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的新儒学，将儒学改造为能包容民主和科学的“道德–精神”价值体系，与宋明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相去不远；八十年代的海外儒学的复兴，其主题是儒学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试图用儒家伦理来发展资本主义，并以此来疗救韦伯的西方资本主义痼疾；新世纪的国学热，成为普世价值丧失后的后现代文化读物和新兴中产阶级的观光景点。国学/儒学的历次复兴与沉寂只不过成为不同时代里各取所需的民族情感皈依和政治操纵工具。
自明代中后期始的两三个世纪里，各种西洋新知已缓慢地渗透到中国的知识体系中，但两种迥然相异的观念体系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冲突，也不可能出现西学对中国传统的系统颠覆，因为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源以及自给自足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足以消化和重新阐释所有外来的思想。1840年以来，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君主专制政体无法抵御欧美资本主义的空前挑战，儒学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晚清出现了各种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经学、诸子之学以及佛学等复兴都试图在中国思想的框架内来应对时事的变化。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彻底改革成了知识阶层的“共识”，因此“戊戌变法”试图“托古改制”而建立“立宪君主”的梦想破灭，并非单是叶赫那拉女士的阴谋，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传统官僚君主制的合法化基础的丧失。革命的种子已经在1895年种下，因此1912年清政府的迅速垮台就在情理之中。
儒学丧失了千年以来的物质载体，其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功能被斥责为各种问题的根源。“打到孔家店”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旗帜，中国要走向现代必须要破除这个“万恶之源”，正是它导致了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虽然有部分知识分子试图挽救儒学，但军阀政客们对儒学的政治操控却进一步败坏了儒学的名声。
但“西化论”热情的鼓吹者们（包括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整个思想界，另一些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的凶险之途，也认识到了西方出现的各种危机，三十年代起出现的“新儒家”，其重要的思想家包括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等人，虽然他们思想的差异甚大，但他们都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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