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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我inception的留学之梦

这篇文章可以说酝酿了有两年,但直到今年9月13号西班牙的签证下来了,才敢得以下笔。毕竟这个社会,还是以成败论:一切没有成功的申请经验似乎就没什么参考价值。

欧美之间的抉择

自2007年考上硕士时就盘算着如何在毕业后能顺利出国,而实际付诸行动确实在2年后。比较了欧美教育体制的差异后,决定往欧洲去。一来同济和德国有优良的传统,而来鄙人实在不愿意去考托福和GRE,再说欧洲浓厚的文化底蕴也吸引着我。

因为不用再学习一门外语的德国以及英语普及的北欧(北欧四国以及荷兰比利时等)就成了我出国的首选。

在昏睡中考了雅思

于是在2009年,硕士二年后的那个暑假开始准备考雅思。复习两个月赴考,谁知久不经考场的我竟然在考试头天晚上失眠,第二天考试听力时几乎睡着。但这些都不足以为那5.5分的雅思成绩提供充分的借口,实际上还是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好。

成绩也并不算太坏,而德国读博的最低雅思要求也正好是这个线,更别说北欧很多学校博士申请并没有强制的雅思成绩要求。

万能的研究计划

接下来有两种方式(可同时进行)一种是自己有了研究计划,那么直接找相近研究方向的导师即可,第二种是根据博士项目来撰写研究计划。

第一种适合自己找到了奖学金支持,找到一个导师开具邀请函或接受信即可。比如你可以申请到留学基金委的CSC奖学金。在此不必繁赘。

下面着重说明第二种情况:

同样是找与自己相近研究方向的导师,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找,途径自然是学校官网以及Google了(这里特别提一下,请善用Google,找准关键词搜索,比如我找荷兰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项目,就可以直接在Google上输入Cultural Studies PHD Program Netherlands)。相中导师后,直接写信联系询问是否有博士项目或者他是否招收博士,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研究兴趣。

因为北欧和德国有提供奖学金或职位的项目,所以需要根据不同项目来撰写不同的研究计划。这个需要大量的工作,当然需要你写一个大致可以重复使用的研究计划,遇到不同项目稍加修改即可。文科嘛,不拘泥于一个方向,而且跨学科研究也越来越频繁。

万劫不复的CSC

德国文科博士项目较少,我开始主要关注的是荷兰,他们给的奖学金又高,而且英语是主要语言。第一个是莱顿大学的日本动漫研究,虽然自己蛮喜欢日本动漫的,但说到用理论来介入研究却实在不易。第一份研究计划大概花了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写成,按照要求提交了申请,其间跟导师沟通的也蛮好,但最终还是收到一份据信。

而此时已经到了2010年初,CSC的奖学金已经开始申报,当初想的以CSC作为保底,谁知这时候却成为了首选。而这成了痛苦的第一步。

不像荷兰申请,基金委的申请程序十分复杂了,但是按照前几届的申请来看,似乎是实在比得, 加之3月份就要答辩, 所以主要精力就放在了CSC申请上。CSC合作的学校里,我申请了柏林自由大学的一个美学研究项目,但后来被告知选中了北京的一位学生。而海德堡大学有德语要求就放弃申请,无奈之下找到学院的一位老师推荐了慕尼黑大学的教授,同意要我。势在必得的好梦却因为5月份出结果而被打破,通过各方的询问,也不知为何CSC据我。和CSC多次沟通,说可以第二批申报,而在准备材料时,陷入了学校和CSC的相互踢球之中。遂放弃之。这时看到德国DAAD延长了申请时间,于是又抱着希望投身DAAD的申请之中,从高考成绩到大学成绩的办理,折腾了一番人后,DAAD又回复我说必须申请DAAD-CSC合作奖学金,而这时再申报CSC已经无望。

自费or工作?

很多老师以及家人都支持我自费出去,然而自己还是断然放弃,为什么别人能拿奖学金去,而我要自费,即使过去脸面上也过不去啊。况且,我自己就真的比别人差么?!

