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科塞的《理念人》绘制了在遭遇政治时，知识分子们表现出的五副集体面孔，那么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则给六位知识分子画了个人肖像。里拉谈论的这几位知识分子都是在国内赫赫有名的思想家，也有着大量的信徒。
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华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还有雅克·德里达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对政治特别是暴政所呈现出来的热情是因为他们被胁迫利诱，他们对极权主义、暴力和恐怖的漠视难道只是“政治的幼稚病”或是出于年轻时代的狂信？马克·里拉认为，他们思想与他们政治行动之间的关联是确定的，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他们对暴政的捍卫呢？
一种是以赛亚·柏林式的从观念史去考察，这种研究认为“启蒙运动不仅催生了暴政，而且它在思想方法上就具有暴政特征”，把知性上的亲暴政与现代的暴政实践当作有共同知识根源的假设或许令人信服，但里拉认为，它与另一种思想史的叙事相冲突。
第二种就是关注宗教的、非理性的力量而不是认为理性是导致牺牲的唯一源头。相信神秘主义、弥赛亚信念、千禧年说、犹太教神秘哲学、天启思想都与现代暴政的理论与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毕竟理性主义不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它也可以导向自由主义的。宗教的解说也不能令人满足。
第三种是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史，如德雷福斯事件中知识分子，然而由于叙述者的政治见解可能从相同时间中得出截然不同的道德原则。无论是雷蒙·阿隆对法国知识分子浪漫的献身政治的解释还是哈贝马斯对德国知识分子超脱避世的论证都无法解释现代暴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核心所在。
里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找到了那个根源，那就是爱欲（eros），爱向往的是善，但也会无意间沦为“恶”的帮凶。知识分子或思想家们热爱理念，但这种爱却引致癫狂，他最终成了这种癫狂的渴望与欲念的奴隶，那就是柏拉图所描述的僭主，用“爱所建立的暴政”。
知识分子也在此变为科塞所说的那种为意识形态辩护的人。20世纪带来的众多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源于对暴政的仇恨，所有主义都能怂恿可憎的暴君，使知识分子对暴君的犯罪视而不见。”对某一理念的坚信让人们去在政治实践中去施行的诱惑，只要人还在，只要人们还在思考政治，就不会终止。
唯一能避免此种结果的只有培养节制，培养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去压制心中的激情。而知识分子，首要承担起的责任就是：控制内心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