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经扯谈

古人的“隐”是融入自然，我们的“隐”是占有空间。但是我们期许逃逸的这块私人空间已被商业侵占的所剩无几，现代化的通讯传媒技术穿透了钢混结构的坚实墙壁。你不会忍痛关掉手机、拔下电话插头，也绝不能拒绝预留好的有限电视接口。关掉它们，我们就会无所适从，惧怕自己可能错过了“重大事件”——毕竟现实生活有太多的“重大事件”需要我们去费神操心——而沦落为一个“落伍半秒者”。

民国时期的新儒学，将儒学改造为能包容民主和科学的“道德-精神”价值体系，与宋明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相去不远；八十年代的海外儒学的复兴，其主题是儒学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试图用儒家伦理来发展资本主义，并以此来疗救韦伯的西方资本主义痼疾；新世纪的国学热，成为普世价值丧失后的后现代文化读物和新兴中产阶级的观光景点。国学/儒学的历次复兴与沉寂只不过成为不同时代里各取所需的民族情感皈依和政治操纵工具。

不出所料，抗震救灾没几天，政府就抵挡不住”全国人民的热情”了，官方又来这个了：
汶川大地震使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抗震救灾。（此处省去500字）当前,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一手抓抗震救灾,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立足本职尽全力,扎扎实实作贡献。

由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创作恳谈会”，于 5月17日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聚集了三十余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德国等地的不同年龄阶段、有影响的诗评家、文学批评家、文化批评家、诗人和哲学美学方面的专家，朱大可、徐敬亚、耿占春、杨小滨、张柠、张闳、万书元、王鸿生、李森、李震、张清华等。会议对来自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四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及其相关话题展开热烈研讨。

话语权争夺的关键就在于谁可以写诗和谁可以评诗。精英派抱着怀旧的感伤情怀悲叹诗歌在当下的没落以及消费文化对纯洁诗歌的侵蚀，并哀怨诗歌边缘化的“宫怨”；大众派自然不肯示弱，扬言所有流行歌曲、网络写作俨然已经彰显了诗歌的极度繁华。

巧好读柏杨的年龄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候，也是一个容易反叛的季节。如同父权社会对少年青春期的性压抑一样，柏杨的书属于“禁书”。因此，读柏杨就有了另一番“偷尝禁果”的暗爽，那种对父权社会的恣意谩骂，对领袖圣人的冷嘲热讽，都是少年思想上反叛的鼓噪音。

无论是西方的“后学”还是东方的“新学”，一种理论有助于分析的都可以拿来借鉴。但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则必须是在融会贯通各种理论后，从自身开出一道路来，而不是直接将某国的经验行之。但这条路，绝不是官方的“中国特色”。

不是办证者迎合了社会需求，而是社会滋养了办证者，因为这是一个崇尚证件而非才能的社会。办假证者只是为一个人有自信和能力的人提供一张与有真证的庸才提供竞争的证明而已，如果一个岗位只需要高中毕业就可以做的却把门槛抬高到本科以上，那么求职的高中毕业者就完全需要办证，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弱者对抗社会病态的方式。

，嘉宾的选择显而易见地暗含了节目有目的的筛选，主持人/记者的提问已决定了嘉宾的观点。
所以，“嘉宾观点”是电视台提供观众一种“优势观看地位”的尚方宝剑，起到巴特所谓的“接种”效果——即用来防治危害扩散的危害疫苗，让观众重新回归主流意识形态怀抱的摇篮曲。

经济学常举着“社会学科中的数学”的旗帜，侵入到其他社会学领域，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帝国主义”。然而，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与政治密不可分，因此，20世纪前的很多经济学著作常冠以“政治经济学”的书名。由于马克思的特殊贡献，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到了20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学家则力图摆脱与政治的牵涉，企图像数学、物理学那样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纯粹科学”。

在官方的认可中，农村选举是作为一项推进民主改革的巨大举措。不过可惜的是，仅限于村官而已。然而仅仅这个村官的选举，却大有问题。

当踏上火车时，就打破了我多年不回家乡的记录。的确，我想把这一路见闻记录下来，但忘记带的却不是笔，而是记录的习惯。农村不需要书写，因此这些字就不是记录，只能算作是回忆。

詹明信（F.Jameson）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恰只在19世纪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其二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大部分工人无产阶级仍不相信这种理论。詹明信认为马克思用辩证历史观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经济基础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种理论；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意识形态（ideology）学说，资产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工具欺骗和掩盖其剥削工人的目的。

虽然Jameson认为后现代主义是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也即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然而，这种立场为我们提供了可以选择的方向。这种立场来自于罗蒂，提倡一种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首要的假设是反对伤害他人，在此前提下，自由主义允许多元化的观点、不同的生活方式共存。

在这个国度里，任何时候总有“政治课”围绕着你。研究生也不例外，“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必修科目。而这位女老师在课堂上要求每个人要进行发言，主题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十六世纪以来，以实验归纳和直观演绎为基础的科学大大地增进了人类的知识与自信，然而，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在经验上使人们相信，正如经历了中世纪后的欧洲人曾相信一样，这种增进，明显得演变为对知识的盲目崇拜和自负。

无论是官方电视台上台海问题专家还是台湾的知名人士，留给普通人的印象（特别是象我这种不懂和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是台湾的政治局势一篇混乱。至于其他一些声音，我们听不到。

然而，幸甚，网络提供了一个可以发表个人见解的空间，在我的这个空间里，只有我牢牢的把握了这个话语权，那些可能读到此文的大家学者们，也仅是个看客而已。

我想对于这样的训练是学生们极其乐于参与的，就功能目的来说也可以培养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这恰恰是我们的“素质教育”所缺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