这时候已经着手找工作了。先后在景观策划公司、网络公司和会展公司做,奇怪为什么自己做不久,因为老还惦念着出国。

工作的这段时间,申请过丹麦和挪威的大学,丹麦的大学经过第一轮筛选,最后还是被淘汰。

鸡肋奖学金

而在2011年初时无意间申请的一个Erasmus Mundus 奖学金却在今年4月份下来了,申请的3年PHD奖学金,最后却给我一个Sandwich10个月的,要求我必须在国内一所大学注册博士,西班牙Deusto大学。TMD,3月份国内博士成绩都出来了,我去哪里搞。和对方沟通后,说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博士都可以。国内没戏了,只好转向国外。这时候又想到慕尼黑的那位教授,再次联系说明情况后,勉强给我发邀请函了。作为后背,又联系一年前联系过的KAAD奖学金的人说准备今年再申请,这样就不会因为Deusto没戏后再次落空。其间同时也申请了现在这所UPF大学。但谁知Deusto那边又说了,必须在6月初之前有博士注册证明,我靠,老子拿不到,不用这样折腾我啊。鸡肋奖学金就是这样啊!

算是轮回么?

UPF无奖无TA,但既然结果这样了,接下来就是办理签证了。原本不打算学的第二门外语,就不得不再学了。就这样原本一年前可以出去又拖了一年得到同样结果。至于为什么放弃了慕尼黑+KAAD奖学金,也是因为这边老师推荐过去的学生太多了,都可以三国杀了,自己没必要去凑这个热闹。

感谢也要排坐坐

幼儿园开新年晚会,学校会为这学期参加区里各种竞赛获奖的小朋友再次颁发奖励。有一位小朋友获得了绘画比赛的第一名,老师问她拿到奖励后想要说什么,该小朋友回答到,“我首先感谢园长和各位老师的栽培……”话未说完,下面家长先沸腾起来,有的说“这小孩长大了肯定有出息”,有的则不屑的说“想不到父母竟然把这样大的小孩教的如此世故!”。

比起幼儿园那位小朋友,周洋的获奖感谢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眼里看来,似乎说的太像没受过教育,或者至少是爱国主义教育。周洋获得奥运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冠军时,被问及获奖感想时说:“会让我爸妈生活得更好。”就被官员批评说,“运动员得奖感言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

的确,1991年出生的周洋,15岁就进了国家队,可能还没来得及接受“感言培训”就拿到了金牌。于是,这位副局长就表示今后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要保证运动员在获奖后的感谢不至于纰漏了国家。由此看来,虽然离邓小平同志1978年提出的“解放思想”已经过了30多年,但这种将国家放在首位、集体利益至上的思维定势看来并没有多少改进。

国家即使出了不少钱来培育一个人才,无论个人努力的动力来自于自利还是他利,最重要的首先是承认其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该官员要求运动员首先感谢国家,其潜在的含义在于周洋能获奖首要在于国家的培养,其次才可能是周洋的个人努力,以及父母作为其内在的动力。周洋的动力从其感谢上看在于为了父母的他利而非自利,很难想象如果支撑其奋斗的动力仅仅是“为国争光”的话,她是否真的会取得现在的成绩。

个体的不被重视在科学研究上很容易看出来,一项科研成果如果其归属权不属于研究者,而首先要先归功于国家的话,我们很难看到科技的进步,更别获得提诺贝尔奖了。反而观之,任何以集体、国家的名义所从事的研究希图为国家取得技术领先的地位时,除了造假其研究结果往往是无疾而终。

国家与个人之间在感谢词上的排坐坐争夺,显现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南辕北辙。正如周洋的父亲所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出自肺腑的。如果副局长的德育推行的顺利,那么恐怕我们今后也难以听到这样令人感动的感谢了。就像那位从小就被灌输了先感谢集体、感谢领导的幼儿园小朋友,已经学会了盛行这个国家的两套话语: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最简介的“潜规则”定义。

爱国教育最后演变为“谎言”教育。不知道这是个人的可悲,还是国家的可悲。


刊载于《1984先锋队》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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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字的政治语法

被自杀、被就业、被捐款、被小康、被代表、被失踪、被结婚、被涨工资等以“被”为前缀的短语在2009年迅速窜红互联网,并成为网民评选的2009年年度词语,甚至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被时代”。每一组由“被”字所构成的词汇都对应着一组具体事件,本文已无需再分析每一个“被”事件背后的社会成因,而是要深究“被”字如何成为一种“话语政治”。

