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王，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构建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由少数哲学家统治。一度这种设想，被欧洲历代思想家当作是对哲学的最高奉承。在启蒙时代的人眼里，中国简直就是被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家。然而，哲学的这种地位，在近代以来渐渐失宠。
哲学王退位
目前综合大学的学科设置，一般划分为三大部门，这也是目前人类知识领域的一般划分方法：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和人文学科（Humanities）。
自然科学包含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
社会科学下则囊括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
最后划分在人文学科领域内的有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历史等等。
这样的划分基础在于，自然科学基本上是与人的行为不相干的科学，也就是说，无论人类存不存在，这些科学都是成立的。而社会科学是有关人类行为和活动的，但这些学科能够冠以科学（Science）的名称，则是使用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准确的说包含实验、统计和数理等方法。
只有剩余未能使用科学研究方法的才被划分到了人文学科领域里，并且不能加上科学（Science）的头衔。
包含在社会科学的那些学科，大部分之前也没能使用上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像是经济学，只有很晚近的时候才加入了数理工具。其他学科也都拼命地将自己的研究方法予以数学化后，才能带上科学的头衔，社会学加入了统计，心理学加入了实验，就连政治学也加入了博弈论。
哲学，曾经为各个学科所思考的根本性和普遍性问题提供答案，但现如今却越来越变得爱莫能助。先前有思考政治学本质的政治哲学，思考经济学的经济哲学，还有教育哲学……，当一个学科进行到最核心的部分，总能碰见哲学家，然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却不多见。
在柏拉图眼里的“哲学王”为何到现在只成为了普通人眼里纯粹的思辨？是这个时代不需要哲学家了，还是哲学家不能为这个时代提供有益的解答了？
大部分时候，是后一种情况，就是哲学家日渐在书斋里，沉浸在前人的大部头巨著中不能自拔，对其余学科领域里的进展不闻不问。而那些号称能够改变世界的哲学家，无非是一群左派之徒，大肆吼叫着口号，声讨所有“政治不正确”的思考者。
1970年代的转变
1975年，当福柯出版《规训与惩罚》一书的时候，西方正值反文化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高峰时期，左派人士自此迅速占领了欧美各大院校的领地，至今岿然不动。
在这个眼花缭乱的年代里，女权主义、嬉皮士、性解放等运动一波接一波。在人文学科领域，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统统被归入一个叫做“后现代主义”的一锅粥里。
他们从各个领域里，瓦解着启蒙运动以来奠定的理性，批判着真理的唯一性，把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转变为福柯的“知识就是权力”。
就在相对主义当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挥舞着“解构之刃”入侵各个领域的同时，一批生物学家开始发起的“革命”，渐渐反其道而行之，一步步把哲学家逼入死角。
也是在1975年，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综合》一书，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一书。这两本书都引起了传统人文学科领域里的学者群起而攻之，威尔逊一度还受到激进分子的威胁。
与此同时，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走向了融合，生物学与心理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在各自的交叉领域里，慢慢获得认同。
在经济学领域，心理学家率先发起了反叛。1970年代的时候，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做的实验开始引起很大反响，1981年他们出版了《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提出了前景理论。随后行为经济学一个崭新的领域崛起，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进行批判。
心理学也从原本的斯金纳行为主义笼罩下走了出来。认知科学开始与心理学合流，乔姆斯基掀起的认知革命，加入了神经科学家的助威，认知心理学代替了行为主义成为心理学的范式理论。同时，也是在1975年，塞利格曼出版了《习得性无助》一书，开始推动积极心理学的普及。
用爱德华·威尔逊在《知识大融通》一书中的话说：
我有幸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分子生物学的英雄时代、地质学的板块构造理论，以及进化生物学的现代综合学说（modern synthesis）。目前，则轮到了大脑科学的发展。
而脑科学方面的进展，也来自于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传统哲学领域里的话题，认知、情感、人性、道德等等，心理学、脑科学、遗传学和进化论从各个方面予以了夹击，而这些最新的研究，哲学家们要么闭耳不闻，要么干脆将其统统归到“本质主义”、“还原主义”或是其他他们所讨厌的“主义”里。
哲学有没有可能成为科学？
在三大知识领域里，特别是社会科学，并不像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遭受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是遭受着来自“生物学帝国主义”的蚕食。
社会科学中最先受到影响，医学与生物学的研究结合早已经不是新闻，生物医学已经是一门热门的前沿学科，神经生物学与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结合带来的认知科学也是人工智能的热门领域，社会学和人类学在演化生物学层面进行着击撞，教育学里认知科学的结合让我们重新为儿童和学习奠定了心理生理基础。经济学与心理学结合的行为经济学，也将进一步与演化理论和认知理论相结合。
宗教、文学、艺术和历史，也都在与认知科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结合中，产生出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现在，只剩下了哲学。已经有哲学家认识到了危机，例如丹尼尔·丹尼特，可以算是一位开明的哲学家，也是一名认知学家，确切的说是生物哲学家。
至于哲学，这个冥想、研究未知的学科，则是一个正在逐渐缩小的“自治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把哲学尽可能地转变成科学。
这句同样是来自演化生物学爱德华·威尔逊的话，而他的这本《知识大融通》，更是能够惹恼所有哲学家。寻找学识的共性，为其他学科提供一个生物学基础，还在用启蒙时代的理性观念，来整合和“融通”各个学科？
信奉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人要跳起来骂街了。因此，可以想象爱德华·威尔逊在1975年出版《社会生物学:新综合》一书遭遇到的敌意有多么大，那是个各种左派运动、女性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人竟然说要建立一门社会生物学。当时就有学者就指责说，威尔逊下一本书的主题应该是：仔细分析一下社会生物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什么不同。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上就是纳粹主义、希特勒、大屠杀的同义语。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就被当作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批判。
威尔逊是位谏言者，也有很多生物学背景的学者以实践者的姿态，接管了哲学家的话题。
斯蒂芬·平克的《白板》一书，直指洛克的“白板说”，而《心智探奇》里，更是从人类心智到推理思辨能力、情感与社会关系等层面一一用生物学的最新认知予以解释。
埃亚尔·温特、格尔德·吉仁泽用演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对于情感与直觉的研究向伦理学、社会学发起了挑战。
丹尼尔·丹尼特的《意识的解释》、《心灵种种》从人工智能到神经科学，重新思考传统哲学的话题。
总之，他们都在用科学的方式，思考着哲学问题。
……
总结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分离，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专业化的分工让研究者们彼此不知道在做什么，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家自我越来越封闭，不能够虚心学习其他学科进展导致的。
哲学家幸好也未曾做过王，因此也不必忧心生物学家称王之后是否出现希特勒问题。用基因的观点理解我们是一回事，但把“自私的基因”等同于“自私的人类”，把雄性生性好色等同于为强奸辩护又是一回事。
人类和动物没什么差别，但并不表示我们没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