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驶入海角七号
记得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大致知道这是一部关于海船失难的电影 ,由于有江主席大力推荐,再加上先前受的都是革命影片的“熏陶”,我径直以为这部片子可能是褒赞某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舍己为人地搭救遇难的乘客,最终牺牲了自己,成为英雄的事迹。
记得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大致知道这是一部关于海船失难的电影 ,由于有江主席大力推荐,再加上先前受的都是革命影片的“熏陶”,我径直以为这部片子可能是褒赞某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舍己为人地搭救遇难的乘客,最终牺牲了自己,成为英雄的事迹。
受美国影响,国内楼市价格大幅度下跌,中国百姓认识到,房价下跌最终最终受害者是自己:一旦中国楼市大落、房价大跌,中国百姓家庭的资产就会大幅缩水,部分贷款购房的家庭甚至会变为“零资产”、“负资产”,并可能因此引发大量“断供”事件,甚至拖垮银行。 房地产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也是带动性很强的龙头产业。一旦中国楼市大落、房价大跌,必然导致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进而拖累建筑、建材、家电、设计装潢、金融保险、广告传媒、旅游休闲、餐饮娱乐等行业,造成经济萎缩、失业增多、税收减少、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
一向号称最懂中文的百度,也最懂国情,在关键词屏蔽上跟D中央紧紧保持一致。
而近日,央视罕见地在“新闻30分”连续报道了百度竞价排名的运作内幕,详见:
还是要反身思考一下,如果是我撞到了人,会不会先埋怨被撞的人走路不遵守规则,以避免被撞人可能的无理要求,然后心安理得的骑车走去,还甩下一句“下次小心点!”的话。没有丝毫歉意的表情,更别提走下车来将被撞的人扶起说声“你没事吧?”
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的问题在当今就表现为多元文化和普世价值的问题。以黑格尔式的发展、进步来整合是危险的。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如何在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或者说在多元文化和普世价值之间找到平衡才是重要的,而不是要么倡导有“中国特色”后就可以恣意妄为,要么提倡“普世价值”而舍弃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罗蒂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哲学本质主义,认为启蒙的理性话语在这种后学的四面伏击下业已溃散,而唯有启蒙的政治在当今才应该继续推进。这种政治实践不需要用哲学来建立基础。他提倡民主的、对话的、改良性的实用主义实践来推进人类宽容和避免残酷。
要不是《苹果》的被禁,这部电影的背景很可能是北京而不是昆明。
选一个边缘城市(从非中心的立场看并非边缘),至少是离政治中心较远的城市,在叙述上至少有很多便利,在广电总饭局的审查上也不大会因“政治不正确”而遭禁。
这是一部很Weird的电影,有点中文现在的流行口头语“诡异”的意思。你只需看就行了,或许最多再写个重构,却不知道该评价些什么。
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个社会主义者,但绝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是希望在经济上企求一种正义,自由经济的问题在马克思已经分析了,造成了贫富差距等问题,最终会损害“贫者”的经济自由,这就需要政府(仅指作为管理经济运行的政府)在“市场失灵”处出手,凯恩斯主义在一战后到70年代盛行,他挽救了“资本主义”,但却没有颠覆他,致使其走向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然而,70年代西方在经济领域出现“滞涨”问题(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派一般认为这两者是负相关的),由此出现了里根、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盛行。
当学校成为一种微型独裁组织的土壤,其培育出“祖国未来的花朵”必定是一帮表情木纳,渴望集体感和归属感的顺民。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已经想象不到除了服从、除了过集体生活,个人还能按什么样子来生活。
然而,现实中享受“潜规则”的人绝不会主动割舍掉自身的利益,更多的人则是希望进入这种“潜规则”的游戏,能为自身赢得不在其“选择集合”内的机会。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掌握了一项策略。国家权力允许民众对其规则持不同意见,但是通过各种手段已经为人们“接种”(罗兰.巴特)了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疫苗,因此所谓的“弱者的武器”不过是“强者的装饰”,“日常生活的抵抗”也成为“政治权力的赞歌”而已。
电脑在中国大陆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最新、最高代表时,以进步、进化、发展为宗旨的达尔文主义者们,才发现如此激烈的一场文革竟然还没有毁坏汉字。于是,1920年代左右的那场对汉字全面阻击战又重新激起了回响,它的“古老”再次成为诘难的口实(虽然已经过简化),并进而成为僵化和落后的代称,这场拉丁化呼声振聋发聩。
书写是历史的见证人,所谓“有史以来”即开始书写以后,它成为划分历史的标尺,所有未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只能诉诸历史学家的文学想象。书写同时也是历史的合谋者,留存文字的书写者垄断了远古的言说,剔除了他者的话语空间。而那些肩负挖掘最早书写文字的考古学家,被膜拜为民族的文化英雄,担当起“断代工程”的总工,梦想能推前史后史的时间刻度。
有两只被不同意识形态抚养的猫:一只“瞪得像铜铃”的眼睛黑白分明,着一袭黑色警装,单手开辆摩托,另手持枪射击状;另一只黄色虹膜的眼睛闪烁着“马基雅维利式”的诡笑,灰色的皮随时可能被扒下来,露出破旧的衬裤和茬茬的体毛。这两只喝着不同乳汁长大的猫,成为政治叙事的两个版本,又分别被不同的权力体系所嘉奖。
作为一只拥有反抗和颠覆力量的猴子,在专制体制下的中国一直被奉为英雄,这也是所有武侠小说中“侠客”的原型。约翰·富斯科 (John Fusco)的《功夫之王》(The Forbidden Kingdom)企图构建出中国神话的“指环王式”魔幻氛围,“盗用”或“抄袭”了妇孺皆知的《西游记》故事原型。让中国观众极为愤慨。去除掉文化背景来看一部影片,理解起来多少有些费劲。而这部电影放在中国上映时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古人的“隐”是融入自然,我们的“隐”是占有空间。但是我们期许逃逸的这块私人空间已被商业侵占的所剩无几,现代化的通讯传媒技术穿透了钢混结构的坚实墙壁。你不会忍痛关掉手机、拔下电话插头,也绝不能拒绝预留好的有限电视接口。关掉它们,我们就会无所适从,惧怕自己可能错过了“重大事件”——毕竟现实生活有太多的“重大事件”需要我们去费神操心——而沦落为一个“落伍半秒者”。
民国时期的新儒学,将儒学改造为能包容民主和科学的“道德-精神”价值体系,与宋明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相去不远;八十年代的海外儒学的复兴,其主题是儒学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试图用儒家伦理来发展资本主义,并以此来疗救韦伯的西方资本主义痼疾;新世纪的国学热,成为普世价值丧失后的后现代文化读物和新兴中产阶级的观光景点。国学/儒学的历次复兴与沉寂只不过成为不同时代里各取所需的民族情感皈依和政治操纵工具。
“倘若有人以为最佳的思想处境是受到政治右派和政治左派两面相等的力量攻击的处境的话,那么我巧好处于这样一个处境当中。”这是理查德·罗蒂在其自传《托洛茨基和野兰花》的开场白。他在哲学上以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本体论、反表象主义认识论等“后现代主义”立场冒犯了“右派”,而其在政治上坚持最低纲领自由主义和政治改良立场又冒犯了“左派”。
不出所料,抗震救灾没几天,政府就抵挡不住”全国人民的热情”了,官方又来这个了:
汶川大地震使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抗震救灾。(此处省去500字)当前,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一手抓抗震救灾,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立足本职尽全力,扎扎实实作贡献。