃。在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后，就像陈老师所分析的那样，除了希望从政的人外，普通人表现出对政治的回避。还有，官方学术对于西马的意识形态、霸权等理论做了吸收从而来“批判”西方，它出现在学校的教材里，并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因此，西马在学术界倒是出现和西方相反的情况：西方学院里持西马观点激进的左派在中国却成为了维护官方的保守主义者。

然而，西马自有面对中国问题时的批判利刃，这并不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批判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容易使人混淆。更重要的是，比如面对消费社会的极速滋长，大众文化的日渐兴起，社会阶层的逐步扩大，我们遭遇了西方20世纪中期遭遇的某些部分问题，在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有值得借鉴之处。

介于1和2之间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有着和西马以及后现代主义诸多重合的领域，又或者可以说文化研究正是在借鉴了西马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成果，将其用于社会现实的分析。它显示了理论的分析和批判力度。

3.新儒家

很多人觉得儒家思想善于附会政治。所以对于新儒家试图将儒家的思想和现代政治结合的观念，要么以为天真，要么以为迂腐。新儒家思想我还了解尚浅，但就他们的精神归向，我倾向于同情（同样之感情）。传统中国一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现代国族意识的形成后对传统有了较大的破坏，并使之瓦解；用共产主义信仰洗脑和激发狭隘的爱国激情代替了儒家的君子之道。但在“华文化”这一观念下，寻根的意识和复兴的渴望都能令人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传统的复兴必须与“启蒙精神“一道，才能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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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是西方的“后学”还是东方的“新学”，一种理论有助于分析的都可以拿来借鉴。但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则必须是在融会贯通各种理论后，从自身开出一道路来，而不是直接将某国的经验行之。但这条路，绝不是官方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