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传统“执两用中”的实践智慧不同，在西方语境下凡试图妄谈“超越”的人，往往会享受到四面夹击的“热遇”。例如这个“反叛”了英美“分析哲学”并积极汲取欧陆“人文哲学”思想的理查德·罗蒂。
“倘若有人以为最佳的思想处境是受到政治右派和政治左派两面相等的力量攻击的处境的话，那么我巧好处于这样一个处境当中。”这是理查德·罗蒂在其自传《托洛茨基和野兰花》的开场白。他在哲学上以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本体论、反表象主义认识论等“后现代主义”立场冒犯了“右派”，而其在政治上坚持最低纲领自由主义和政治改良立场又冒犯了“左派”。
两种话语
罗蒂区分了私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两种话语有着不同的原则。诗歌、小说、宗教、哲学等都属于私人话语，个人在此领域中追求自身的精神价值和乐趣；而政治、法律则属于公共话语，判断这个领域内的进步不是向某个终极目标的接近而是距离人类不公正和悲剧的遥远。
这种区分与丹尼尔·贝尔有相似之处。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不赞同功能主义的“共同价值”决定论，因为这两者都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结构上相互联系的体系，而贝尔认为现代社会应该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领域：社会机构（主要是技术经济秩序）、政治和文化。这三个领域“互不重合，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遵守不同的规范”。技术经济秩序的核心原则是“功能理性”，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文化的中心原则是“自我实现”。且不论社会领域内三者是否有明显的界限，但作为一种分析模式，贝尔的划分有重要的意义。
罗蒂的私人话语与贝尔的文化概念有着众多的重合，但罗蒂的后现代立场自然不会赞同贝尔这个“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罗蒂坚持一种多元文化的观念，但在政治领域，罗蒂却是个坚决的“自由主义”信徒。
罗蒂把政治作为一种实践，其坚守的最低纲领是：不伤害对方，他反对任何为自由建立哲学基础，并提出以希望代替预言。
基于政治和文化两者的区分，罗蒂才在启蒙的问题上与哈贝马斯有了共同的基础，他将启蒙划分为政治计划和哲学计划。启蒙的哲学计划即企图以理性替代宗教而成为人类思考的基础，因此他认为，这种计划在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下业已崩溃。但启蒙的政治计划并未失败，而是取得了一点一点的进步（达尔文的进步）。
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或文化政治学，罗蒂则认为是从实际政治领域的撤退。这一点与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想》里的观点不谋而合，伊格尔顿认为恰恰是60年代政治运动的失败，才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撤退。但罗蒂并不同意左派继续革命的激进立场，而是希望人类能在一步步的改良中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
中国的现实
中国现代以来，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所秉承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则可以纳入到罗蒂的框架下分析。
在文化领域，科学的工具理性已经在社会中牢牢的树立，因此知识分子的任务是继续秉承后现代的批判精神，解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急需一种反思启蒙的勇气和信心。
但在政治领域，则应继续秉承五四民主口号。努力在政治实践中倡导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原则，即以不要伤害别人为底线。
在此两种划分下，对于新儒家、后殖民主义等思想才会有深刻的理解能力。要不然，任何秉承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都可能成为政治可滋利用的手段。在此并不是要以理性、普世价值等传统哲学词汇去论证，在这方面很可能成为新左派以西方中心论等学术话语瓦解和批评的靶子。
因此，在人 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上，我们都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公民，而不是学院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