汉语习惯使用主动语态,很少使用被动语态。当使用被动语态时表达的是主体不情愿做的事。正如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所说,汉语的“被动式所叙述的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并非一切的叙述都可变为被动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 353页)王力认为,使用被动式与汉语的欧化有关。“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同上,334页)英语中使用被动语态的频率很高,这也是中国英语老师教学生写作文时常用的诀窍。无疑,“被”的重新发现和突兀地嵌入到当下语境中与英语教育的普及密不可分,或许学过十年英语的中国人还没学会如何开口说英语,但至少我们学会了英语的被动语法,并适当地改造了汉语的构成,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讽喻。

然而,被动句式的使用不仅仅是汉语欧化的结果,而是标志着“被”字句的民间话语对官方口号主动句式的反转和对抗。官方口号通常使用的是省略了主语的主动时态。如“为人民服务”、“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主语省略在现代汉语中主要表现为承前省略主语和蒙后省略主语两种情况。官方口号在语法现象上属于承前省略句,然而根据句法,它却没有所能共享主语的前句,因此严格来说它们都属于病句。当然,本文并不是一篇教读者辨识句病的语法讲义,而是要追问为何这些口号中都省略了主语?省略的主语是什么?

毋庸置疑,这种省略了的主语还原后所指向的皆是同一个主体,即党或政府。使用省略的作用在于该句的主语为不言自明之物或人。因此,官方口号的潜在政治含义在于确认并强化了主语的主体作为该句动宾成分的唯一合法性和不容置疑的位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正是通过省略了主语的主动句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不言自明性甚至不需要符合现代汉语语法。

而在上述“被自杀”、“被就业”等形式的被动式句法中,省略的不是主语而是动作发出者。将其省略还原后不难发现其与官方口号所省略的主语为同一主体。然而,把主动语态转换为被动语态绝不是一篇语法练习题。我们知道通常在下列三种情况使用被动语态:不知道谁是动作的执行者;没有必要指出谁是动作的执行者;只需强调动作的承受者时。

首先,自杀、就业、结婚等在语法理论和日常生活中主体不可能“被”的动作和行为却发生了,主体的确不知道谁是动作的执行者,他沦为一个被动的客体。我们的政治环境和教育理念一向都把主体,把“人”视作历史和政治“宏大叙事”的螺丝钉,人无法在其中获得自主权,有的只是对没有确定面孔的“人民”的颂扬。个人只是历史洪流中一个无法抵抗,只能顺从的角色。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动作的执行者是谁,即使知道也并不能改变“被”的命运,总之你只需按照输入的政令代码完成一段程序运算。

其次,确实没有必要指出谁是动作的执行者了。正如官方口号中不言自明的主语一样,在所有事件的背后都是那个不言自明的同一执行者。隐去了动作执行者一方面是主体在严厉的言论控制中进行表达的一项策略,也表现了动作执行者在主体的反抗中的不安,它必须借助于无所不在的关键词过滤机制,从而隐藏起自身的不洁。公共领域里的政治批评着实已经无需言明他批评的对象是谁,也无需使用隐喻、反讽等修辞来婉转表达。对付新闻联播里农民工“幸福”地数着钱,灾区人民“感恩”正确领导等叙事的最好方法就是加上“被”字,就即刻撕破了其政治话语的伪装。

最后,使用只需强调动作的承受者的被动式也是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官方口号的主动式语句中的宾语所进行的反抗。保留了主语的被动式,是将事件主体进行还原,然而当人试图重新获得了主体位置时,他却无奈成为了政治操作下的牺牲品。从宾语到主语,主体并没有获得任何权力,他仍然是一个行为被动的接收者,主宾位置互换所试图产生的权力关系的反转却在主动式反转为被动式时所抵消。这或许是所谓“以人为本”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即使你是人,一个解放了的、拥有自由的人,但仍然逃不脱你被动的地位。

“被”与不及物动词搭配的奇异搭配,既是中国社会的怪异之处,也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因此“被”字是中国史上最短的黑色幽默。在个体试图颠覆政治权力话语,扭转宏大叙事中主体人的被动地位时,他却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当我们不必再使用被动句,人重新占据主语的位置时,才能说我们是历史的“主体”。

至少,“被”是一种获取话语权的努力。

刊载于《1984先锋队》 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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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仇富,但很仇腐

