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金钱帝国》是王晶秉持其风格的又一部烂片。无论这种评价对这部影片来说是否尖刻，但却如实的反映了香港廉政公署（ICAC）成立前后香港社会的腐败不堪。撇开王晶的水平不谈，《金钱帝国》至少引起了人们对香港廉政公署的再次注意，以及引发对于大陆一直以来反腐毫无见效的反思。
廉署成立（1974年）前，贪污案件都交由香港警务处反贪污部处理。正如影片中所说，反贪部的重要作用就是在分赃的时候能多分一份。1973年的葛柏案引发了香港市民“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后来决定成立独立的反贪污部门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以替代香港警务处反贪部之工作。廉政署成立初期，对于警队的调查，由于牵连甚广，使警队内人心惶惶，最终引起警员的不满，因此爆发警廉冲突。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迫于压力颁布了“局部特赦令”，宣布在1977年以前所曾经贪污而未经检控的政府公务员可获得特赦，冲突才得以平息。（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由香港的经验反观大陆的政治时，那句“反贪部的重要作用就是在分赃的时候能多分一份”这句话也对于大陆政府也同样受用，但不见得能多分一份。中国的反贪局也是依照廉政署的经验成立，然而其收效甚微。对于大陆来说，政府成立新的部门时，也就是成立一个收费、受贿部门。当强调一个部门职责时，该部门如同得到恩宠般会欢呼雀跃，如强调所有房地产或大型项目上工需要环境评估时，环保部门就又有钱可拿了。这些政府机关也就是民间所谓的肥缺部门。而所谓精简机构，无非是贪污结构重新分配而已。
影片所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前的1962-1972年间，政府部门的贪污金额达到相当于现今的5千亿港币。这比较大陆而言，还是一个相当小的数目。据央视的一份报道指出，仅公款消费就达到9000亿人民币，这肯定还不包括各级政府机关收受的贿赂。而原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仅一人的金额高达4.85亿美元。现在贪污金额在百万元一下就已经不算贪污了。
在大陆，贪污腐败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迅速致富且风险最小的方式。比起辛苦的挤进人山人海的人才市场应聘、又在公司里任劳任怨地苦干，公务员在单位里捧起清茶开报纸的活实在太像神仙了；而依靠各种贷款、借款来创业，在市场上遇到激烈的竞争而赔钱，比起考公务员来说，风险和竞争都实在太大了。于是，大学毕业生们早已丧失了其所谓理想主义精神，非常实用地争先恐后地报考公务员了。因为大家对公务员所能获得收益大风险小的回报都心知肚明。
依照港廉署的经验，在大陆成立反贪部实在是不可行的。贪污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进而成为了一种风俗。即使上层希望能彻查腐败，最后类似于香港的警廉冲突也必不可免，那时不仅是警察、可能所有公务员也会上演一场总罢工了。
以金钱构筑起的帝国，能否凭借廉政公署里几个年轻大学毕业生对正义的满腔热情就能击溃吗？香港的经验自有其特殊的一面。记得06年有一则新闻，说一大陆女学生在港读博，为获得好成绩而贿赂教授时，后来教授告发而被判刑。这个例子折射了廉政署在香港市民中所带来的影响。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才会有遵纪守法的民众。而中国大陆的反腐之路，从体制内无论依靠纪委还是依靠反贪部，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风俗。真正断绝腐败，只有从腐败的源头——极权体制上着手。
影片开头，王晶似乎故意搞错了时间，香港不是从1997年回归后才变得廉洁起来，而是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而香港的民主，似乎还要走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