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你走了,请留个我一把翻墙的梯子
Google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中国市场了。或许当初就不该来这里,冒着背弃自己企业精神“不作恶”的信条,当初引起了多少网民的争议,原来Google也不能背离资本的逻辑。
现在Google决定走了,却迎来了一片掌声。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或许应该学习。
Google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中国市场了。或许当初就不该来这里,冒着背弃自己企业精神“不作恶”的信条,当初引起了多少网民的争议,原来Google也不能背离资本的逻辑。
现在Google决定走了,却迎来了一片掌声。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或许应该学习。
作为观看或是“被”观看主旋律电影的观众来说,我不得不承认,至今在观看这样的电影时,仍然会有一种莫名的体验。特别是在英雄人物英勇就义时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之类的台词时,浑身冷不丁的会激起鸡皮疙瘩。
国家与个人之间在感谢词上的排坐坐争夺,显现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南辕北辙。正如周洋的父亲所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出自肺腑的。如果副局长的德育推行的顺利,那么恐怕我们今后也难以听到这样令人感动的感谢了。就像那位从小就被灌输了先感谢集体、感谢领导的幼儿园小朋友,已经学会了盛行这个国家的两套话语: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最简介的“潜规则”定义。
“被”与不及物动词搭配的奇异搭配,既是中国社会的怪异之处,也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因此“被”字是中国史上最短的黑色幽默。在个体试图颠覆政治权力话语,扭转宏大叙事中主体人的被动地位时,他却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当我们不必再使用被动句,人重新占据主语的位置时,才能说我们是历史的“主体”。
林志玲,无疑是该片最大的亮点,比起《赤壁》里演技的青涩,在《刺陵》里显得放开了许多,也更加游刃有余。因此,可以得★★★★★。
我是困在镜中的你
Erasmus Mundus 2010年开始为提供博士奖学金,见这里。
其中唯一个人文领域的博士项目叫EMJD – Cultural Studies in Literary Interzones(文学交叉区域的文化研究)。由N所欧洲大学和其他地区国家学校联合培养,最终颁发2个主要学习学校的博士学位。
有人说,《金钱帝国》是王晶秉持其风格的又一部烂片。无论这种评价对这部影片来说是否尖刻,但却如实的反映了香港廉政公署(ICAC)成立前后香港社会的腐败不堪。撇开王晶的水平不谈,《金钱帝国》至少引起了人们对香港廉政公署的再次注意,以及引发对于大陆一直以来反腐毫无见效的反思。
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如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证明了民主是远离极端主义最好的方式。压制只会让其更加危险。
民主不仅限于选举。它涉及教育、宽容以及建立诸如司法制度和自由出版等独立机构。
安德森在其书开篇就说,免费是我们“即熟悉又不解的概念”。此书为我们带来很多丰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bundance)的有趣观念,同时它最后又留给我们很多未解之谜。免费的观念如此广泛,包含了诸多迥异之物,因此要给出一个概论的确很困难。安德森在书后列了一张建立在免费基础上的50种商业模式的清单,或许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一种模式应用到自己的领域。仅仅需要强调一下这张冗长且多样的清单,就知道把握免费这个含糊的概念很难了——确切说是相当难了,特别是对于一本从Jell-O开篇的书。
西方期望富裕、全球化和政治整合能让中国转性为一位温和的巨人,一只熊猫而不是一条龙。1999年时老布什宣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时间掌握在我们手上。”然而,雅克说这是一个幻觉。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而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
上篇博文只是翻译自国外的一篇书评,又是在评价另一本在国外所出版的书籍。似乎根本无关乎中国政治,发在豆瓣上时就以莫须有的理由被删除了。
共产主义所允诺的涅磐产生了一种混合物,它集成了屠杀、谎言以及随后由专制官僚所奉行潜规则。但重新思考时已为时过晚。共产主义体制所显示出的持久性,部分原因在于利用特权来驯化和恐吓人们独立思考,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紧紧控制了语言和信息(泄露或传播信息会背上不爱国的罪名)。随着信息特别是那些有关专制体制所伪造的历史和经济失败的信息的传播,共产主义出现了裂纹。国族主义也是对共产主义有效的溶解剂,特别像在波罗的海国家,他们会觉得自身是由一个外来帝国所奴役的民族。
微软,给予了我们很多,但却限制我们走的更远。抛弃他,跟着Google轻装上阵。
《风格指南》是为《经济学人》的所有记者提供的写作向导,相信对中国童鞋们的写作也会相当的有帮助的。
20世纪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德国电影、小说等艺术甚至是哲学思想不能绕开的话题就是思考极权主义问题,无论它呈现为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的法西斯主义,还是苏联笼罩下的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两种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个人自由在此间让位给了集体精神、民族精神,更是以此集体和民族的幌子压制个人自由。
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如果把“平庸的恶”的论点推到极端,那就是要所有德国人都必须为“大屠杀”负责,同样,所有苏联人也必须为“大清洗”负责,因为每个人都在“平庸的恶”中纵容了这种体制,那么谁该为资本主义的暴行负责呢?每个人在这种体制下都在履行着同“平庸的恶”一样的工作伦理。最终,谁都没有为此负责。
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规划”(project of modernity,哈贝马斯语)尝试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一种普世的、永恒的价值,把人从过去的宗教和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规划”的理念渗透至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城市规划与建筑上就是现代城市主义。
提起“地理学”,我们很自然地会从中学残存的知识库里,调出一幅幅早已模糊的地图——地势地貌图、国家区划图、资源分布图、气候气象图、交通路线图等等,仿佛地理学就只是地图册而已。把地理当作人类生活的背景或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又或者是文化差异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都是对地理学的误解。前者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迂腐观念,后者是环境决定论者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