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蓝本，以福柯的“权力话语机制”为理论基础揭示了中国形象如何作为西方的“他者”，在西方自我历史叙事中发挥功能。如同有人对赛义德的身份提出的质疑一样，伍晓明也质疑了周宁的身份（见乐黛云主编的《跨文化研究》2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是否也是对“西方的中国形象”本身的想象，即在研究这个问题前首先要研究的是“中国的西方形象”。然而这种质疑的实质可能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否能研究西方的问题，是否有对西方的霸权提出质疑和解构的权力，从而对身份的质疑可能就完成了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肯定。
其总的观点是，儒家的很多方面是与现代性是并行不悖的，且不论余英时对儒家的重新阐释是否恰当，也且不论那种理想能否在当下中国实现，但就其假借儒家来宣扬一种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而言，就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对于快乐和娱乐的新教式压抑，本身只是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Postman在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发达资本主义或者消费资本主义时代里对电视文化所持的强烈苛求和鄙视态度至少让人觉得他似乎生活在19世纪或者更早时代。
“西方白人”是殖民主义理论攻击的对象，其主要理论来源是A.W.Said；“男性”是女性主义理论攻击的对象，理论来源自弗洛伊德；“中产阶级”是大众文化理论攻击的对象，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而电视作为一种表征或符号，符号学是其最上手的分析工具。当然，还有将其中某二者三者结合起来的理论，如阿尔都塞、拉康、巴特、穆尔维等等。
把观众理解为被动的收视者，而不是主动的理解者。然而，电视生产节目，观众（复数）则生产对节目的解读即文本。所以，J Fiske认为文化就是一个为意义而斗争的场所。电视节目制作者并没有能力完全将其意识形态的意义垄断，不同的观众依据自己的文化境遇对节目产生了不同的解读，从而从解读中得到正面的或反面的快乐。
如果后现代在你看来只不过是建筑师或作家或艺术家或导演的前卫表演，虽然不至于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先锋那样受到批评家和大众们的强烈谴责，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宽容之心，但你是不是还是在心里不那么接受它。
柏拉图认为这样的国家拥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品性，在找到了智慧、勇敢和节制后，最后一个就是正义了。于是柏拉图指出，正义就是那个能够使节制、勇敢、智慧在这个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那个品质（433B-C），而这个品质就是“有自己的事情干自己的事情”
满足只提出问题，却常常不想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寻找问题的答案，竟以为自己可以象苏格拉底那位助产妇一样能会在回答者的话中找到“真理”。
以前说起一个朋友来，总劝他为人处世莫要急功近利。然而，自己当下的处境却十分相像，由此才真正的体会到了那种迫切地想做出某种成就，干出一番事业的心态。
这部历史，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思想如何影响到了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如何影响了思想的方向。这不是一部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史、也不是一部点鬼薄，它澄清了我们的许多误解。在叙述思想时，作者风趣的语言（也可能是翻译的风趣，也许也并没有，只是我的错觉）让人并不感到乏味。
民主选举只适合在个性差异不明显的情况下，用多数人的意志去强制少数人服从。因此它并不比君主制或者帝制有多大程度上的益处，反而在君主制下更注重团体的意愿，这样的“团性化”（具有不同个性的团体属性）从学理上更为“人道主义”
《红楼梦》，这本不知令多少国内知识、非知识分子狂恋的章回体小说我却只读到过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晴”便难以下咽了。昨日，因刘先生将其捧为圣经，也就借道书店买来读之。不想，悻悻读到了第九回便兴趣全无。
若此，那么爱因斯坦所言只要载上了高于光速的机器，便可以回到过去的、让人充满希寄的想法其实很难实现，不仅是没有高于光速以及能量无穷的机器，更是因为只要向后退一秒，它便被吸入无底的黑洞中。
平日里我们的思考方式以及认知方式自以为还算另类，却不知这种不自觉的跟随流俗文化的风尚早是若干年前某位顶级思想家们通过身边的几个追随者的推动，继而再到文化先锋的传播者呐喊，到我们手里便成了恰如折扣店的便宜货般。
从最宏观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出现是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二大转折点。第一大转折点是生命从非生命物质中进化出来。在第一大里程碑式的转折之后，所有的生物种类都通过适应其生存环境，以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但随着人类的出现，这一进化过程发生了逆转。人类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今天，……人类很快就既能改变自己的基因，又能改变其所处的环境，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二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也即将来临。
德国二战后的小说、电影以及整个思想界特别是民众都在反思为何在二十世纪前的50年里自己国家就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小说中作者以律师之后，责问民众为何在大火烧死囚犯的时刻不挺身相救而又在事后指证当事人的罪过。这正如一个拍摄溺水现场照片的记者，在报纸上感叹社会缺乏恻隐之心，而从不会想到自己也有这份责任以及能力。
对于黄仁宇对我最大的影响就莫过于此书的第一章中关于中国不能产生也未曾产生资本主义的论述了，重要的不是他的观点的新奇性，重要的是它用材料和史实支持了我先前的看法——当然还只是看法，构不成观点，因为我的立论点在柳宗元的封建论，以及中国社会有没有所谓从原始到奴隶再到封建的转变
哲学（在此，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差别似乎不足具道）正如数学所曾经期望的那样，确定一个自明的公理，然后依据演绎逻辑推论出众多的结论，并以此来解释或者预测经验现实。而当数学中，集合论的公理化所遇到的罗素悖论使这种想法破灭，尤其是哥德尔提出了其证明，关于一致性与完全性在一个系统中不相容的证明，即所谓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
翻译是选自罗素的《哲学问题》的第十五章——“哲学的价值”，英文如下：
广义相对论说，重力和加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均匀加速的话，车手没有体重（重力）的变化，只有在车启动的瞬间和转弯的地方以及换档的片刻随加速变化。但是了解到通常一场比赛车手必须换档2500次,平均2秒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