在gmail上方的网络剪辑栏里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富人阶层首先背叛了中国经济”,作者是薛涌。google了一下发现这篇文章被转载的次数很多,依此进去后发现每个转贴的都没有说明来源。Gmail剪辑的来源是《中国新闻周刊》,可能因为其太“低俗”而被屏蔽了,所以未能访问,也就不知道原作出处了。

薛涌是谁我没多大兴趣。该文的主旨大概是,在中国经济的困难时期,富人并未花钱去“启动内需”,而跑到国外去消费。

我不是富人,也不是薛所讥笑的某个“保护富人”的大经济学家。但该文对“富人”的指责颇有些避重就轻,薛文中说看到“中国富人在美国疯狂购物、疯狂赌博”等事,这个“中国富人”主语颇为含混。一直以来,我所能了解的去“疯狂购物、疯狂赌博”的人群更多是我们的官僚——因为是公款,所以就不在乎多少,因为在国外,所以才会“疯狂”。

在经济困难时期把矛头指向富人还不如指向假名公务考察的政府官员,去发掘更多那些坐进口轿车、戴进口表、抽天价烟的官员。

另外,把”纯粹的富人“去国外消费说成是背叛,这个词语很“爱国”,我想就是普通人看到美元贬值去多购买些个东西也不用扯上背叛吧。

退一步说,薛也不过是个半道学者,按照其所说的理论推断,这些跑去国外消费的中国富人虽然没有直接拉动内需,但在国外的消费刺激了该国经济增长,进一步说也就是国外经济增长了,最终间接地拉动了中国出口。因此,富人没有拉动内需却可能推动出口,又有何背叛可言呢?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学者们要是没有改善经济的良策,就不要制造出些仇恨和指责,沉默一下总比胡说八道好。

总结:我不仇富,但很仇腐

09年春晚的三点体会(新闻通用稿)

09年的春晚很不错,准备的很充分,反映了08年一年的大事以及30年来的变化,也满足了各个阶层人士的口味,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丰富的新年大餐……(此处省去5000字),在节目内容上也非常具有创新意识,体现了前领导人号召的“与时俱进”的精神。

下面我谈三点体会:

首先,白岩松从新闻类节目进入综合晚会类节目主持,体现了白岩松自身的转型,也为今后新闻节目主持人提供了榜样。白岩松主持综合类节目能将主持新闻类节目特有的风格带入晚会,让人民群众能在放松之余还不忘记一脸严肃。但不希望新闻主持人在新闻类节目中加入的娱乐节目的形式。

其次,本次春晚节目策划人受到某某电影的启发,也启动了植入式营销,将广告无形的插入至相声、小品等节目中,开创了XXX历史上的第一,也是有春晚以来节目内容与广告结合的首要创新……(此处省去3000字),开创了语言类节目植入式广告的先河……(此处省去2000字)

最后,本次春晚的舞蹈类节目也融入了许多创新元素。比如首次舞蹈表演者成为舞台背景,而舞台背景成了舞蹈表演的主角,突破了原有表演者和舞台背景缺乏互动的旧模式。而现在这个舞台背景,加入了更多的科技因素,体现了我国在制作大型电视节目上走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节目内容上,此次舞蹈类节目也首次将魔术融入到节目表演中,是跨节目类型的首次尝试…….(此处省去10000字)

左撇子、右撇子和左右互搏

最近过多地关注了“左右之争”,多数新左派并不认为自己左,汪晖就认为是右派给他套的帽子,甘阳认为左右的分歧是在自由之内的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的分歧。秦晖认为左右应该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底线“上。也有人不屑于左右的说法,或者中国根本没有左右之分(至少在西方的意义上)。

昨日和硫化铜聊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左右派测试,于是在网上找到了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北大未名版)。虽然,测试的一些问题也有些不清(或见莫之许的分析),但基本上也可以分辨左右。

我的测试的结果是这样:

政治立场坐标 1.6

文化立场坐标0.8

经济立场坐标 0.6

数值的正负在-2和2之间,正数是右,负数是左。

至少从结果上看,我已经属于右派无疑了。在中国,带上右派的帽子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不但有史为证,而且总逃不掉遭遇围攻的境地。莫之许说,“左派大致包括了支持特定政治制度稳定化、正统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这五个大致群体,他们之间本是有诸多冲突的,但由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对手——拥护自由市场、市民社会、有限政府、民主选举的右派。”

