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不赞同功能主义的“共同价值”决定论，因为这两者都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结构上相互联系的体系，而贝尔认为现代社会应
该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领域：社会机构（主要是技术经济秩序）、政治和文化。这三个领域“互不重合，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遵守不同的规范”。技术经济秩序的
核心原则是“功能理性”，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文化的中心原则是“自我实现”。且不论社会领域内三者是否有明显的界限，但作为一种分析模式，贝尔
的划分有重要的意义。（见《两种启蒙——“新实用主义”罗蒂的中国现实》http://opinion.blogbus.com/logs/23429091.html）
经济领域
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个社会主义者，但绝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是希望在经济上企求一种正义，自由经济的问题在马克思已经分析了，造成了贫富差距等问题，最终会损害“贫者”的经济自由，这就需要政府（仅指作为管理经济运行的政府）在“市场失灵”处出手，凯恩斯主义在一战后到70年代盛行，他挽救了“资本主义”，但却没有颠覆他，致使其走向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然而，70年代西方在经济领域出现“滞涨”问题（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派一般认为这两者是负相关的），由此出现了里根、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盛行。
因此，在经济领域，政府的职责在于权衡市场经济在效率和公正上的平衡，套用邓的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来说就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公正多一点”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和民众的博弈。农民工工资低、房价使底层收入者不能支付时我们需要政府来提供更多的福利，在欧洲福利多使得经济竞争能力赶不上美国时，就需要较多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北欧的福利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其市场竞争能力比不过美国；美国却在福利水平上比北欧较低。像秦晖所说的，我们的市场自由化能达到北欧的水平而社会福利水平达到美国，这样一个低级标准就已经非常幸福了。
如果纯粹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政府是否救股市就只是个经济政策而已，政府一出手救市就仿佛是倒退，房价高涨，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济房来满足低收入者的需要也没有必要被指责为退回到计划分房时代。但是，这也不仅仅是经济管理的问题，也涉及到权贵资本。
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
贝尔自称是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这也是他被批评的主要所在。在这个领域，我秉持一种罗蒂后现代主义批判立场，即文化是多元的，更是个人偏好问题。
政治领域也是罗蒂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这些在《两种启蒙——“新实用主义”罗蒂的中国现》http://opinion.blogbus.com/logs/23429091.html已有讨论，这里不多赘述。
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如果用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来讲，我们所践行的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路线就会遭遇尴尬。
一方面，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必然在上层建筑领域会构建起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邓的转化在于将“生产力”作为首要目标，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来发展，将市场经济指看作一直会抓老鼠的猫。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已经在官方的话语下失去价值。
因此，政治领域的民主进程也绝对不能依赖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来提供方案。
当政治和经济的马克思主义链条已经断裂，而文化领域却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问题是它已经不再是“自我实现”信条，不再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最终归宿。“后现代状况”已然在民众心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时，就没有必要再以一种“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民众自由表达不能解固，造成的问题是“两套标准”，公共场合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官方正统，私下场合却是另一套，民众统统成为“自我分裂人格”，社会上“潜规则”盛行。
最后是政治，以“不伤害他人”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进行具体的政治实践。比如，妇女的地位、户籍改革等等。
贝尔提出的三分法是一种后现代的，它不需要决定论，丢弃掉元叙事和基础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可能在社会中并没有那么明细的界限，但却能解决实际中的很多问题。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