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看中国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从《马可波罗游记》到“中国风格”，从“黄祸”到“红祸”，为何中国在西方那里时而肯定时而否定；为何“中国的现实越糟，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反而越好”？周宁教授梳理了1250年至今750多年里“西方的中国形象”之变迁，归纳为两种形象原型六种形象类型：以1750年为转折点，前500年里“西方的中国形象”主要为“大汗的大陆”（1250-1450年）、“大中华帝国”（1450-1650年）和“孔夫子的中国”（1650-1750年）三个类型的演变，其形象原型为乌托邦化叙事；而1750年后则分别在“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帝国”和“野蛮的帝国”三种形象类型交叉中将中国意识形态化。
作者声明其研究采取的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而非“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后者“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之分，而前者“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表述，自我构成或创造着意义”，因此重要的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又如何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
因此基于这种“后现代的”研究视角，作者认为，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种中国形象原型的意义取决于西方文化心理对自身的认同。”于是，当西方文化在1250-1750年间处于变革期时，就把中国构建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从中观照体会到自我缺憾、焦虑不安与变革的冲动，因此西方建构的三种乌托邦化形象类型就是西方变革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如同“中国现代接受西方的影响，经历了器物、制度与思想三个阶段”一样；而在1750年前后恰恰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张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基本确立，因此1750年也成为了西方中国形象史的转折点，“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乌托邦进入意识形态，成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不再是批判西方的现存观念秩序，而是巩固这一秩序”。
作者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蓝本，以福柯的“权力话语机制”为理论基础揭示了中国形象如何作为西方的“他者”，在西方自我历史叙事中发挥功能。如同有人对赛义德的身份提出的质疑一样，伍晓明也质疑了周宁的身份（见乐黛云主编的《跨文化研究》2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是否也是对“西方的中国形象”本身的想象，即在研究这个问题前首先要研究的是“中国的西方形象”。然而这种质疑的实质可能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否能研究西方的问题，是否有对西方的霸权提出质疑和解构的权力，从而对身份的质疑可能就完成了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肯定。
赛义德是面向西方读者用英语写作的非西方人已经受到了各方面的抨击，而周宁作为一个面向中国读者用中文写作的中国人，其身份就更值得怀疑吗？虽然周宁对于自己研究视野中的“西方形象”本身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大中华帝国”时期里，中国被西方期望成为一个真实的、制度完美的帝国的想象就多少把北意大利各城市所
追求共和自治的历史排除在外，把西方750的历史当作整体的“宏大叙事”也带有作者自己所批判的“程式化”倾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只有西方人自己才能研究（西方人虽然自称有反思和质疑的传统，但并不排除他们陷入到西方中心主义中），因此周宁就有了这样的矛盾处境，如其书中所揭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实际情况无关，那么这本书也就与中国形象在西方如何无关，只与中国当下需要何种“西方的中国形象”有关了。然而，这种无关至少是难以成立的，且不论是中国现实的何种机缘促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问题，中国人如何回应这种东方主义，即中国如何在“西方的中国形象”里完成其自我东方化或者如何做出回应的问题，就是“后现代式”的研究视角所无法回答的。我们或者只能把其视为文化接触中的相互竞争、冲撞、冲突和相互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