在此,还是要为这个测试结果申辩一番,因为数值总抹去了对于特定问题的看法。

1.特别是在经济上,我赞成个人的经济自由,但不反对凯恩斯主义,提倡社会福利,重视公平;当然当下诸多新自由主义者都没有右到没有良心的地步,他们对于社会不公往往比提倡者新左派付出了更多的实际行动,徐友渔批评说:”新左派的批判和反抗精神从来都是避实就虚、舍近求远,他们可以唾沫四溅地痛骂另一个半球的美帝国主义,而对身旁的不公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我认为,经济领域所奉行的原则是效率和公正间的平衡,无论是自由竞争还是宏观计划,政府失灵和无效率的时候需要较多的市场竞争,而市场失灵就允许政府的介入,而最重要的前提在于政府中立

因此,我的经济立场就向左滑动。

2.文化上我不大能欣赏精英文化,也在批判大众文化,所以倡导的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有所选择,但意识形态总能在默默的发挥着影响,无论左派和右派在对待文化上都应持一种批判性的立场,在这方面,我同意罗蒂的意见。因此,也没有过多好说的。

3.在政治立场上坚持民主,反对不受制衡的权力。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坚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政治即公共领域中应当坚守一种最基本的纲领,一种最低限度能保证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自由意见表达,只有在这种制度框架内,一种争执才是有意义的,否则都是自说自话而已。

4.在政治上的坐标系数明显高于经济和文化方面,我想是在坚持了最为基本的政治立场上,文化和经济上都是可以商谈的,也就是丹尼尔·贝尔所反对的决定论,不论这种决定论是马克思的还是帕森斯的,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是一体的,或者用许纪霖的话说是整全的(许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政治自由主义,而是整全性自由主义,从现实的需要还是理论上的完整上讲是对的,而这样依旧还陷入了传统的形而上学)。

泛左派们大抵是不赞成这样的划分:他们相信意识形态,又反对意识形态。相信意识形态是因为其认为国家需要控制言论,主动的导向一种价值观念;而反对意识形态则是左派的理论使然,他们学习的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套话语体系,阿尔都塞、葛兰西、法兰克福等等无不把意识形态作为批判的首要目标。

最后,划分派别不是要抱团去斗争,而是要看清楚在很多争议的问题上,各派大致的取向。回避和无视左右之争都是不能解决争端。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在三个立场上有负有正,让我想起了金庸小说中,周伯通发明的左右互搏术,其实如果放弃掉决定论的思路,每个人在不同领域里正负不相同就很好理解。因此,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是能基本在政治上得正而经济和文化领域为负,这样每个人可能都是左右互搏的高手,而不是像左撇子或者右撇子那样只会一种拳法。

2008年度经济领域15个关键词

转载务必联系作者。

1.救市

谐音“救世”:上帝不忍看到人类在世间所受的苦难时就选中或派遣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世人。“救市”即一个自愿充当“救市主”的政府通过其手中的权力来对市场的混乱实施医就。前者不相信人类的理性,后者不信任市场的万能。“救市”最初源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抛弃古典自由主义,而主张政府对市场实施干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声势渐微,然而在本轮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中又重新受到各国政府采用。在中国语境中,“救市”往往成为政府在股票市场熊市时的一项重大职责。近期,“救市”的范围扩大至房地产领域,因而,“救市”又可看成是政府的一种“自救”工作。

2.次贷危机

“次贷”是指次级按揭贷款,相对于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贷款机构通过将这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发放给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还款能力证明,或者负债较重的次级按揭贷款人,从而获得高于普通按揭贷款的收益。次贷市场的繁荣源于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扬,然而自2004年开始美联储连续17次调高利率提高了房屋借贷成本,并促发房地产价格下降后,导致大量贷款人还不起房贷而出现按揭违约,贷款机构收回的抵押资产价格缩水,为贷款机构提供融资的投资银行随后严重亏损,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海啸(见金融海啸)。如今,“次贷危机”已波及实体经济。

