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宫廷的角度研究了贵族和国王们在围绕女人所消费的巨大奢侈品，较弗洛伊德早一些从性解放的角度提出了性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从意大利到荷兰，从南欧到北欧，从西方到其殖民地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在宫廷的地方最先出现了城市，而他们所消费的奢侈品促进了城市繁荣，而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及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行业中恰恰都是奢侈品生产。 虽然宋巴特在此书中关于为什么奢侈促生了资本主义的论述过于简单和缺乏说服力，但这并非是此书的目的。与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生产不同，他更多的从消费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因此，到底在资本主义中生产重要还是消费重要，是不同经济学派的分歧，这可能也恰恰是为何宋巴特被划为经济学家的原因。但这样也使得宋巴特在书中对于洛可可艺术的分析较少被人提起。这一时期的色情史尚需要细致的研究。
作者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蓝本，以福柯的“权力话语机制”为理论基础揭示了中国形象如何作为西方的“他者”，在西方自我历史叙事中发挥功能。如同有人对赛义德的身份提出的质疑一样，伍晓明也质疑了周宁的身份（见乐黛云主编的《跨文化研究》2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是否也是对“西方的中国形象”本身的想象，即在研究这个问题前首先要研究的是“中国的西方形象”。然而这种质疑的实质可能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否能研究西方的问题，是否有对西方的霸权提出质疑和解构的权力，从而对身份的质疑可能就完成了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肯定。
由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创作恳谈会”，于 5月17日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聚集了三十余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德国等地的不同年龄阶段、有影响的诗评家、文学批评家、文化批评家、诗人和哲学美学方面的专家，朱大可、徐敬亚、耿占春、杨小滨、张柠、张闳、万书元、王鸿生、李森、李震、张清华等。会议对来自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四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及其相关话题展开热烈研讨。
话语权争夺的关键就在于谁可以写诗和谁可以评诗。精英派抱着怀旧的感伤情怀悲叹诗歌在当下的没落以及消费文化对纯洁诗歌的侵蚀，并哀怨诗歌边缘化的“宫怨”；大众派自然不肯示弱，扬言所有流行歌曲、网络写作俨然已经彰显了诗歌的极度繁华。
在记忆里，只有陈道明饰演的电视剧《末代皇帝》。却不知道还有一部这样的电影，获得9项奥斯卡金像奖，那就是尊龙和陈冲主演、Bernardo Bertolucci执导的The Last Emperor。我没有去考证，是前者的热播造就了后者还是相反… 阅读更多 »东方主义的溥仪
巧好读柏杨的年龄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候，也是一个容易反叛的季节。如同父权社会对少年青春期的性压抑一样，柏杨的书属于“禁书”。因此，读柏杨就有了另一番“偷尝禁果”的暗爽，那种对父权社会的恣意谩骂，对领袖圣人的冷嘲热讽，都是少年思想上反叛的鼓噪音。
两部影片都是极具“现实”——这种“现实感”来源于导演对于叙事的强调，他们都很少用背景音乐来渲染，纪录片式的镜头也都增强了事件发生的真实性。但比起《苹果》来，《左右》对于白血病、离婚等等设置都显得较为勉强。不说《苹果》里北京小巷的破旧和脏乱，香港商人林东身体的炫耀性首饰，郊区的工地等等的真实，最重要的是，这些事件就像你生活中所遇到的或听到的一样，梁家辉所饰演的港商完全可以获得金像奖最佳男演员：与员工的滥交、和110的亲密、对于金钱的坚信等，而王梅这个中年女人对于丈夫的滥交的无可奈何，性报复等，安坤的反复无常。虽然众多的偶发性都巧合的发生在一部戏里让人多少感觉有些戏剧性。
《迷墙》这种反叛式更可能是西方60年代运动的源头，而不是《放大》这样存在主义，因此无论是《放大》是《迷墙》的结果或者相反，或者两者同时并在，他们都构成了中国80年代青年人的精神“火炬”，并可能在本世纪10年代的青年人那里继续传递着。
