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了解艺术史的人来说，要想看懂毕加索之后的一些抽象画，是有些费力的。例如，下图这幅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画。
虽然对于不懂绘画的普通人，基本上可以认定，这幅画是一副人工作品，而不是几亿年前由落叶和枯枝留下来的一副化石。
而对于懂些艺术的人来说，这幅画中的线条、颜色以及笔触等等，有个大致的了解和体会。但要进一步去理解这幅画，那就要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个“滴画”代表作之一的波洛克，其创作理念、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进而才能“看懂”这幅画。
但也先别如此肯定，下面一幅画就容易让专业人士误入歧途。这副绘画，同样也带有波洛克式的抽象。
我们同样也可以用解读波洛克“滴画”的方式，去理解这幅画[1]：
整个画面布满了纵横交错、无边无际的线条和颜色，线条和颜色之间也没有主次的区分。
尽管画布呈现出的空间是有限的，而画面中的线条和颜色并没有被限制住，它们的动势给人的视觉感受是继续向外延伸和挥洒，延伸到画面之外的空间，使观者的眼睛一旦进入画面便久久不能离开，仿佛进入一个三维之外的空间。
这幅画实际上是由一头26岁的印度尼西亚雌性大象塞拉（Sela）创作的作品。去过东南亚国家旅游的朋友，想必也会去观赏一下大象绘画。
贾雷德·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一书中，也引用了美国画家对大象画的评价，当然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判断[2]。
抽象表现派的权威威特金（Jerome Witkin，美国纽约雪城大学艺术教授）的反应更热烈：“这些画抒情奔放，美极了。它们看来自信、沉稳又有力量，感情充沛却收放得宜，太不可思议了……这些画太优雅、纤细了……这些画表现出画家善于以画笔喻情，信手拈来，皆有情致。”
艺术家对于大象画的反应和解释，我们通常有个词语叫做：过度解读（或过度阐释）。在对电影、文学作品的理解上，我们就常常解释出超过原作者的想法，甚至有人（罗兰·巴特）认为：作者已死。还可以在后面加上一句：读者称王。
但这里我们不去理会罗兰·巴特和福柯的“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或是翁贝托·埃科意义上的“开放的作品”等关于文学理论的话题。而是要进一步讨论我们如何与外星人接触，信息如何解读。
侯世达（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在他那本奇书：《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中，区分了信息的三个层次。与上面我们对于如何认识绘画可以有如下对应关系：
框架信息，即我们可以判定信息是什么，在油画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分辨是否是由人创作的、有意义的信息；
外在信息，即我们可以理解信息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例如对于绘画我们可以从线条、光线和构图等方面，也可以从风格去建立理解；
内在信息，也就是信息所包含的意思，波洛克的油画如何理解，就建立了解码机制。
侯世达以我们在海边散步时候遇到的漂流瓶为例，我们根据漂流瓶就知道这是一个人工制品，肯定包含了一些信息，与海岸上的一块石头完全不一样。
当我们打开漂流瓶，我们看到一张纸条，上面用日语写了一些话，这些话就表明了自身是用日语写的，而不是用俄语或者汉语写的，这就是外在信息。
如果我们恰好认识日语，就能够了解到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读懂了这张纸条的内在信息。它或者是一封情书，或是一个求救信号。
框架信息的意义非常重大，这让我们能够迅速识别人工制品和天然制品的区别。然而前提是假说，我们拥有相同的认知能力。
那副大象所画的画，就颠覆了画家和普通人的框架信息理解能力。我们假定，只有人才能够艺术创作，让人超越于动物。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一书里，所要批判的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
许多人都认为：人类独有的特质中，以艺术最高贵——它就像说话的能力一样，将人超越于动物之上，为人/兽之分立下了明确的界线；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艺术与语言都不是动物所能企及的。——出处同上
看到了一副大象画，艺术评论家（上文引用的抽象表现派的权威威特金）用旧有的认知框架去理解，认为其可能是一副波洛克式的画作，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大象也有艺术天赋。
同样的，我们在外太空播放音乐（旅行者金唱片）或者用无线电波来计算外星人数量（德雷克公式），也在某种方面犯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有序的、可理解的音乐或信号，在外星生物看来，可能根本无法理解。
我们以为的宇宙杂音，或许正是外星生物进行交流的信号。而我们播放的唱片，在外星生物看来，可能与漂浮在太空中的小行星无异。
我们可能把波洛克归入到“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中去，这样就获得了一种解读波洛克画作的能力，这就是“外在信息”，或者叫“解码技术”。看懂一副绘画，我们就是在为其进行解码，解码的钥匙就是风格。
然而，风格、解码或是外在信息，并不能促进我们的理解能力。知道了波洛克属于“抽象表现主义”风格，仍然无助于你理解他的那副《秋韵（30号）》。正如，我们拿到了漂流瓶上的那张纸条，只知道是用日语写的，在不了解日语的情况下，你仍然不知道它写的是什么内容，它只是告诉了一个信息：我是用日语写的。
外星人捕获了一张我们发送在太空中的唱片，并假设他们分辨出了唱片与陨石是非常不同的，唱片里面包含着什么信息，但他们仍然无法破解信息的内容。我们的那个唱片只是告知了他们，“你看，我不是一个陨石。”
至此，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悖论中：
“在你理解任何一条消息之前，你必须有另一条消息来告诉你如何理解这条消息；换句话说，存在一个具有无穷多层次的消息体系，这就阻止了对任何消息的理解。”
—— 摘自侯世达：《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
然而，我们人类是依然能够辨识框架信息和外在信息的。无论是一个中国人收养了一位美国孩子，或者是一位黑人收养了一个中国人，在父母所说的语言环境中长大，这些孩子都能够学会父母所说的语言。然而，把一只黑猩猩放到任何语言背景的家庭中去，它所能学会的语言数量非常有限。
也就是说，在语言能力上，我们的基因里就配备了一种“硬件”，让人类的大脑能够去学习不同的语言，这是一种先天的能力。罗塞塔石碑用三种语言记载了法老的诏书，成为了破解古埃及文字的关键。而之所以能够破解，是因为人类内置了语言结构，虽然语法、词汇和字母不尽相同，却有固定的结构。
虽然从海洋里的浮游生物到人类这种复杂的哺乳动物，其基础的构成依然是简单的四个碱基配对而成的DNA序列，如同人类的语言能力一样，有着同构的一致性。
我们拥有同一的架构，也就是理解信息的“框架”能力，进一步可以识别出“外在信息”，那么如何读懂漂流瓶上的一段日语，或是看懂波洛克的抽象绘画，还是破解罗塞塔碑上的象形文字，剩下的只是寻找一把钥匙，去打开内部信息的硬核了。
只是，这不大适合于外星生物。如果空中落下的雨滴或是一次电闪雷鸣，是外太空生物发送给我们的信息呢？我们不去换一种框架去尝试，就可能当作一种无用的信息丢弃，如同外星人与太空中的唱片擦肩而过，用通信的手段来计算外星球高智文明的数量，恐怕也只能是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