3.断供

由于房价的持续下跌,通过按揭贷款购买的房产变现价值已经远远低于需要偿还的贷款总额,对于物业持有人来说房产已大幅缩水,甚至变为其自身的负资产,因此很多贷款人停止向银行偿还贷款。这种现象最初出现在曾经领涨全国房价的深圳市,随后一位自称地产研究员的网友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房情谍报:断供已过千亿,次贷危机浮现》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接着多家报纸电视台进行跟踪报道,从而引发了一场“深圳断供潮”事件。不久后深圳银监会出面澄清深圳未出现断供潮,随即国务院也派遣一支调研小组赴深圳调研。受深圳断供潮影响,国内多个城市出现了“退房潮”现象。有人指出,夸大炒作“断供潮”属于房地产利益群体向政府寻求救市的“逼宫”事件,然而无论这是否是一出人为炮制的事件,但最终政府还是选择了救市(见救市)。

4.熊市

又叫“空头市场”,指证券市场(通常指股票、债券、期货、外汇等各种交易市场)价格走低的状况,与“牛市”(多头市场)相对。“牛熊市”其来源说法不一,通常作为象征意义使用,并非指买卖牛熊的市集。一般来说熊市经历的时间要比牛市短,历史上最长的熊市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2008年随着中国两大证券市场指数从高位迅速跌落,加之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股市业已进入熊市期。同时也使得那些在高位买入股票的新股民第一次认识到了,“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格言。

5.平准基金

就是政府建立的一种用来熨平市场波动的基金,它通过在股市暴跌时买进,在股市暴涨时卖出的方式,以期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与中国古代政府“贱即买,贵则卖”的调节市场物价方式相同。平准基金往往被当作救命稻草,每逢证券市场低迷、股价大幅下跌的年头,对它的呼声就日渐高涨。从2007年11月底开始,受美国次贷款危机及国内证券市场过度扩容影响,中国股市开始大幅下滑,股民期望政府通过平准基金救市(见救市)。然而在一行政上过度干预的股票市场里,平准基金往往会造成在其入市时股市暴涨、退市时股市暴跌适得其反的结果,难以发挥熨平的作用。

6.大小非

“非”是指限售股,又称“非流通股”,其股东包括法人股和国有股。大非是指占总股本5%以上的大规模限售股;小非是指占总股本5%以内小规模的限售股。将股本划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即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特有的现象,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最终迫于市场压力下流产。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又称“股改”)其本质仍是国有减持的延续,但这次将法人股也纳入进来。本次股改中限制了一些上市公司的部分股票上市流通的日期,即大小非,这些原非流通股在股改后将可以上市流通,即“大小非解禁”。根据规定,“大非”在股改两年以上方可全流通;“小非”在股改一年后方可全流通。2008年,此前处于限售状态的非流通股纷纷限售期满,进入“解禁”高峰,有人预计本年度解禁股总数将达到1353.64亿股,使本已低迷的股市雪上加霜。

7.拐点

原是微分学上用来理解和描绘曲线外形凸凹转换的切线点。然而在2008年一开春,几个房地产开发商撇开了“拐点”的高等数学语境,将这个词带入楼市,用来比喻房地产价格将由上升转为下降。其中王石一方认为2008年中国楼市将遭遇“拐点”,潘石屹一方认为“拐点”还远没有到来,而任志强则别出心裁地认为政策有拐点房价无拐点。年末评论此争论,且不论在观点上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楼价实际上的回落可能标志着房地产“暴利时代”的终结。政府也一改抑制房价的政策,转为救市,改用任志强的话说“房价有拐点,政策亦有拐”。

8.土地流转
又称“新土改”,媒体称之为继1952年和1978年的土地改革后,中共领导的“第三次土地革命”。新改革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转让、出租或抵押)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他们获利以便定居城市。土地流转一方面使农民得以从原有土地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另一方面也将使“隐形失业”人口凸显,加大原本严峻的就业市场负担。如果城乡的户籍、教育、医疗、养老等二元制度屏障不能及时得到改变,那么失去土地又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将迅速“赤贫化”,演变为“流民”,从而酿成新的社会问题。

9.金融海啸
当“危机”一词已不足以描述这场自2007开始的一系列金融灾难时,人们便借用离我们不远的那场“海啸”来形容这场全球性灾难。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见次贷危机)爆发后,最初受影响的只是那些直接涉足房产及按掲借贷业务的公司,随后危机波及到与房地产无关的普通信贷,到2008年,这场金