其总的观点是，儒家的很多方面是与现代性是并行不悖的，且不论余英时对儒家的重新阐释是否恰当，也且不论那种理想能否在当下中国实现，但就其假借儒家来宣扬一种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而言，就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无论是西方的“后学”还是东方的“新学”，一种理论有助于分析的都可以拿来借鉴。但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则必须是在融会贯通各种理论后，从自身开出一道路来，而不是直接将某国的经验行之。但这条路，绝不是官方的“中国特色”。
对于快乐和娱乐的新教式压抑，本身只是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Postman在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发达资本主义或者消费资本主义时代里对电视文化所持的强烈苛求和鄙视态度至少让人觉得他似乎生活在19世纪或者更早时代。
在中国，凡是被禁的，在地下市场总是很火。也正是因为被禁，才给观看者带来了特别的心理，一种闯入禁区、偷尝禁果的愉悦。同时也正巧满足“西方鬼子”对中国极权的想象，以及批评时的实例。也正因为如此娄烨的避开，才使得广电总局如此光火。
比如《彼岸》里那个对着摄影师调情的女演员，那个宣扬自己人生哲学的大男孩，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熟悉的“摄影师”，这个人与他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个“摄影师”朋友却“出卖”了他/她，把他们交给观众去审视。
而真正能摆脱这种审视者地位的纪录片，才是一个好的片子。
不是办证者迎合了社会需求，而是社会滋养了办证者，因为这是一个崇尚证件而非才能的社会。办假证者只是为一个人有自信和能力的人提供一张与有真证的庸才提供竞争的证明而已，如果一个岗位只需要高中毕业就可以做的却把门槛抬高到本科以上，那么求职的高中毕业者就完全需要办证，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弱者对抗社会病态的方式。
，嘉宾的选择显而易见地暗含了节目有目的的筛选，主持人/记者的提问已决定了嘉宾的观点。
所以，“嘉宾观点”是电视台提供观众一种“优势观看地位”的尚方宝剑，起到巴特所谓的“接种”效果——即用来防治危害扩散的危害疫苗，让观众重新回归主流意识形态怀抱的摇篮曲。
“西方白人”是殖民主义理论攻击的对象，其主要理论来源是A.W.Said；“男性”是女性主义理论攻击的对象，理论来源自弗洛伊德；“中产阶级”是大众文化理论攻击的对象，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而电视作为一种表征或符号，符号学是其最上手的分析工具。当然，还有将其中某二者三者结合起来的理论，如阿尔都塞、拉康、巴特、穆尔维等等。
观看的复杂相互作用是电影所特有的。对如磐石般积重难返的传统电影成规的第一个打击（已经由激进的电影制作者开始实施）就是让摄影机的看在时空中获得物质性的自由，并且解放观众的看，使它成为辩证的、超离感情的。毋庸置疑，这破坏了“隐身客人”的满足感、快感和特权，而且着重揭露了电影是如何依赖于窥淫癖的主动的/被动的机制的。女性的形象继续被盗取并用于此目的，她们至多不过是把这种传统电影形式的衰落看成是感伤的憾事。
把观众理解为被动的收视者，而不是主动的理解者。然而，电视生产节目，观众（复数）则生产对节目的解读即文本。所以，J Fiske认为文化就是一个为意义而斗争的场所。电视节目制作者并没有能力完全将其意识形态的意义垄断，不同的观众依据自己的文化境遇对节目产生了不同的解读，从而从解读中得到正面的或反面的快乐。
经济学常举着“社会学科中的数学”的旗帜，侵入到其他社会学领域，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帝国主义”。然而，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与政治密不可分，因此，20世纪前的很多经济学著作常冠以“政治经济学”的书名。由于马克思的特殊贡献，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到了20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学家则力图摆脱与政治的牵涉，企图像数学、物理学那样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纯粹科学”。
在官方的认可中，农村选举是作为一项推进民主改革的巨大举措。不过可惜的是，仅限于村官而已。然而仅仅这个村官的选举，却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