10. 燃油税

是一种针对燃油消费者而征收的直接税及消费税,目的在于引导机动车使用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国将于2009年1月1日其开征燃油消费税。燃油税改革是将原先的养路费计入油价收取,其原则在于“多用油者多缴,少用油少缴”。而先前实行的养路费实际上是一种定额费,即不管机动车行驶与否,每年都要缴纳相同的费用。“费改税”的呼声持续了11年方才出台,除了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因素外,背后涉及到交通部和财政部、中央和地方等相关利益方的角逐。燃油税开征的最终确定将使小排量、低油耗车型受消费者欢迎,促使汽车行业的产品结构调整,也将改变消费者对私家车的依赖。

11. 赢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自2006年开始,每年举办的一档全国性商战真人秀节目,获胜者可以获得企业提供的一笔数额不菲的风险投资,至今已举办三次。从节目创立的出发点而言,它至少是一个比“超级女声”更能吸引眼球和参与者的不错创意:其一,节目运营有企业的赞助,再加上赢者的千万元奖金,就能让人趋之若鹜了;其二,比起那些“低俗”的少男少女的卡拉OK比赛,“赢在中国”吸引那些商业精英或是打算成为商业精英的人士参与,在“格调”就高出了许多。但其最终只不过是抄袭了“超级女声”商业模式的另一场“超级商务男”选秀而已,创业的成功远不是演播室里的辩论+成功企业家的点评+风险投资奖励。

12. 雷曼兄弟

一家国际性金融机构及投资银行,《财富》500强企业之一,然而受美国次贷危机(见次贷危机)影响,先是财务出现巨额亏损,其后股价低于1美元,在裁员近六千人后寻求国际买主,而与美国银行和英国巴克莱银行收购谈判相继搁浅,最后雷曼兄弟公司不得不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其负债达6130亿美元。至此,雷曼兄弟成为继贝尔斯登(出售给了摩根大通)和美林(出售给了美国银行)之后,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垮掉的第三家,仅剩下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转换为银行控股公司。投资银行作为次级债金融产品的创新者,也成为次贷危机的最终受害者。

13. 内需

相对于“外需”出口而言,通常在国际经济形势逆转、出口下滑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内投资,刺激国内消费来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以及外贸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见金融海啸),国家出台的4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其中主要就是增加基础设施,即扩大内需中的扩大国内投资部分,从短期看效果较为明显,而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仍在于国内消费的增加。然而在经济形势低迷、就业不景气的状况下,政府不应紧盯着消费者的钱袋,增加消费者承担不起的支出,1998年扩大内需政策的结果就是将消费者难以独自承担的医疗、住房和教育推向市场,从而导致了房地产价格泡沫、医疗和教育混乱。

14. 跑部进京

又称“跑部钱进”。在全球发生金融海啸(见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之时,为拉动内需(见内需),国务院计划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投资刺激经济。此方案出台后,各地政府和企业纷纷前往国家各部委,打探消息、推介项目、争取投资。用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话说:“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因此,“跑部”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下,就成为一种权力寻租现象,有了“跑部”的“钱出”,才会有随后的“钱进”。经济学在此又找到了一个“双赢”的案例。

15. 阴谋论
源自于宋鸿兵编著的《货币战争》一书。作者以超人的想像力和推理能力将18世纪末的英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林肯、肯尼迪等美国六位总统之死这些豪不相干的事件统统看成是一个叫做罗斯柴尔德的银行业家族的阴谋,该家族正是通过对货币发行的持久控制,至今仍控制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该书在中国将要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出版,本身代表了一种保守的声音,然而把金融市场开放当成是一出外国势力试图“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和制造中国经济“有控制的解体”的阴谋,纯属一种臆想,因此推荐给那些喜欢《达芬奇密码》的文学爱好者读一读尚可。

我们带着自由言论的口罩和不受蒙蔽的眼罩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孟复在哈佛大学发表的题为《我所感知的中国》的演讲中说:在北京人们可随意评时政 没人认为不妥。。。。。。云云

用两幅图评论一下十分妥贴:

图为巴西媒体协会为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做的公益广告。

图里的文字翻译成英文是:

The censorship never gives up. It always return disguised. 3th of May, world day for the freedom of press.

中文意译为:我们带着自由言论的口罩和不受蒙蔽的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